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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德国“马克思年”活动异彩纷呈，仅在其故乡特里尔就举办了四个大型展览和三百多场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四个大型展览包括莱茵兰州立博物馆和西蒙斯蒂福特市立博物馆的“卡尔·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生平、著作和时代”、教会博物馆的“劳动的生活价值”和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从特里尔到世界：卡尔·马克思，他的思想及其持续至今的影响”，它们以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形式具象地呈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犹太-基督教传统、近代启蒙运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变革等因素所构成的近代欧洲的社会图景，展示了在这一复杂的时代氛围中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及其探索和思考的轨迹，突出了他的事业、思想及持续至今的影响，还以宗教的视角再现了劳动的多种形式、场景及其所凸显的“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不同境遇。这些展览体现了举办者在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上尽力避免以其身后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和不同效应来“逆推”其原貌的做法，有助于我们接近真实而客观的马克思。
作为“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我赶在10月21日三个展览关闭之前（最后一个将长期保留）去参观，并出席了撤展当晚在特里尔大剧院举办的“告别卡尔”晚会。这项活动结束后，我还有八十余天在欧洲逗留的时间，于是决定，从特里尔出发，到波恩-科隆、柏林、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最后是伦敦和曼彻斯特，寻找和考察一下马克思一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以及其手稿保存的机构。所幸的是，我这种“一网打尽”式的愿望最终完满实现了！这趟旅行真是愉快而充实，我还随走随写，记录下一些零星的见闻和感受，姑且算是“雪泥鸿爪”，谨辑录于此。
一、被祖国哺育和放逐的人
马克思自称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是有祖国的。他在尚未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公国——普鲁士出生、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培育和锻造出最初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志趣，但这些均与一个庸俗、蒙昧而专断的国家的理念和行为相冲突。于是他被驱逐了，开始了动荡的流亡生涯，四十余年没有国籍，直至去世。当然，这也促成了他放眼世界、纵横历史、不囿于一国和一时思考问题的致思特征，从世界格局中和历史长河中批判与透析德国的“国民性”一直是他持续不断的工作。然而，离开祖国、熟练掌握多种语言的马克思却又始终以母语写作为主（占到其全部著述的百分之八十五），其最重要的作品也要在德国出版。当他将客居伦敦多年整理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亲自送回祖国印刷、出版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
返特里尔的“发现”我曾于2015-2016年在这座美丽的小城工作过一年，这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今阔别两年多了，再次回来，倍感亲切。“黑门”依旧肃穆，摩泽尔河清澈见底，葡萄架如绿色军阵一般排列整齐……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是马克思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接受启蒙教育和恋爱，培育、酝酿和塑造了最初的思想和情怀，对其以后的理论发展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联想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招牌、口号和工具的人对致力于文本、文献及其思想的研究者的诸多非议中，有一句特别损人的话，叫“不接地气”。而当我漫步在城郊伊尔施（Irsch）松软、逶迤的小径，看到周遭五彩缤纷的树木和满眼是绿的草地；当我回到宿地，看到住着属于自己的三层楼房、靠养老金生活的普通退休工人库尔特·维罗尼卡（KurtVeronika）夫妇在为我修整窗前的花坛和调试电视；当我向德国的同行和特里尔大学的老师们赠送两年前在这里写作完成的《滥觞与勃兴》、介绍我们献给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礼物——十二卷本的《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时，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是——“脚踏实地”。
现在在特里尔保留着与马克思直接有关的遗址有四处：一处位于布吕肯大街（Brückenstraße）10号，这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他在此住了一年半，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另一处位于西蒙大街（Simeonstraße）8号，位于“黑门”斜对面，马克思在此居住了十五年多，；燕妮故居位于诺伊大街（Neustraße）83号；而马克思就读过的威廉中学位于耶稣会会士大街（Je⁃suitenstraße）13号，现在是一所神学院。另外，约翰尼斯大街（Johanniss⁃traße）28号是已经关闭的著名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的原址。这些建筑彼此之间距离都不远。
此外，在马克思故居周围有众多的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和富丽堂皇的教堂。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保存传统的意志十分强大，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和人文情怀，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成长的。
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接触到了另一位同样出生在特里尔、在当代西方宗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奥斯瓦尔德·冯·内尔-布劳宁（OswaldvonNell-Breuning）的思想。他与马克思身处不同的时代，世界观和宗教立场迥异，但毕生思考和探究的议题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都致力于试图“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确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
“马克思与宗教”是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课题。无论是清理马克思思想中的宗教因素，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客观看待宗教现象和全面理解宗教的功能，无论是从宗教世俗化的维度关注劳动的现代变迁和转型，还是基于终极关怀的立场反省资本的后果以及探索超越资本的途径，都有宽广的视域和深入探究的空间。
波恩-科隆之间的“平衡”
