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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8月28日 星期三

    郭小聪

    豪放与优雅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8月28日   18 版)

        说什么,怎么说

     

        如今网络评论功能强大,但有时候也一边倒,贴标签,给人先入为主之见。例如前些日子讲述冼星海二战中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度过最后艰难时日的国产新片《音乐家》,如果仅凭网络印象,我还以为这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作品。直到观影后才感到:影片并没有简单地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席卷全片,而是浓烈而细腻地刻画了音乐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可喜的艺术突破。

     

        谈到突破,我们知道,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一向受俄罗斯文学风格影响,追求豪放与阳刚,但有时候又容易失真。因为俄罗斯文学的坚忍气质,恰恰在于把生活中的苦难像面包和盐一样接受下来,并不刻意发挥,而且俄罗斯艺术又一直向往欧洲文化的优雅,因而在其豪迈沉重的民族性格之上平添了难得的内省、优雅气质。比如蒲宁的《安东诺夫苹果》,其主人公因醉酒误了打猎而在书房里独自品书那一节,狩猎时的狂野气息被随后的书卷气所冲淡,两个场景动静分明,但不是生活的对立而是持续,就像俄罗斯皑皑雪原与温暖的林间小木屋并存一样。同样,苏联著名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呈现,与其说是5位苏联女兵与德国兵惨烈厮杀之时,不如说是当她们在河岸观察敌情,发现来袭后方的纳粹特种兵不只两个,而竟有16个之多的紧张点数中。也在于影片结尾,当她们全部牺牲,无线电新闻广播却传出“今天全线无战事”的平静、平凡与震撼灵魂的深深悸动中。显然,俄罗斯艺术的这一特点,值得我们琢磨和借鉴。

     

        《音乐家》的突破正在于:它的展开既悲昂又内敛,既高歌又温馨,爱国激情不仅表现在冼星海手抓铁丝网遥望故国有家不能回的悲壮瞬间,也举重若轻地渗透在音乐家的坎坷生活遭遇中——厄运与坚忍,贫困与温情,男人与女人,理智与情感……但无论命运把音乐家抛向何方,他都会默默守爱自己的祖国,用艺术触角拥抱周围的生活,最终把苦难升华为乐章,与异乡人款通心曲。当然,并不是说这部影片的艺术已臻于完美,事实上还有可斟酌之处,如洗星海在寒夜陋室中创作交响曲《阿曼盖尔达》的诗意,原本像日瓦戈医生在瓦雷金诺雪夜写作一样宁静动人,在艺术处理上本该精心把握,却轻轻滑过去了。

     

        回顾中国文学史,我们古代传统中也有“大江东去”和“晓风残月”之分,但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中国古典文学理想追求的都是雍容大度的风格。特别是盛唐时期,边塞文学风格与日常生活中的豪情是融为一体的,表现为在大的时空尺度下把边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歌唱,它源于广阔而坚实的生活自信,而不是夹杂着某种危机感或迫切的呼唤。所以唐人从不刻意把阳刚与阴柔对立起来,即使悲歌慷慨也是含笑的,即使吟花弄月也让人感觉到底气十足,情感充沛。

     

        崇高令人震撼,优美使人感动,崇高的主题必须与优美的表达结合,如同康德所言,当“崇高感和优美感”发生“一种幸运的混合”时,平凡的生活才能在作品中升华,优美的艺术亦因历史内容而博大。

     

        因为,文学艺术从来都只能打动人心而不是用来慑服人心的。借助巨大的事物和信马由缰的力量固然可以体现意志的强悍,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真正活力和尊严感,却只能体现于对别的民族产生天然吸引力的艺术美感之中。任何一种文艺主张,只有拿出佳作,才能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进而影响社会生活。成功的主旋律作品要想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主流趋向和思想情感,就必须能够拨动普通人的心弦,而这更需要艺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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