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中的顾炎武

    闲读民国时期报刊，发现有多处记载顾炎武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顾炎武研究（包括生平、思想和著作等）的关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二十四日《晶报》刊载署名饮光的文章《亭林刀绳语所本》云：“顾炎武当清初时，高风亮节，秉母遗教，不事二朝。有欲荐之仕者，顾致函中有‘倘再见逼，有刀与绳在’语意。初读其文集，以为顾氏矫若云鹤，固百毕罗所得羁绊，唯竟以刀绳为誓，似觉硁硁之见，类乎沟渎中之所为，不亦贻大雅之诮乎？及览《晋书·顾荣传》，荣与州里杨产明书曰；‘吾为齐王主薄，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云云。盖齐王同为八王之一，不足共事也。然后知刀绳之言始于彦先。魁儒固语无泛设哉？”顾炎武绝不入仕清廷，以刀绳为誓，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学者风范可见一斑。

    《图书馆学季刊》三卷一、二期，刊载周雁石《亭林诗集校文跋语》：“前人刻先生集时，凡讥及满清者，辄为稍易原文，盖法网之密有不得不然者。中以本字之韵部首字易之者，不一二见。如《王征军》诗之东阳原作戎羌，《北岳庙》之阳庚原作皇明，《井阱》篇之逼虞原作逼胡，《尧庙》篇之猾马原作猾夏……《哭归高士》诗末有原注云：君二十五年前，尝作诗以鲁连一矢寓意。君没十旬，而文覃举庚。校文云：末四字未详。按：此诗作于癸丑，正吴帅起兵之年，则文覃举庚，暗射云南起兵四字也。余于钞胥之余，得此一例，或亦足为读明季诸公集之一助。”在清代严酷的“文字狱”背景下，顾炎武诗句不得不有所修改，以免遭祸害。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十一月十七日《徐兆玮日记》（国会议员、常熟民政长），转载了王沂仲所编《昆山图书馆目录》，其中有《先哲遗书目录》一卷，云：“既略述著者之仕履，又详志刊本、稿本、传抄本并得书之缘由。中有顾亭林《郡国利病书》，原稿备录黄荛圃、钱竹汀书跋，该此书旧为吴清卿所藏，方惟一与清卿子纳士商乞让与时值。亭林有从祀孔庙之旨，昆山举行从祀典礼，先期具原价白金二百归吴氏，奉归储藏。从此乡贤秘笈永为馆藏，亦书林佳话云。”

    《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最初藏于顾炎武外甥徐乾学的传是楼。徐氏家道中落，传是楼藏书多被变卖，或为清皇族怡亲王所拥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流入民间，在多位藏书家手中流转。一次，昆山名士方惟一（曾任昆山民政长、北京女师校长）、王颂文（昆山图书馆馆长）在苏州藏书家吴讷士家作客，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竟珍藏在吴氏书房里。一年后的宣统元年（1909年），昆山打算以这部手稿举办纪念亭林先生、祭祀孔庙仪式，方惟一专程去往苏州，与吴讷士商量有关事宜。吴先生仰慕顾炎武先生道德文章，答应了方惟一的请求。这部流传在外多年的手稿，重新回到家乡。先是珍藏于亭林祠内，1925年昆山县立图书馆新楼落成，复又移进图书馆收藏。

    同年十一月《晶报》，刊载饮光的文章《洋鼓洋号不宜用》。作者引用顾炎武先生《日知录·卷五》中的“木铎”：“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一器之微而刚柔别，可以识治民之道。”“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气遍于国中，而兵由此起矣。”批判了民国以来凶吉诸礼滥用军乐（洋鼓洋号）的现象。在顾炎武的心目中，木铎金声可作仁义之用，辨识治民之道。他认为，鼓吹乐成为全国、全民都能用的礼乐，甚至在迎神赛会上都出现，是不遵祖训，法禁日弛。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闻报·快活林》有达哉《乐社重游记》曰：“社中陈列书画标价最高者，为巨然之《溪桥访旧图》，值三千金。顾亭林之《松柏长年图》值千二百金。顾氏以经学大师而绘事复神妙之此，且世不多觏，宜其价昂矣。”顾炎武的画价值一千二百金，这是仅见的资料。是否可信，则另当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