我与在柏林自由大学访学的学生陈栋在地铁已经连在一起的波恩-科隆转游了数日。让我感到多少有点奇怪的是，这两座城市之间奇妙的“平衡”和互补。波恩是前西德的首都，1945至1990年长达45年时间，它没有被打造成一座“大”城市，好像压根无意这样做，人口始终只有三十万，但以全城最宏大的建筑——“候选帝宫”作为主楼的波恩大学使其不同凡响，距此不远的贝多芬博物馆和郊外的舒曼故居更提升了它的品味。而科隆则是德国第四大城市，人口七十万，大教堂举世闻名，但科隆大学却稍逊一筹。所以，我感觉这两座城市连在一起，相互补充，各有特点，没有等级分别和优劣差异，不像我们的北京-天津。
我们将这两座城市中与马克思有关的地方都找到了，特别是在波恩大学看到与他有关的四件档案（选课表、被关禁闭的说明、学业评价和转学证明）的复制件，还找到了位于波恩斯托肯大街（Stockenstraße）上马克思与“特里尔同乡会”的成员经常聚会喝酒并因此还受了眼伤的酒馆，在科隆找到了位于“干草广场”（Heu⁃markt）65号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原址。科隆市政厅塔楼正在维修，地面部分设置了护栏，使我们无法走进，高高的脚手架也阻挡着视线，所以，塔身上马克思的雕像看得很不清晰。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为找《新莱茵报》编辑部原址，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不少路，费了很大劲，偶遇一位在此工作多年的山西老乡，在他的帮助下才遂了心愿。他慨叹说：“这年头谁还关注他呀！”
观察马克思在这些地方学习和工作的环境，更加明白，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就不会有他思想的产生。看了“科隆大教堂”，极感震撼。特里尔的展览显示，在马克思到达这里并居住的那一年，这个教堂在停工三百年之后开始大规模修复，可以说他几乎每天都面对这座巨型建筑的脚手架，这使得宗教不可能不对他的思想发生影响，即便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为寻找普鲁士国家出路的时候，也是如此。
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说”影响巨大，但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此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而这与翻译有关。在中文语境中，“鸦片”是危害人生命的毒品，一旦染上就意味着死亡，但按照马克思原文的意思，它只是苦恼和困顿生活中的麻醉药和镇静剂，他认为其功效可以缓解一时，但最终并不解决人的实际问题，只有改变痛苦产生的世俗世界，消除权力和资本对人的操控，人才能获得解放和拯救。
“柏林墙”前的沉思
在欧洲旅行，我们喜欢乘坐Flix⁃bus，不仅价格便宜、发车准时，室内干净整洁、设施齐全且乘客均有座位，更重要的是，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沿途可以纵情浏览风景。在如画的景致中穿行，真正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不要说夏末的浓绿掩映和秋天的五彩缤纷，就是在冬天，遇冷不枯、如暗绿色地毯般铺开的草地，也十分养眼。
我在早上八点坐车从特里尔出发，从西南向东北大致要斜穿德国大部分领土。一路上都是熟悉的地名：凯撒斯劳滕、美因茨、法兰克福、爱森纳赫、哥达、埃尔福特、魏玛、耶拿、莱比锡、德累斯顿、波茨坦。这也是马克思去柏林求学时大致的路线，后来这些地名多数也在其著述和书信中出现过，它们更是德国近代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串联起来可以展示德国社会转型的整个进程。大约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我到了柏林。
我坐车用了十个小时的路程，马克思当年花了五天，他是坐马车去的，时间是1836年10月。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五年时间，一直待到1841年5月。他在法学院注册，但先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后来投入哲学和历史学习，最终完成的是哲学博士论文，重点阐释自由和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以及“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的理念。
马克思在柏林多次搬家，几乎每个学期都更换住处。据考证，现在的柏林有七个地方马克思曾经住过，它们都在米特区（Mitte，分别是米特尔大街（Mittelstraße）61号、莫伦大街（Mohrenstraße）17号、老雅各布大街（AlteJakobstraße）50号、路易森大街（Luisenstraße）45号、沙里泰大街（Charitéstraße）10号、马克格拉芬大街（Markgrafenstraße）59号、许岑大街（Schützenstraße）68号。这七处住所距离当时的柏林大学（今洪堡大学）都不远，步行不超过十五分钟。但可惜的是其中只有路易森大街45号（现在改为60号）保留下来了。此外，马克思1837年患过结核病，为了治疗，他在“施特拉劳”（Stralau）的一家旅馆度过了一夏天。这家旅馆目前已经不存在，附近有民主德国时期修建的一座马克思纪念馆及雕塑展板。
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者，来柏林除了考察马克思待过的上述地方，不能不看著名的“柏林墙”。这座阻隔同一座城市同一民族人员往来和交流、长达一百六十余公里的屏障1990年随着德国的统一被拆除，现在仅有极少部分存留。我们参观了位于贝尔瑙尔大街（Ber⁃nauerstraße）北部的一段围墙和附属的纪念展厅。1945年两德分治，到1961年二者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为防止越来越多的人西逃，东德政府筑起了这座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看着展出的照片上围墙施工时西德一侧小孩充满狐疑的眼神、几个东德年轻人明知翻越会被枪击也要相约同时强行攀爬的身影，真是感慨系之。
我们还去了纳粹官员为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EndlösungderJudenfrage）”而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的那栋别墅参观。一层以多种形式的资料展示了这场“有系统的大屠杀”的密谋经过和刽子手们的罪证，二楼则是与纳粹有关的大量图书文献和供研究者使用的小会议室。这个场所现在为一个基金会所有，免费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旅游者参观，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诫人们，不要回避、忘记更不能否定那段惨痛的历史，“只要制造过罪恶，就不会有赎罪结束的时刻”！
二、参不透“巴黎的秘密”
又一次来到巴黎，这是马克思生命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驿站。1843年10月-1845年1月他在此居住，与卢格创办了只出版了一期的《德法年鉴》，开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撰写了后来引起极大轰动的“巴黎手稿”，他的大女儿也在此出生。此后几年他还两度出入巴黎。他最终流亡伦敦实际上是无可奈何和被迫的选择，如果要问他和燕妮最想居住在世界上哪个地方，他们一定首选巴黎：这里的浪漫和激情特别契合马克思作为“革命者”“斗士”的精神气质，而从莱茵兰州立博物馆展览中展出的燕妮初到巴黎时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喜欢这里：“巴黎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我曾多少次梦想来这里。一旦我们在这里安定下来，你一定要来拜访我们，来看看这里有多迷人！”
