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书社的元老们

    1979年春，山东省第一家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在济南成立。转眼间齐鲁书社已成立四十周年，步入了成熟的壮年期。

    1981年岁末，经友人推荐，又经齐鲁书社考核考查后，我有幸被录用任编辑工作。那时齐鲁书社成立不久，对外挂着“齐鲁书社”的牌子，对内还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齐鲁书社当时在山东省出版局的二楼上，南北两间办公室，在南屋工作的有创社元老赵炳南、苏昭民、李玉山、白萍生和年轻的刘锋，北屋的“山东省汉语大词典办公室”有孟繁海、黄毓林、梁修和年轻人于志强，我的加入成为齐鲁书社第十人。当时的齐鲁书社孟繁海是社长，对内是主任，赵炳南是总编辑，对内是副主任，我们很少称呼他们“孟主任”“赵主任”，都是“老孟”“老赵”地叫着，上下级关系很融洽。

    齐鲁书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出版本省或全国的高水平古籍整理或学术研究著作，“只要有学术价值，赔钱也出”。不久后扩大编制，扩充人员，成为编辑部、总编室、编务室、发行部和办公室齐全的出版社。齐鲁书社的前十年出版了《山左名贤遗书》（丛书）、《王献唐遗书》（丛书）、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海内孤本《兖州府志》（影印）、《说文解字义证》（影印）、《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等一大批古籍整理著作或学术专著。在齐鲁书社成立五周年社庆时，学者匡亚明亲书“文兴齐鲁，功在学林”予以祝贺，代表了当时国内学界对齐鲁书社的盛赞和期望。

    在这“黄金十年”中，当时的创社元老及后来从山东教育出版社调入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任主任的任笃行正老当益壮，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丰富的学识和编辑经验都对帮助我成为合格编辑有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孟繁海当时还兼任山东省的《汉语大词典》编辑工作负责人，身躯高大，嗓门也大，性格豪爽，敢于让小字辈大胆工作；苏昭民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最强，《山左名贤遗书》《王献唐遗书》等都是他策划并组织整理编辑的，他为人谦逊低调；白萍生是“老革命”，政治性强，即使是上级出现领导或工作上的问题，他也指出和批评，《清儒学案新编》是他的重要编辑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孟繁海升任山东出版总社领导，苏昭民、白萍生则退休。从工作联系、业务指导和生活等方面，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赵炳南、李玉山和任笃行。

    赵炳南（1929-2004），济南人，当时已年过半百，中等个儿，浓眉大眼，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有较高文学素养，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领导能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陪他到安徽屯溪参加全国《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还曾陪他去辽宁大连参加《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定稿会，曾听他谈起早年参加济南进步学生爱国运动和文学活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出版工作的一些往事，令人肃然起敬。

    在本社编辑工作中，他对下属知人善任，能充分调动和发挥编辑人员的潜能和工作积极性。我参加编辑工作不久，利用参加学术会议机会，组到郑逸梅、潘景郑、黄裳等先生的书稿及正在撰写或策划中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等选题，他都给予支持，并对选题的落实和最终完成给予具体的指导。

    赵炳南作为社领导，除在选题和书稿决审方面严谨外，还注意编辑工作的小细节。如编辑在发稿时，除填写图书征订单外，还要写二三百字的“新书简介”，我初对此不甚重视，他就向我讲鲁迅、巴金等当年也都写这类“新书简介”，对豆腐干大小的“新书简介”不能轻视，倒可以由此看出编辑的基本功。赵炳南是老济南，有一肚子“济南掌故”。他曾向我讲济南千佛山“山会”的故事，为此，我送他一本吴组缃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出版的《饭馀集》，内有《泰山风光》，文中描写泰山“山会”情景与济南千佛山“山会”相仿佛，可供比较。

    李玉山（1920-1995），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引路人。他是山东黄县（今龙口）人，高大魁梧，到山东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前，据说当过家乡的小学校长，后参加中共胶东军政文工团。我到出版社伊始，社领导委派李玉山帮我了解和熟悉编辑工作，他曾带我到省内、外省市拜访健在的齐鲁书社顾问和老作者：到山东大学宿舍认识了萧涤非、关德栋等先生；到上海拜识赵景深、王元化等先生；到南京拜访程千帆、沈燮元等先生，还结识了当时也还年轻的谢伯阳、屈兴国等先生；在扬州，拜见了蒋逸雪、徐沁君等先生，还特别拜访了任二北先生。这些老先生、老作者对李玉山的朋友般的热情和信任，给我上了当编辑的第一课。

    李玉山由于老伴没有工作，子女也多，因此生活上格外节俭，他买书花钱却又大手大脚。每当我们在当地完成工作后，常分头逛书店，他多去新华书店，我多去古旧书店，晚间我们相聚时，他是满载而归——他买的多是中外戏剧理论书，他甚至拿着新书向我津津有味地讲述国内外戏剧理论的最新成果。

