填补钱学森回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代表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他生平事迹之中，最广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就是克服重重阻力，忍辱负重、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故事。纵观钱学森的一生，这段历史不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和伟大里程碑，开辟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可谓这位科学家生涯篇章里最为浓墨重彩、遒劲有力的一笔。

    关于钱学森回国相关历史的研究现状，目前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段经历是钱学森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是研究者和大众都普遍感兴趣的中心话题。关于钱学森回国事件，自其回国之日起，美国《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我国《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有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涉及钱学森私人行李被扣、身陷囹圄、遭到驱逐等各个环节。这在当时的社会激起了热烈讨论，直到今日坊间依然津津乐道，谈兴甚浓，同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二，对于钱学森回国经历，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钱学森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类专著成果纷纷涌现，但唯独在最重要的归国经历方面，尚且没有专门性的著作。在已经面世的其他学术文章和专著中，也多为一笔带过，缺乏对这段历史的详细、完整、成体系的论述。

    正因如此，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张现民博士的《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一书于今年年初应时面世，实际代表着钱学森研究领域一次精彩的自我突破。这本书一方面以充实的内容，娓娓道来的笔调，充分满足了大众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的求知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钱学森研究的空白，犹如拼上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使得钱学森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完善度和系统性大大提升。同时，书中大力弘扬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诠释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负笈游学中国梦，科学报国赤子情”的炽热情怀，对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海外留学生归国，都有正面积极作用。

    本书主要讲述了在1950-1955年间，钱学森归国相关一连串事件的背景，起因，完整经过以及结尾和影响。

    订正若干史实

    在资料采集方面，本书的资料是多机构、多形态、大体量的广泛搜罗的成果。

    作者所采用的核心档案资料源自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组织过的两次资料征集，目的地包括美国加州理工档案馆、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分馆等地，资料多达1500余页。另外，还有钱学森好友马勃收集并托人送回国内的资料。作者还请托美国朋友，查阅到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美国最高法院的珍贵档案以及加州理工学院馆藏与钱学森回国当事人的访谈记录。作者本人还亲赴香港与国内多个档案馆查阅复制相关资料，还先后前往北京、杭州等地采访钱学森夫人蒋英教授、与钱学森同船归国人员以及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好友李佩等获得的第一手口述资料等等。这些资料形态不一，既有官方的档案、记录，也有个人的自述和口述，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版块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本书庞大而完整、细节翔实的资料体系。

    在资料的筛选和利用上，作者始终秉持着严肃的学术态度，用不同方法反复比对、验证资料的准确性，力求做到对历史的真实还原与重现，使得本书的叙述可信度极高。

    作者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资料互证方法。一是口述资料与纸质档案资料的印证。例如关于1950年钱学森遭遇牢狱之灾时的保释金金额，钱学森夫人蒋英教授的口述与资料记载发生了抵牾。后经作者查阅多份英文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缴纳的保释金金额确凿无误为1.5万美元，口述人的记忆存在偏差。是以书中采用了更为准确的档案资料所载数字，没有采用蒋英先生口述数字。又例如1950年钱学森打算回国时邮寄行李的收件人到底是谁，这是一直以来前人研究未曾涉及的问题。现在作者利用香港《大公报》通过邮寄地址反查到，此人姓黄，又通过搜索得到拥有同样地址的另一黄姓人士“黄美娴”。其后辗转通过相关人士联系到黄美娴女士，从她口中证实收件人名叫黄立富，是她弟弟。黄立富也正是蒋英教授姐姐蒋雍的丈夫。线索追踪到此，真相已然浮现，钱学森的行李收件人与他的关系也水落石出。这正是档案材料与口述相结合，最终追寻到真相的范例。类似这种口述与文献印证的例子，本书写作过程中比比皆是。盖因口述材料囿于口述者个人记忆力的局限性，再加上漫长时光的磨蚀，往往难免错讹，因此需要档案资料的对比与校正，提高其可信度。然而同时，口述资料又可以丰满、补完文献档案中所缺失的细节，同时某些关键信息可能只有相关人员的口中才能探知。因此，只有二者相互对照、参见，才能去芜存菁，追本溯源，最大限度还原真相。

    二是多国的不同语种资料的互相印证。例如钱学森回国与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作者即以中国外交部档案和美方档案两相印证，最终勾勒出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完整面貌。

    三是不同时间的资料前后印证。例如1995年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人员发表的《向祖国致敬》声明，被广泛采用的《神州学人》刊载版其实并非首发，而是转载。这个版本姓名排序与原版有所差异，本书经过比对之后采用较早刊登的《大公报》版本，更有说服力。