这次来除了浏览大多数游客通常要去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徜徉于塞纳河畔，欣赏美丽的“夜巴黎”景致外，我特别找到了位于巴黎七区瓦尼乌大街（RueVaneau）23和38号的马克思故居，位于巴黎一区圣奥诺雷大街（RueSaintHon⁃oré）161号和167号的他与恩格斯见面的“摄政咖啡馆”(CafédelaRégence)，埋着其大女儿、两个女婿和矗立着巴黎公社成员一百四十多人被枪杀的围墙的“拉雪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duPère-Lachaise)，以及位于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大街(RueGodefroy)15号“海王星”旅店（HôtelNeptune）中周恩来旅法三年住过的那间十平米的房间。可惜的是，卢浮宫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展厅正在维修，没有能够看到那些画作所描绘的宏大场面；因时间紧迫，在收藏着《德法年鉴》原件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只坐了半小时，而且因为没有特别证件，也无缘一睹真容。
巴黎实在是太过博大和复杂了，三天两夜的行程也只能算是浮光掠影。站在凯旋门下数数通往四周的大街，至少有十二条之多。而卢浮宫的展品实际上是看不完的，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件件绘画、雕塑作品，不仅显现了卓绝的艺术水准，多数更包含了曲折的历史事件、生动的情感寄托和深厚的精神价值。在摄政咖啡馆与在国内上大学的儿子视频通话时谈及这一点，他更指出：“很多东西是他们抢来的……”确实如此，在表面辉煌的背后也掩藏着残酷的刀剑和淋漓的鲜血。
一路上陪我来的学生总在念叨这里涌现过的哲学家、科学家、作家、画家、导演、球星乃至舞蹈家，真是不胜枚举！埋葬着百万亡魂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随处都可见到为法国乃至世界创造过精神伟构的巨人的名字。巴黎街头见到最多的是咖啡馆，早上起来去转转，看到与很多店面的冷清相比，有一家人头攒动，过去一看牌匾，才知道是萨特和波伏娃谈情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聚会的“花神咖啡馆”（CafédeFlore）！一座青铜塑像矗立在巴黎第四大学对面，走近过去一看，是散文家蒙田，通体黝黑，只有脚趾被擦得铮亮，原来是希望通过亲近这位散淡、恬静的心灵来换得生活幸运的读者摸的。而更有意思的是，爱尔兰那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也来这个“墓满为患”的地方湊热闹来了，他的墓碑却被后人用玻璃罩了起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原来前来参拜的女读者留下的吻印太多，很难擦拭，用高压水枪冲洗过几次，严重影响墓碑的石质，后人才不得不用玻璃来阻挡，但即便如此，仍没有改变读者的厚爱，我去时在玻璃罩外仍能看到朵朵唇印。
当然，巴黎的复杂不仅在于浪漫，也掺杂了古典。现在网上购书盛行，在国内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但当我在夜幕中欣赏完高耸的巴黎圣母院，跨过塞纳河桥时，在对面发现了一家“莎士比亚书店”。远看是三层，进入后发现它被分隔成大小不一、众多的不规则的房间，堆满了直抵顶层的各种版本的文学书籍，最新出版的很少，绝大多数是旧书，而且不大的空间内摆了各种座椅，读者来购书当然可以，如果不买，待上半天在此阅读，没有一点问题。快离开的时候，在街头又见一座雕像，利用等绿灯的间隙跑过去一看，是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哲学家狄德罗！于是赶紧拍照留念……
在马克思的时代，作家欧仁·苏描绘社会“众生相”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连载刊印，曾轰动一时。时至今日，巴黎更是一本读不完、参不透的大书。早上起来就看到消息，在我们前天走过的香榭丽舍大街通往凯旋门的路上有五千人参与骚乱，从照片上看火光冲天，我们路过的一家奢侈品店也被砸。面对这一切，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充分理解和消化它的能力。年初有本书《马克思，巴黎的激情》出版，在法国的马克思研究界反响强烈，对照一下，更感到自己的卑微：终了一生也就只能做一个马克思的阅读者、理解者、阐释者和评论者了，不要说变革的实践和行动，连“激情”的冲动也没有了。
这样想来，我也坦然了。那么就离开这里，继续去探求马克思的踪迹吧。下一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三、布鲁塞尔：“谁的天堂”？
在我关于马克思文本个案的研究中，下功夫最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布鲁塞尔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我深究过这部著述所触及的几乎所有疑问和细节，写了一本砖头般厚的书《批判与建构》。但是，令我感到惭愧的是，这次是第三回来布鲁塞尔了，却是首次认真地寻找和考察马克思等人当年写作这部书的旧居及其周围环境。适逢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新华社、《光明日报》《欧洲时报》驻布鲁塞尔记者零星的报道提供了一些线索，可惜信息彼此交错，且地址都未注出外文名称，作者们显然又不熟悉这个专业，所以难免存在不清楚乃至错讹之处。
我们从众所周知的“大广场”(LaGrandePlace)上的“天鹅之家”（LaMaisonduCygne）开始逆向寻访。根据这家餐馆菜单上的介绍，它在15世纪就有了，当时只是一家小旅馆，被称作LeCygne。1695年8月在法国军队的炮轰中被毁。1698年由布鲁塞尔建筑雕塑师科妮尔·范·内尔文（CorneillevanNer⁃ven）重建，归金融家皮埃尔·法里索（PierreFariseau）所有，后又几经转手和修缮。18世纪改名为DeSwaene，此名沿用了很长时间，马克思当时看见的应当是这个名字。1904年由建筑师阿道夫·萨姆恩（AdolpheSamyn）修缮，整个建筑的基本格局延续至今。不包括屋顶的阁楼，它是一座外墙镶金的四层建筑，正门装饰着一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现在饭店外墙悬挂的铭牌分别用法文和弗拉芒文写着：“马克思自一八四五年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三月住在布鲁塞尔。他曾跟‘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一起在这里欢度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的新年之夜。”
在当年这里是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工人组织领导人聚会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光顾，在此与他们见面，交流信息，畅谈出路。与外面游客熙熙攘攘的情形相比，饭店里面要安静得多，黄棕色的布局显得非常高雅，用餐的顾客很少，重要座位需要电话预约，即使空着也不能使用，要静等客人的到来。饭店里面中部左侧的墙上专门挂着马克思的画像。我们早上来大广场时，饭店尚未开门。晚上来时，马克思画像前的那个座位已经被预订出去了，我们只好在靠门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用餐。与值班经理沟通，才获准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去拍照、留影。
“天鹅之家”往南是一条商业街，来旅游的人都要在此购物，并参观那个著名的雕塑“尿尿小童”（MannekenPis）。圣诞将至，它被穿上了漂亮的外套，显得更加可爱。此外，陈栋通过手机搜寻，知道与这座雕塑相对称，“大广场”的北侧还有一个“尿尿女孩”（JeannekePis），这是一般旅游团不去的地方。经过找寻，我们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发现了它。与“尿尿小童”外面有个较为开阔的池子相比，这尊女孩雕塑被砌在墙上一个面积很小的四方小洞里，外面用红色的铁栅栏封上，并挂上黄色大锁，防止人们伸手去触摸，弄得整座雕塑一点美感也没有了。
我们离开“天鹅之家”，沿着向北的路走出“大广场”，不久就是“圣于贝尔长廊”（GaleriesRoyalesSaint—Hubert）。这是马克思在多封书信中提及的地方。当时的比利时是排在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他们最成熟的技术体现在钢铁和玻璃制造方面。于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决定采用这两项技术建造一项彰显比利时“面子”的工程。36岁的建筑师格吕塞纳尔设计了这座长达213米、当时欧洲最长的全封闭式长廊。1846年5月6日开工，由750名工人历时15个月建成。由“国王廊”（Galeriedu Roi）、“王后廊”（GaleriedelaReine）、“王子廊”（GaleriedesPrinces）组成，上覆拱形钢架，镶嵌着玻璃，使整座建筑显得宽敞明亮，透出浓郁的古典主义风格和贵族气派。
