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考博事，子善先生写给我的四封信

    围绕子善先生七十大寿，最近两年《点滴》《关东学刊》《传记文学》都发表过专栏文章。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师弟宫立也叫我写过，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没有写：一、当时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回忆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与研究”需要结项，我得抓紧时间完成；二、当时子善先生还没有退休，我担心将我们之间的事情写出来会对他不利。现在这两个问题都已解决，我决定将因为考博事，子善先生写给我的四封信公布出来，希望对日益僵化的考博制度有所启示。

    我18岁中师毕业后，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社会上闯荡了15年，直到33岁才考上四川大学的硕士生，2003年毕业时已经36岁，当时完全没有考博的打算。2005年1月，读硕阶段完成的《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出版后，我想到王晓明老师既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又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于是寄了一本，并且附了《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述考》这篇未发表的文章，希望得到指教和推荐。同时写信一封，谈到了当时人们对史料研究的看法，并高度评价了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的意义。4月18日，王老师在回信中如此写道：“今日得到你惠赠的大著《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及另一篇大作，非常高兴！大著我们中心已经有收藏。大作我粗粗阅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正巧陈子善先生来，就推荐给他了。我们中心计划出版一种不定期的现代文学资料研究辑刊，子善先生是主编，也许他会将你的大作登在上面。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听他最后决定。”看到王老师的信后，我非常高兴：不但因为拙著得到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的肯定，拙作还有可能发表！由于中心直到2009年才承办改刊后的《现代中文学刊》，所以，拙作应正在主持《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文学史料研究”栏的陈漱渝先生之约，发表在该学报2007年第2期。

    没想到，更大的惊喜在后面：没过多久，我得到了子善先生5月4日写给我的信。全信为：

    久明先生：

    王晓明老师已把你的信和大作转给我。大作甚佳，我们中心拟办研究丛刊，年内至少会出一期，大作拟留用，不知是否同意？

    你关心我们中心的工作，也令人欣慰。大著《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也已见到，颇见功力。你的“老师、同学、同事都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史料考证算不上学术研究”，实在是偏见和谬见，大可不必理会，继续走你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之路。

    你已获得硕士学位，现在乐山师院任教，不知你多大年纪，有没有兴趣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你在乐山师院已任教几年？）

    余再谈，匆祝研安！

    陈子善上

    五．四.

    我不用Email，便中可回信，又及。

    我硕士毕业时没有考博的打算，主要原因是担心考不上，现在子善先生主动写信问我“有没有兴趣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的感觉是天上掉馅饼，马上回信说非常有兴趣。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子善先生的第二封信。很明显，原信是寄给所有2005年报考他博士生的人的。子善先生在开头称呼处写上我的姓名后，在左下角空白处如此写道：

    这是今年考博的参考书目，明年的也大同小异，所以先寄给你，近日大忙，再谈。

    陈子善8.17

    根据信的内容可以知道，我曾在信中询问子善先生考博的参考书目。拿到该书目后，我立即进行了查找，写有索书号的书目应该是能够从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借到的，打勾的书目应该是可以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买到的，没有任何标记的书目应该是我校图书馆没有且无法通过孔网买到的；结合子善先生的回信内容可以知道，应该是当时只找到北京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1983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没有洪子诚先生主编的那本，所以我在索书号后标明“欠”。

    应该是我将既无法借到、也无法买到的书目告诉了子善先生，所以他在10月8日的信中如此写道：

    久明：

    信悉。拙著《文人事》寄上，请查收。1983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或可翻一下，但与洪编已大不同，不过洪编与那套出版史料关系不大，对现代文学与出版的关系，有一些基本知识就行了。

    我不知你英语水平如何，你的专业水准没有问题，我担心的是你的外语，所以建议你多花些时间在外语上，力争顺利过关，否则，万一差几分就麻烦了。

    三个博士研究方向任你选，到时候可再电话商议，你有雄心壮志，我很赞成，但此事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优秀博士论文一届也只一篇而已，容从长计议，我们共同努力吧。

    余再谈，祝研安！陈子善

    10.8

    预祝你副教授早日评上，按你水平，这事应如囊中探物，十拿九稳也。

    根据书信内容可以知道，我曾在信中告诉子善先生，如果能够考上博士生，希望自己的毕业论文能够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毕业论文。正如子善先生委婉地告诉我很难一样，等我博士毕业时，该理想并未实现。不过，子善先生的祝愿变成了现实：我2005年底破格三年晋升副教授。其原因有二：一、当时乐山师范学院要完成“双百工程”（百个博士、百个教授），只有要符合基本条件校内一律通过，最终是否评上由省上评委把关；二、迄今为止，我所在的这所新建本科院校老师在评副教授时出版了专著的人似乎并不多。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子善先生的第四封信，全信为：