    提出一些新观点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钱学森回国这一事件放入当时的国际背景中去，先阐述背景，后引出事件，方法规范，缜密科学。同时，本书还谈及这一事件对钱学森一生的影响，显示了作者并非孤立、片面地对待这一事件，而是将它放在人物史的纵轴与世界背景的横轴上进行精准定位，这种方式拓宽了本书的深度和广度。

    整体风格方面，本书具有简练而厚重，准确而平易的特征。书稿虽只有三百余页，但其背后的海量资料与资料之间校对工作极其艰苦繁杂，唯有苦心治学、一丝不苟深入钻研，才能在大量基础工作的基础上，将碎片式的证据一一拼合，得出全貌。因此，书虽不厚，但其背后的用心和功夫不可不谓之深厚。作者的语言平实简练，准确易懂，如朴实无铅华的白描，与其“以事说史”的目的恰相吻合。在专业研究者眼中，本书有着翔实系统的史料价值，在留学生、知识分子、青年等非专业群体眼中，本书便于理解，易于读懂、读通，有着积极的引导、教育价值。

    本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和新思想。

    首先，本书不仅还原了钱学森回国的全过程，而且就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纠偏和校正。限于篇幅，不一一例证，仅举一例做出说明。目前，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于1955年6月15日写给陈叔通的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这不仅在坊间是这样的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作者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作者认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为了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特别是想利用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机会，努力赎回那些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军事人员。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出面，多次同有关部门沟通协商。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最终使钱学森回国。艾森豪威尔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他们还认为：“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终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作者还认为，8月份的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释放钱学森的机会。正当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中，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WilliamW.Godel）于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确认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古德温帕斯特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到1955年6月11日达到了白热化。国防部撤回了反对意见，如果钱学森要求出境签证，同意释放他。我们理解，美国国务院正在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在合适时候可以作出释放的决定。”文件还说：“这个事情早已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且他已同意释放他们。”文件同时抄送司法部。所以，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本书不仅如上所述，在史料上具有纠正错讹、还原事实的作用，同时还对一些历史概念和词汇的界定提出新的创见。一是“惧红时代”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指盛行于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的一种思潮，它的开始以参议员麦卡锡于1950年2月9日发表的演讲为标志，是以名为“麦卡锡主义”。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美国社会对共产党，对红色思潮畏惧的开始。1945年初，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特工在美亚英文杂志办公室发现了数百份标有“机密”印戳的政府文件。随即联邦调查局秘密接手，发现一批“同谋者”。本案成为战后美国笼罩“共谍”疑云的前奏。1947年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令，在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发起“忠诚——安全计划”，标志着对红色政权的恐惧现象进入一个小高潮。

    是以作者提出，“惧红”现象早于麦卡锡主义开始的时间，它是对这个现象本质的描述，代表了更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和民众被对红色政权的恐慌情绪所支配的情况。用指代范围更广、更形象的“惧红时代”代替“麦卡锡主义”来描述当时美国社会的这类现象，也许更加准确、合理。

    二是“忠诚调查”。关于忠诚调查，史学界有一个基本观点：美国的忠诚调查开始于杜鲁门时期。从学理意义分析，如果作为一种运动或者至少是一种大规模的行动，忠诚调查始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异议，甚至可以将其锁定在杜鲁门发布的9835号决议上。针对这样一种观点，作者提出，这可以看作是“忠诚调查”的狭义概念。但如果从广义概念看，“忠诚调查”是美国政府对居住在美国本土的本国公民以及外国侨民对美国忠诚情况所开展的调查，是美国有关部门颁发证件或者审核有关人员从事某一活动所履行的手续，因而成为美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重要举措，其起始时间可能要向前扩展多年。事实上，包括冯·卡门在内的许多外籍科学家都接受过“忠诚调查”，其范围和时间均比现在一般认知的要大。

    作者作为历史学专业研究者，在分析和研究过程中秉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仅还原事实，还在学术性和专业性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上述的一些内容，或者对事件顺序和起因结果的原有认知的颠覆，或者对历史概念的定义廓清，均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是“用事实说话”的严肃的历史研究精神的充分体现。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多机构、多形态的海量资料的支撑下，以在海量细致的基础工作前提下，以严谨、严肃、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筛选、梳理和比对，还原钱学森归国事件全貌，再将其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向读者呈现出来。人物研究往往会陷入拔高主人公、演绎主人公故事的泥淖，然而本书作者审慎地避免了空泛的抬高与议论，叙述以资料档案为依据，以还原历史场景为目的，呈现出钱学森经历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钱学森回国历史研究的空白，完善了钱学森研究的系统性，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是对史学界某些现有看法的有力挑战，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