马克思见证了整个长廊的建造过程。从他租住的几处房子到“天鹅之家”，这个浩大的工地都是必经之地，他亲眼目睹为了这个奢侈的工程，那些贫困的工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牺牲。而长廊落成之时，就是他们“滚蛋”之日，之后再也没有资格进入用自己的双手参与建造的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了。长廊投入使用后，门口开始设置警卫把守，穷人被禁止入内。
与这里的景致相映成趣，在“大广场”周边就是当时布鲁塞尔连片的贫民窟。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拥挤的人口与肮脏的生活环境显现出大多数普通人恶劣的生活状况。据资料披露，当时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六天，日均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平均七十人使用一间厕所，几代人拥挤在一两间住房内，人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三年多内，经常发生因劣质食品致病而造成穷人死亡的事件，一次霍乱大流行更使三千多人丧命。这种状况让以政治难民身份流亡比利时的马克思感到，这里是“天堂”与“地狱”同在，而“天堂”又是由生活在“地狱”中的人用双手建造的！
如今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消除，布鲁塞尔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贫民窟早已不见了踪影。现在的“圣于贝尔长廊”仍是豪华、奢侈之地，但大门洞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长廊两侧遍布着高档的服装店、巧克力店、古董店、咖啡厅和甜品店等，来此旅游的客人不管是否买得起都要来此逛逛。还有一家1847年建成的电影院，经过重新装修后成为了布鲁塞尔三个皇家剧院之一。我们也未能免俗，顺着人流由南向北走了一趟，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令我们眼花缭乱。当然，太阳底下永远有阴影，再富裕的地方也不能使贫困绝迹。当我们被人流裹挟着走出长廊的时候，迎面就看到在马路对面大楼的墙根下，一个白发老人裹着被子，在寒风中缩成一团……
从长廊出来右拐，沿着鹅卵石道路前行，不到五十米，视界开阔起来，东面一座高耸的教堂耀入眼帘，这就是著名的“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s—Michel—et—Gudule）,它前面是一片树林。围绕着教堂向东北延伸的小路叫野树林街（RueduBoisSauvageWildewoudStraat）。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知道，他当年初来布鲁塞尔时就住在这条街上的19号。我们沿着小路认真查看房屋和门牌号码，发现有15至18号，而且房屋看起来都是很古老的民宅，南面的大教堂则是20号，就是没有19号，只在拐角处有一栋显得很现代的小楼，是一家私人银行的总部。于是我们猜想，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当年的住处了，可惜的是，原来的房屋被拆除了。
拐角处地势稍高，站在这里回望西南方向，辉煌的教堂、静谧的树林和远处的长廊烘托出别样的氛围。我突然明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圣麦克斯》章为什么要用“旧约：人”和“新约：我”来设置框架和布局谋篇。以前我把这解释为马克思从小在特里尔所受到的宗教情愫的影响和人文经典的熏陶给他带来的灵感，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种未必到位的猜测。遥想当年，马克思在此写作的时候，教堂的钟声每隔半小时就会敲响，而他又几乎每天要沿着这条路途经教堂、长廊，再到“大广场”的“天鹅之家”。在这样的氛围中，宗教救赎的正面价值与其所提倡的方式的虚妄，现实贫富悬殊的状况与处境改变的艰难……如许思绪萦绕于马克思的脑际，他愈加看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青年黑格尔派所提倡的“批判”在思路和方式上的困境和症结。
除了野树林街这一处，马克思在书信中还提及他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另一处住地是同盟大街（RuedeL'Alliance-Ver⁃bond-Straat）的5号和7号，居住的时间是1845年5月至1846年5月。这是他们酝酿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找到这个地方，我们辗转多处，很多当地人都不清楚，最后还是请教了一家餐馆里懂法语、但不知道马克思为何人的服务生，才在距离野树林街三条马路的地方找到了门牌号。同样可惜的是，街道尚在，但原来的住处也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是比利时职业病基金会总部所在地，对面则是欧盟的一个办事机构。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生活十分窘迫。以上几处住所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房租价格自然比较高，所以马克思后来不得不搬到距离很远、比较偏僻、当时属于纳缪尔郊区的“奥尔良路”（RueOrleans）42号。他在这里构思并写作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特别是继续展开他从巴黎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他在布鲁塞尔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故居，只是地名现在改为让·达登街（RueJeand’Ardenne）50号。据介绍，“当时这里是一座小房子，内部装饰十分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很寒酸”，于1911年重建，如今是一座普通的五层楼房，一层是一个印度人开的瑜伽馆，其他层是民宅。这条街道现在属于伊克塞尔（Ixelles）区，在楼房外墙上有区历史学会挂上去的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卡尔·马克思在这里居住”。
站在这条僻静的小巷驻足观瞻，遥想马克思当年的思考和创作情形，似乎可以感触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描绘的1842-1845年间复杂的理论氛围以及他纷乱的心绪、跳动的脉搏和澎湃的激情；也念及自己作为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学者，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选择了这条致力于从文本、文献视角探索其原始思想及其效应的寂寞的治学之路，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困难、欣慰和误解一时涌上心头，真是感慨良多！
如今的伊克塞尔远不是偏僻的郊区了，毋宁可以说它是布鲁塞尔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我们在参观了位于法律大街（RuedelaLoi）200号的欧盟总部后坐地铁来到这里，走出站口就看到周围到处是豪华的酒店、繁华的商场和拥挤的人流，让·达登街的僻静只是闹市中的一个例外。有趣的是，在拐进小街之前，我们看到大马路上一家卖高档皮衣的商店前人头攒动，待我们参观完马克思故居出来再次路过皮衣店时，就见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着牌子、喊着口号在抗议，称“这里展示的不是时尚，而是残酷的掠杀！”“人类无限膨胀的自私会毁灭世界”，结果把商店前的顾客都搅散了——老板这一天的生意恐怕也就泡汤了吧。
流亡布鲁塞尔三年，马克思的住所更换了八九处，如今有迹可寻的就只有这三处了。岁月流逝，世事沧桑，值得思考的是：哪些方面变化了？哪些方面到现在还一直延续着？
四、“假如这对表弟兄可以坐在一起喝杯咖啡……”