    久明兄：大札悉。忙于开会，迟复了。外语考试以笔试为主，只要笔试过关，口试决无问题也。

    关于郭老的一些设想颇有启发，可从长计议。故考史料学专业方向，当然可以。

    博士生名目繁多，定向、委托之类，我也搞不大清楚，你或可打电话向敝校研究生院问一下，但在我这里，目今争取不让你付费。

    你可把我电话号码告诉税海模教授，贵院成立巴蜀郭沫若研究中心也是大好事。

    先预祝你评上副教授。匆祝研安！

    陈子善草

    11.4.

    根据书信内容可以知道，我曾在信中告诉子善先生，我的英语全靠自学，属于哑巴英语、聋子英语。我目前所在的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挂牌时间是2005年11月，我在给子善先生写信时，一定谈到了中心成立的筹备情况，2013年初去世的税海模教授担任该中心主任。在我将子善先生的电话号码告诉税教授后不久，他对我说,子善先生在电话中高度评价了我，并希望他同意我报考博士生。当时在我们学校，硕士毕业生也算人才，规定只能报考定向委培博士生。我希望报考非定向，考上后学校不同意再转为定向，于是就此事征求子善先生意见。令人意外的是，我所在的文学与新闻学院2006年的三个老师都考上了非定向博士生并且都拿走了档案。

    看了子善先生的第三、四封信后，我感到非常纳闷：即使我的专业水准确实“没有问题”，但也要通过考试啊，子善先生却在第四封信中告诉我“目今争取不让你付费”——他似乎肯定我可以考上，通过电话交流的情况也如此。生性胆小的我，一边百思不得其解，一边将参考书目上能够找到的书认真阅读了一遍。考博之前，我给子善先生打电话，说到上海后希望拜访他一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暗暗窃喜。遗憾的是，见面后仍然只是告诉我，只要英语过关就没问题。当拿到试卷时，我一下明白了子善先生那么肯定的原因：当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的老师分成两个组，子善先生、晓明老师、思和老师一个组；专业课的题有三套，报考哪个老师就做哪个老师出的题，而子善先生基本是根据我的研究基础出的题。并且，子善先生已清楚地向参加面试的所有老师表达了他招收我的愿望，所以，不但我的专业课面试成绩很高，就连英语面试的成绩也很高。在我记忆当中，除了英语笔试成绩只有61分、面试成绩只有80几分外，其他成绩都是90分以上。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学校收发室工作的老婆告诉我，当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看见我的考博成绩后，愤愤不平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乱弹琴，这么高的分数，还有必要读博么？”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子善先生不主动给我写信，我后来也会考博，因为同年7月我到青岛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李怡老师叫我报考他在四川大学招收的博士生。但是，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考博难度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不但要过外语关，还要过中国文学典籍关。我是通过自考获得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后以同等学历考上硕士生的，有关中国文学典籍的知识极其有限；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阅读过《中华文化原典读本》。由此可以肯定，我不可能在2006年考上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如果再考几年仍然没有考上，灰心丧气的我放弃考博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以上原因，我要特别感谢子善先生主动写信给我并根据我的研究基础出题，使我极其顺利地考上了博士生，没有因为考博事花去几年宝贵的时间；同时我要感谢王晓明老师，如果不是他将拙作和书信顺手转给恰好来到办公室的子善先生，子善先生也不会主动给我写信，接下来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尽管我们那届博士生毕业后发展有差异，但他们取得的成绩至少对得起母校在全国高校的排名，并且我坚信，子善先生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因为招收了我而后悔！在我看来，提高博士生质量的关键在于严选博导并辅以惩罚机制：根据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严选博导、如果在招生或培养过程中出现问题便取消其资格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应该给博导充分自由招收他中意的学生：首先，每个人的研究方法都不一致，不能强求一律；其次，通过划一考试录取的学生一般都是考分较高的人——至少通过了笔试，而考分高低一般与记忆力有关，在大数据时代记忆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将过多时间用于记忆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但会用去大量宝贵时间，还有可能以牺牲学术敏感为代价，更有可能让那些记忆力差、研究能力强的人始终无法通过考试，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