    李玉山由于早年有编剧、演剧的经历，再加上他喜爱研读中外戏剧作品、理论著作，故有较深的戏剧文化修养和较高的戏剧理论造诣，所以齐鲁书社早期出版的戏剧戏曲方面的著作如《全清散曲》《全明散曲》等皆由他任责任编辑。

    另外尚有一件李玉山的故事是我现场所见，迄今仍历历在目。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李玉山与我南下寻觅已故章太炎先生高足汪东先生遗著。在上海，我们偶然找到了汪东的孙子汪尧昌，看到了汪东词集《梦秋词》稿本。汪尧昌还说汪东晚年尚有少部分集外佚作被汪东好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吕贞白抄录保存。当我们去拜访年事已高的吕贞白时，他又惊又喜，对齐鲁书社编辑不远数千里寻找汪东词作感到惊奇，又为他抄写的汪东佚作将与《梦秋词》合璧出版而高兴。当我们提到《梦秋词》后拟请汪东健在的门人写跋文时，吕贞白忽然大怒，大骂汪东健在的学生忘恩负义，并表示他们不配为他们老师的词集写跋文，更赶我们二人出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尴尬场面，就急忙退出门外，但回过头，没见李玉山出来。我再向门里望去，只见他正在和颜悦色地向吕老解释，齐鲁书社出版汪东遗著的建议就是汪东健在学生提出的，他又讲了许多内情，消除了误会，气氛恢复正常，吕老又重新与我们商谈合作出版的事情。当晚回到招待所，李玉山对我讲，当编辑就不要怕受气，有时为了一部有价值的书的出版，编辑组稿时可能碰壁，编辑加工时又可能被误解，这次吕贞白出于误会赶我们出门，但为了大局，编辑要能忍辱负重。他又给我上了一堂更全面的编辑业务课。

    李玉山已逝世二十多年，我也退休十多年，但我仍会经常想到这位长年作嫁衣裳而默默无闻的齐鲁书社元老。去年偶然与山东省表演艺术家薛中锐共同参加一次聚会，我偶尔谈到李玉山，他与李玉山也熟稔，谈到李老的为人，他感慨地连声说：“他是好人，好人啊！”我想，李玉山仍活在许多人心中。

    任笃行（1923-2008），山东菏泽人，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岛山东大学毕业。他也身材高大，但稍瘦，如玉树临风，又有好嗓子，据说当年他在山东大学时，每有舞会，他便引吭高歌为舞会助兴。他50年代便在山东人民出版社负责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我认识他是在齐鲁书社扩大规模、把他从山东教育出版社调到齐鲁书社任“文学编辑室”主任以后。

    任笃行到齐鲁书社时年事已高，但他事必躬亲，以身作则，为组织到高质量的书稿，不顾身体渐衰，南来北往。有一次我陪他南下，车到半途，他突然脸色发黄，眩晕难受，原来是颈椎老毛病又犯了。到了南京经过短暂的治疗和休息后，他又与我去拜访匡亚明、程千帆等先生。

    任笃行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人缘，他亲自组稿并且还承担许多重要书稿的编辑任务。多年以来，他组织编辑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校雠广义》及标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等已成为齐鲁书社精品书，可写入齐鲁书社的出版史。

    在我的印象中，他做事雷厉风行，决定了的事必须在规定时间里提前完成，几乎没见过他办事有拖沓的现象。由于他的“急”性格，我也曾吃过“苦头”。有一次我们到北京办事，因我携带着沉重的校样，便等着乘公交车与他一起想早到作者住处（那是80年代中期，我们头脑中尚没有乘出租车的念头），不料其时正处乘车高峰期，车少人多，两辆车都没挤上去，他有点急，便对我说：“离作者家仅两三站路，挤不上公交车，我们就走着去！”说完拔腿就走。他人高腿长，很快就把我甩在后面。当他早等在作者家门口，看到手提重物满头大汗姗姗来迟的我，方恍然大悟，歉然地说：“我太急了！”

    与齐鲁书社其他前辈多编而不作不同，任笃行编辑工作之余，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专题。特别是他退休以后，我仍与他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有时到他府上，常见他伏案工作，桌上堆满打开的书；或没在家，“又去大明湖了”，他是为了到当时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矻矻终日，披沙拣金，终于在晚年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我有幸任这部巨著的责任编辑，由齐鲁书社于2000年出版问世，成为上世纪末《聊斋志异》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以上仅是齐鲁书社的这些元老、前辈们经常出现在我脑际的片段速写剪影。斯人已逝，风范犹存，他们的创业精神、忠诚出版事业的情怀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激励新一代出版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