荷兰实际算不上马克思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驿站。当时它曾经作为世界海上强国的辉煌已经过去，工业革命、世界贸易和殖民统治把英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舞台，法国也开始了充满激情但也很艰难的政治革命的历程，连比利时也成为较为先进的工业强国，而尚未统一的德国则扮演着观念和精神世界创造者的角色，新兴的美国和属于东方的俄国又显现出值得关注的“另类”迹象。所以，马克思不会特别关注荷兰，他只是偶尔几次路过并在此作非常短暂的停留。
那么，我的这趟“追寻马克思”之旅为什么还要把荷兰列入在内呢？概言之，基于马克思与这里两项重要的瓜葛和渊源：一是他与后来名满全球的飞利浦（Philips)家族的关系；二是其三分之二的原始手稿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HenriettePresburg)是荷兰人，她身上承袭着“几个世纪的犹太拉比（Rabbi）家族”血统。和马克思父亲的家族情况很类似，她的先辈中也有几位是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并为犹太教（Judaism）经典做注解和阐释的学者。她嫁到马克思一家后，仍经常往返于荷兰与普鲁士之间，与娘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妹妹，即马克思的姨妈苏菲（Sophie）一家住在荷兰小镇扎尔特博默尔（Zaltbommel）。
西蒙斯蒂福特市立博物馆纪念马克思二百周年的展览中展出了画家阿伦·埃林霍夫（ArengEgbrinhoff）于1822年创作的一幅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勾画出这样的场景：扎尔特博默尔集市广场上，七座楼房紧挨着排列在一起，每座都有三四层，右方稍高一点的两栋房屋前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对夫妇。这两栋房子属于在当地比较富裕的飞利浦家族，右边那栋用作商业经营，左边那栋则是住宅。马克思的姨妈苏菲就住在这里，她嫁给了莱昂·飞利浦（LionPhilips)。这家人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莱昂·飞利浦的父亲不仅与人合办工厂，还经营着大宗商品批发。作为长子的莱昂后来接手了全部家族生意。这是一幅实景画，据说这几栋房子直到今天都属于这个家族。
1838年马克思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看到儿子为“不着边际”的理想奔波，到处流亡，不能过安稳的世俗生活，非常生气，生怕没有稳定生活收入来源的马克思很快将其父留下来的不多的遗产挥霍掉，所以没有将其直接交给儿子，而是委托其姨夫莱昂作为遗嘱监管人代为保存，暗嘱马克思实在走到无路、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其求助时再提供给他，而且不能一次性告罄。“这使马克思感到很恼火。”
定居伦敦后的马克思生活非常拮据，恩格斯的资助不能定时到来时，微薄的稿酬甚至不能保障他和燕妮按时交纳房租，所以1860年后的几年间，他不得不多次被迫前往扎尔特博默尔，向姨夫要钱。燕妮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发生的这一切让卡尔决定贸然去趟荷兰。这地方不但出产烟草、奶酪，还出产‘父亲’！看看能否说动姨夫拿出一些钱，当然这事不能操之过急，据理力争的同时还得掌握技巧，拿捏分寸。”1864年，马克思最后一次前去拜访姨妈一家，这次他拿走了可继承的遗产的最后剩余部分。
与马克思的情况完全不同，姨妈一家是另外一种人生选择，他们致力于发家致富——创办产业和经商，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他们的儿子，即马克思的表弟弗雷德里克·飞利浦（FrederikPhilips）后来在父辈的基础上更创立了飞利浦电子公司，从而使这个家族闻名天下，一直延续至今。
这次在荷兰我们专程去了趟位于阿姆斯特丹市阿姆斯特尔广场（Amstelplein）2号的皇家飞利浦集团全球总部。正逢早晨上班期间，穿着整齐西装制服的员工陆续进入大厅。快到圣诞节了，大厅中布置了高大的圣诞树，十位身穿圣诞服装、带着红色帽子的少女在台阶上唱着歌曲迎接大家。员工们点头致意，互相打着招呼，然后打卡通过门禁上楼到不同部门去工作。一楼大厅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不停地转换着画面，除了反映集团在世界各地分公司的状况及其众多产品的图片，一幅由三人头像组成的巨型黑白照片格外醒目。向值班人员打听，才知道他们正是公司创始人——马克思的表弟弗雷德里克及其两个侄儿赫拉德（Ge⁃rard）和安东（Anton），父亲居中，儿子分立两侧。由于没有事先预约，我们未能获准进入二楼展示公司发展历程的展览室参观，但从官方网站和维基百科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知道，飞利浦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创业时的艰难不必说了，它在20世纪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相伴随，历经坎坷，几次甚至濒临破产，但顽强的飞利浦人硬是挺了过来；而这些与创始人当初奠定的企业理念、品格和文化紧密相关。
无论是在特里尔参观展览，还是在飞利浦总部逗留，都引起我对马克思与其表弟命运的思考。他们出生于富裕程度差不多的家庭、接受过大致相同的教育，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弗雷德里克父子艰辛创业，开辟电子跨国家族企业的庞大王国；马克思则致力于社会变革和资本批判，个人在穷困中度日，却心忧天下苍生。那么，资本的批判者与资本家个人之间会是单纯的敌人或对手吗？马克思资本分析的思路对于解释像飞利浦这样的巨型资本企业是有效的、失效的还是无效的？马克思的批判是触及本质的透视还是置身事外的指责？再联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应该说他比马克思的表弟更早地介入了相同的角色——企业家，但他很快就反叛出来了。从俗人的视角看，恩格斯是一个多么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实现同样是资本家的父亲想把故乡伍伯塔尔建成“德国的曼彻斯特”的愿望，进而壮大家族产业和扩大资本规模，相反，他却转过头去质疑和反抗这种个人乃至家族的致富之路，与马克思一道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确实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艰难之点。
思虑至此，我多次冒出这样的念头和生发出一种肤浅的设想：假如马克思和其表弟有机会能够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彼此多深入了解一下各自的生活状态和理想志趣，会不会使他们各自对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固执的理解和追求有所调整、变化乃至融通呢？
我们知道，毕生致力于剖析和超越资本的马克思并没有在著述中明确、完整而系统地表达出其全部见解。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局势的变化，他不断开拓研究领域，补充、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看法，致使他生前正式出版的作品很少，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去世时却留下了庞大的手稿、笔记、书信和藏书。后者是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和论证逻辑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手稿的保存、转移和收藏几经坎坷，过程甚至有点传奇色彩，这里我们不拟赘述。只想提及，193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成立，三年之后，在特殊的情况下，该所以七点二万荷兰盾的价格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手中永久地购买了这批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真正成为其“镇所之宝”。目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着一页一页排列起来超过五十公里的大量有关国际工人实践、社会运动的文件和马克思、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巴枯宁等人的原始手稿。除个人手稿之外，还保存着很多政党和机构的原始文献，远的如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之外的社会革命党、“红军派”等组织的材料，还有完整的国际自由工人联合会等的档案，最近几十年甚至将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等组织的相关文件也做了系统的搜集。研究所明确以建构“社会主义学”（Socialistica，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学术刊物上开始使用这个新创的拉丁词）为旨任，起初只是一个单纯的“抢救文件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科学研究的机关”。
