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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岁的瑞典作家和诗人琳达·博斯特伦·克瑙斯高(LindaBoströmKnausgård)刚刚出版了小说新作《十月的孩子》(Oktober⁃barn,右图)。
从2013年到2017年,琳达再度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她称之为“工厂”,到处听到尖叫,爆发,人人在自己的黑暗里生活。瑞典精神病学界偏爱使用电痉挛,她也接受了这种疗法,以缓解严重的躁郁症,同时也带来了记忆混淆和记忆丧失。每次电击之后,如同电脑重启,内存清空。作家失去记忆,人失去人生,世界失去历史。一片空白之中,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记忆练习。护士玛丽亚告诉她:“你必须记起来,你必须记起来才能写东西。”
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九年的婚姻,刚刚与一个挪威人分居。怀最小的一个时,她尝试过自杀。记忆一点一点地聚集,拼缀。自责:是我的错吗?是我的病毁了这个家吗?一个苏联少年先锋队员的形象从童年看过的画报中浮现。他们是十月的孩子。蓝裙子,白衬衣,红领巾系在胸前,代表着力量、集体和信心。“你不必再做儿童了。你已经是一位同志了。”
《十月的孩子》是博斯特伦·克瑙斯高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中华读书报2016年刊登过她与丈夫分居并以前作《欢迎到美国》(VälkommentillAmerika)入围奥古斯特奖决选名单的报道。
更多的读者通过她丈夫的书认识了她,尤其是《我的奋斗》第二卷。
在这一卷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详细记述了他和琳达·博斯特伦在斯德哥尔摩确立恋爱关系的过程。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去了人民歌剧院。这是琳达喜欢的地方。每天晚上打烊前他们都要放俄国国歌,她喜欢俄国的一切,尤其是契诃夫。
“你读过契诃夫吗?”她问。“没有。”我说。
“没有?你必须读”
热情劲一上来,她的嘴唇会先分开,撅起来,然后话才出口,我坐着看她说话。她嘴唇好美。还有她的眼睛,灰绿色的,闪闪发亮,它们是那样漂亮,多看一眼都会受伤。
“我最喜欢的电影也是俄国的,《烈日灼人》。你看过吗?”
“恐怕没有,没有。”
“赶明儿咱们一定得看。里面有个很棒的小姑娘。她是少先队的,少先队是个给小朋友搞的很棒的政治运动。”
她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