位于阿姆斯特丹东码头区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办公大楼像一个巨型仓库，新装修的外型呈乳白色，有一万三千平方米的规模。地下保存原始手稿、文件及其复制件，地上是当代图书文献和供研究者使用的阅览室。在这里，珍贵的原始手稿和历史文献不仅得以完整地整理和归档，而且利用发达的扫描技术全部清晰地拷贝出来，以方便研究者调阅和复印。
我们在调档处做了登记后，先在电脑上完整地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目录，然后先后调出“中学文献”、《一八四四年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伦敦笔记》《一八五九年手稿》《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晚年书信等，并对一些与我们现在的研究课题相关的文件进行了拍照和复印。这里的服务人员热情、周到，调阅和复印非常方便。室内环境整洁，来自世界各地不多的研究者各自埋首于手头的文献，神情极为专注，室外则是旖旎的河流和湛蓝的天空。阿姆斯特丹也算是世界大都市了，但闹市中的这里却一片静谧。
翻阅这些文献，让我内心燥热，汗水涔涔，真是感慨万端！今年我52岁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已经34年，勉强算是一名专业的研究者，却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大规模地直面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只觉得自己来得太晚了！是什么阻碍了我的步伐？个人学识、能力因素还是学科要求乃至社会引导的缘故？
此外，在马克思的多部著述中,经常提及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性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论述的一般都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又叫“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其实他还多次追溯到同一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e）的状况和影响。后者于1602年成立，随着荷兰帝国的衰落，1799年即告解散，但在现在的阿姆斯特丹还有多处遗址，我们参观的是目前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教学设施的原“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Oost-IndischHuis)。棕、白相间的砖砌墙体和三面高耸的大楼，烘托着浓重的历史氛围，过滤掉血腥、欺骗、蛮横和残酷，剩下的是对文明、创造、平等和自由的珍视。
来阿姆斯特丹，怎么可以不去被誉为“整个城市最有活力的地方”的“水坝广场”（DamSquare）？怎么可以不去看展示一个孤独而敏感的灵魂、“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去，麦田里一片金黄/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的梵高博物馆(VanGoghMuseum)和为躲避屠杀藏在密室长达25个月、用日记记录了这一特殊处境中的生活和情感历程的犹太女孩安妮住过的小屋(AnneFrankHuis)，乃至更为久远的既以六百多幅油画、三百多幅蚀刻版画和两千多幅素描包括一百多幅自画像名世、又在家乡首开专业工作室、靠经营绘画生意赚得盆满钵满的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Harmenszoon van Rijn）的画室呢？遗憾的是，尽管参观这些地方给我内心的冲击和震撼甚至不亚于飞利浦总部和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但由于它们之中除了伦勃朗的名字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偶尔出现过外，其他都与马克思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将其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欧洲文化的符号和现实命运的表征，就不具体叙述参观的细节和思考了。
五、在《资本论》诞生的地方
非要把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发展做阶段性的理解和阐释，更到位的划分应该是“前伦敦时期”和“伦敦时期”，这不仅符合时间上大体居中的实际，也更能凸显他客居这里三十多年工作的意义。
在伦敦，马克思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资本论》的写作。英国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最完整、最典型的国家，而伦敦、曼彻斯特具备探究这一社会形态得天独厚的条件——“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现代金融业中心、大英博物馆圆形阅览室极为丰富的文献、来自世界各国的流亡者纷纷在此聚集。
来到伦敦后，为了写作《资本论》时查阅资料方便，马克思选择了距离大英博物馆不远、位于索霍区（Soho）的迪恩街（DeanStreet）住了下来。根据现在可考的资料，大约1850年5月到12月他居住在这条大街的64号，后来因承担不起房子租金搬走。在这里发生的最令他伤心的事是其小儿子于11月夭折。现在这所房子已经被拆除了。之后，马克思一家又搬到了同一大街的28号。这是一所四层联排楼房，马克思一家住在三层，包括一间很小的卧室和稍微大一点的前厅。马克思在这里一直住到1856年。这所房子现在还保存着，一层是一家意大利餐馆，其余各层是民宅。三层外墙上有伦敦市政厅1970年挂上的一块蓝底白字的圆形牌匾，上书：“卡尔·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八五一-一八五六年曾在这里居住”。
从马克思在迪恩街的住处出来往北走，第二个路口右拐是牛津街（OxfordStreet），向西走到十字路口，过马路向北，沿着托特纳姆法院路（TottenhamCourtRoad）走到第一个路口右拐是大罗素街（GreatRussellStreet），一直向东走到罗素广场（RussellSquare），就看到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了。这就是马克思当年每天要走的路线。现在街道上的店铺与当年完全不同了，但格局如旧。我来回走了两趟，虽然牛津街往南的道路在整修，但所花费的时间也如马克思当年在书信中所叙述的一样不到十五分钟。
在数年的时间内，马克思几乎保持着雷打不动的生活规程和工作节奏：早上去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伏案一白天后，傍晚回家，继续写作至深夜，在短暂的睡眠之后，第二天凌晨再去博物馆……周而复始。从中也可以知道，《资本论》不是战斗檄文，不是救世宣言，不是戎马倥偬中的急就章，也不是妙手偶得的灵感之作，而是一个思想家经年累月地皓首穷经、悉心爬梳、积累和思索的记录，旨在接续文明、深究历史、考察现实、反省自我、寻求超越和创新，所以《资本论》必然有深刻的历史感、严密的论证逻辑、宽广的视野与开放的结论，它所表达和呈现的既有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社会结构学说，也包含了他的人性思想。
1856年，燕妮获得了来自苏格兰的伯父的一笔资助，不久其母去世，她又继承了一笔遗产。于是马克思一家人搬到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一带，即现在的地铁“乔克农场站”（ChalkFarm）附近。最初他们住在格拉夫顿·特勒斯（GraftonTerrace)大街46号（最初门牌是9号，后来由于大街延长，门牌号也顺延，由最初的9号变成38号，最后变成沿用至今的46号），这所房子保留至今，且外观无太大改变。
1863-1864年，马克思在相继继承了由姨夫保管的母亲的遗产和曼彻斯特的老朋友威廉·沃尔夫的赠予后，一家人租住了一座独立的住宅，离格拉夫顿·特勒斯大街不远，位于莫德纳别墅（ModenaVil⁃las）大街1号。遗憾的是，这所住宅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格拉夫顿·特勒斯大街往南拐，有一条小路叫做梅特兰公园路（MaitlandParkRoad），进入小路到达41号，即为马克思去世时的故居。1875年马克思搬到这里，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个住所，总共居住了8年。这座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后被拆毁。20世纪50年代末，地基被重新清理，现在是由伦敦市政厅建造的一排砖结构的四层公寓楼，属于政府廉租房。房子上有一块棕底白字的圆形牌匾，上书：“卡尔·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哲学家，一八七五-一八八三在此居住并去世”。
马克思可能还在附近其他地方居住过，但时过境迁，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不可能查找到了。不过，在海格特路（HighgateRoad）北面有一块绿地，那是马克思和家人星期天喜欢去休闲、散步的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HampsteadHeath），现在风景依旧。
从梅特兰公园路路口往南，走到梅特兰公园别墅（MaitlandParkVillas）街，在岔路口往南是哈佛斯托克山（HavardstockHill）街，沿着这条街往东南方向走不远，看到摄政公园大街（Regent’sParkRoad）后右拐，走过一道缓坡，之后途经一座古老的铁桥，再走到122号，这是恩格斯在伦敦的故居。1870年恩格斯搬到这里居住，直至去世前不久搬离。这是联排四层别墅，一层墙体和各层门窗被涂成白色，显得洁净而高雅，122号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圆形牌匾，上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八二零-一八九五，政治哲学家，一八七零-一八九四年在此居住”。从这里斜穿过一条小路就是美丽的樱花草山（Prim⁃roseHill)公园，地处高地，可俯瞰伦敦大部分美景。
伦敦之外，马克思间或也去曼彻斯特。那里是英国棉纺织业的基地，恩格斯父亲的工厂就设在那里。他在那里与恩格斯会面、在著名的“切塔姆图书馆”（Chetham’sLibrary）读书，并写下了后来构成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环节的“曼彻斯特笔记”。这家图书馆建于1653年，是“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为十万册，其中六万册为1851年之前的书籍，此外还收藏着众多珍贵的画作。据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此读书和讨论问题时曾使用过一张长方形的橡木书桌，现在它作为“镇馆之宝”之一仍存放在阅览室里，上面还堆放着“曼彻斯特笔记”中涉及的多本原始文献。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作、生活二十多年，在他当年的一处住所、现在曼彻斯特大学宿舍区的墙上有市政厅于1976年悬挂的蓝底白字的圆型标识牌匾；在繁华的第一大街（FirstStreet）的托尼·威尔逊广场（TonyWil⁃sonPlace）矗立着一座恩格斯雕像，这是2017年由英国艺术家菲尔·柯林斯（PhilCollins）从乌克兰运抵的，上面用俄语写着恩格斯的名字。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三天后被安葬于距离住所不远的北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Cemtery）。公墓分为东西两处，马克思墓地在东面。进入园门后，沿主路步行不到六十米，在第一个岔道口左转，继续走一百米，就可以看到很醒目的马克思的墓地。这是家族墓，安葬在这里的包括马克思、燕妮、小女儿艾琳娜、外孙哈里以及女仆海伦·穆特。墓碑顶端是由英国皇家版画学会（Ryal SocietyofEngraving）前会长劳伦斯·布拉德肖（LawrenceBradshaw）创作的马克思头像，左右两边各镶着一枚类似戒指的青铜饰物，正面从上往下，先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后是金色的马克思的名字，再下嵌进一个白色花岗岩石块，上面按照去世先后顺序列出墓中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最下端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块闻名世界的墓碑是1956年由英国共产党组织设计的。从这里往回走一段路，就看到一条长满绿草的小径，往里走十几米，在众多杂乱的墓碑中看到一块躺着的浅黄色的面积很小的长方形墓碑，那才是马克思当初下葬的地方。
我在英国逗留了十天，一边寻找，一边沉思。走过马克思初到伦敦的住地到大英博物馆圆形阅览室的街道，再从他辗转几处住所的位置到休闲时爱逛的荒野公园，徜徉于他去世前住过的地方与恩格斯度过二十多年旧居之间的小巷，再到埋葬着他们一家人的海格特公墓，以及于夜幕中探访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书馆和恩格斯雕像，能感受到马克思在英国生活的窘迫、苦恼、焦虑以及精神上的执著、充实和超越。三十多年光阴，脱离不开世俗生活，却看淡乃至放弃了普通人的价值追求，花费最大的精力去深度考察、介入和思考社会历史运行的机制、逻辑和结构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是他的尴尬，更是他的伟大；让人感叹，也更令人尊敬。
不只沉浸在历史中，我也观察现实。作为最早的工业革命园地和资本时代初期典型代表的英国已经彻底完成了社会的现代转型，伦敦和曼彻斯特决然看不到任何产业污染和大规模的贫困，显现出马克思当时所描述和剖析的资本方式、形态及其后果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化，证明资本操控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度当然应该受到审视、批判乃至纠偏和深刻的变革，但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不能否定，它也没有衰败和没落。这是马克思与当代之间的关联，也是二者的错位。马克思无言，看着我们这些后人怎样去思考和建构。
在与马克思相关的地方外，我还浏览了多处名胜。与规模宏伟、富丽堂皇、不遗余力地炫耀权力和财富的白金汉宫、温莎城堡、丘吉尔庄园相比，我更喜欢约克小城、莎翁故里、“休谟之路”、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彼得兔”的诞生地和绵延不绝的绿草地。我更有幸短暂停留剑桥和牛津。
如烟信息纷至沓来，我得回去沉淀一段时间，进行整理、消化和思考，而且肯定对其中有的部分还理解不了，总体上该如何把握和分析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思路。好在这次英国使馆给我的签证期限有两年，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会随时再来。
六、期待下一次的寻访和感悟
再见了，特里尔！总嫌时间仓促，再过几天我就将启程返国了。
这次在欧逗留87天，除了出席“马克思年”活动、参观在这里举办的四个大型展览，还花主要的心思和精力凭吊、考察了马克思一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其他地方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故居、遗址及周遭环境。尽管比较难找，而且如果不是专业的研究者，当地人也不大清楚，但我和在柏林自由大学做交换的学生陈栋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背起行囊，踏上寻访之路。所幸的是，我们最终都一一找到了。此外，我们还去了保存着马克思大部分原始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和恩格斯故乡伍伯塔尔。一百多年逝去，物是人非，但自己感觉马克思的精魂和文脉犹在，这对于我们进一步领悟他的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理解那些重要著述写作的动机和过程以及文中大量出现的隐喻的现实出处、思考当时的社会状况与当代之间的复杂关联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每到一座城市，我们也格外留意街景面貌、文化设施、经济状况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尽管这些显现的是各地现在的情形，但决然不能说，它们与马克思无关。一次又一次流连于摩泽尔河、莱茵河畔，看到水面洁净而清澈，岸上优美风景无限；刚来时值夏末，浓绿掩映，到秋天则五彩缤纷，就是在冬天，遇冷不枯、如墨绿色地毯般铺开的草地也十分养眼。而大部分良好地保留了传统风格的建筑厚重而奇绝，虽然各不相同，但搭配在一起却十分妥帖与和谐。天气晴好的下午，总会看到户外阳台、街面上的餐厅和临街咖啡馆里，到处是悠闲地用餐、喝酒和聊天的人们，哪有一丝马克思当年忧虑的“贫困”的影子啊！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到因权力和资本的支配所产生的焦虑和异化，于是便意识到，马克思的一些价值追求和理想在其故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然而，进一步深入、仔细的观察又会发现，当年那些复杂的问题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前一天我们还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漫步，第二天就爆发了后来愈演愈烈的“黄背心”事件；穿过1847年完工、曾经对马克思产生了很深的“刺激”的“圣于贝尔长廊”的奢侈品店，迎面就看到对面大楼一角用棉被蜷成一团的白发老人；在马克思表弟及其两个侄儿创办的飞利浦集团高耸的总部大楼外，两个歌手在寒风中弹着吉他，吟唱着乞讨；巴黎漂亮而高大的立交桥下则可以看到在捡来的帐篷中过冬的难民，尤其每到夜间，很多城市中都有醉汹汹在街上晃荡、长着络腮胡子的中东和非洲青年，让人心生恐惧……面对这一切，我总感到，假如马克思在世，他肯定有话要说，即便是他当年的分析也可为透视这些现象提供一种独特的维度和视角。
印象深刻的还有在马克思生活过的每个地方遍布各处的教堂，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不仅是卓绝的实体艺术作品，更是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心灵停泊和精神安顿的场所，于是再一次意识到，以“人的解放”为归旨的马克思学说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绝不简单。我想象不出，离开或者剔除掉宗教，能有所谓的现代欧洲社会和文明！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立志为人类的发展寻找出路的他只是看到宗教救赎方式的虚妄，还是连带也要完全拒斥宗教的价值情愫和终极关怀？
这样的理解也获得了实地感性的佐证。走出位于干草广场65号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抬头就是著名的科隆大教堂。浑厚的钟声定时敲响，马克思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的。激情澎湃之时他异常清晰地意识到社会运动的系统性和德国变革的艰难，而在其众多的思想来源和资源背景中，他选择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时的制度和体制，其他方面则成了他进行这种批判的有机因素。在后来解释马克思思想时所流行的“成熟论”和“断裂说”中，论者把《新莱茵报》与《莱茵报》决然地割裂开来了，认为后者所极力主张的“去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制”的“革命民主主义”只是其思想不成熟、不科学的体现，而实现了哲学立场的“转变”、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则不再纠缠于乃至舍弃了政治批判，而主要针对的是资本的生产方式。那么，就请大家去实地考察一下，再认真翻阅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上百篇评论吧，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他们特别把《新莱茵报》称为“民主派的机关报”的真实蕴含和现实所指，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否可以容纳包括宗教在内的个人信仰和情愫、是否不再坚持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等问题，也可以获得索解。
当然，在三个月的游历过程中我也注意到，遥远的祖国正在热烈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从马克思的思路，如何看待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现代转型和这一还显得很短暂的现实进程？纵观历史和放眼全球，又该如何客观估价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面临的多重挑战和困境？我们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在马克思的故地始终萦绕脑际、力图有所深究的问题。
总之，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深刻的马克思研究是对知识、素养、能力的一种极高的挑战；融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展开思考，是进行这种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的困难。客观地说，这次重来欧州，我获得了很多启示和感悟，也增添了不少困惑和疑虑。带着这些思绪回去，我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正式启动新的研究。
最后还想提及的是，马克思的名字是与恩格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过两年，即2020年11月28日将是后者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这位在人生自白中将“放轻松”作为其信条的人，其实一生过得并不轻松。为了马克思，他付出了很多，特别是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十二年，他以近乎双目失明的代价为挚友整理书稿、解析原理、完善体系、维护形象、扩大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中介，相当程度上也影响和启发了20世纪东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自古圣贤多寂寞，他去世后骨灰撒入大海，现在于世间找不到一块可以凭吊的墓地。在他的故乡，除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条大街、正在修缮的故居和用一间不大的活动板房权充的展览室外，甚至在城中心偌大的书店竟然找不到一本他的著述在出售。然而，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恩格斯的思想可以讨论（包括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地位也可以重估，但其人格、道德绝对无双。既然如此，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感念先贤的作为和品德，两年之后我将重返这里，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也与这次活动相衔接，继续我的寻访、考察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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