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藏书

    稍稍严格点儿说，我当然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可言，但话说回来，虽然并没有多少祖荫可以托庇，平心而论，也要算是略有“渊源”——盖因我父亲是一个爱书的人，而且巧合的，他也是个哲学和文史爱好者。最近因为对自己庋藏多年的书籍做较系统的整理，抽架插架其间也不时会从书堆中跳出父亲早年用过的一些书，于是在回首自己“藏书”历史的同时，忽然想到不妨也来谈谈父亲的藏书，这在我个人无非是一种记忆的投射，自然也会泛起些情感的涟漪，但是透过这些书，从一个五十年代后期上大学的普通知识分子的求知蕲向和阅读趣味中，似乎也可窥见出时代潮流和社会变动投注于个体身上的某些脉胳和印痕。

    父亲1957年从浙江金华二中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求学。因为地质工作的性质，1962年大学毕业后就在闽赣浙等地辗转，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在杭州安定下来，不论从所学专业还是从实际经济条件，仅从其几乎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的生活轨迹看，显然是不具备所谓藏书的客观条件的。但就是这样，忙里偷闲也好，见缝插针也罢，如果不是出于对书的热爱，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积累下“传承”给我的这些书的。

    据父亲后来有一次聊天时告诉我，他在金华二中念高中时，本来是准备报考文科的，还说第一志愿是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从他的谈话看，他似乎比较熟悉范长江等党内新闻工作者的生平和工作。但是高考前夕适逢“反右”，他的班主任建议他改报理工科，盖因那次运动中“放炮”“出事”的似乎多是人文知识分子。也许因为这个情结，虽然他在北京学的是地质专业，但上大学时甚至此后显然仍然保持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只不过由理想中的“专业”变为现实中的“业余”了。

    作为一名哲学爱好者，父亲的藏书中有一些西方哲学名著，从五十年代商务竖排首版的《小逻辑》，到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等小册子，这些应该都是他在北京求学时淘到的，从书戳上看当是在东安市场还有新华书店暂安处门市部等处。我至今还记得在老家的小书柜里第一次见到黑格尔《小逻辑》那有点儿“戏剧性”的一幕。我绝无意夸大自己与哲学有任何“前定”的“因缘”，但是《小逻辑》一书中那时唯一念过的卷首的“柏林大学开讲辞”确实给童蒙开启未久的我以强烈持久的震憾：“但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还有那句更有名也更昂扬的话：“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要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这些话对于一个正在萌发和伸展其心灵的乡村少年，无疑有极大的提撕生命和振拔意气的作用。说起来，父亲所藏那一版的《小逻辑》还给我留下了一个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地名，那就是第一版序言落款处那个“海岱山”，等我上大学后自己买到的那个商务横排精装本上，它就已经被改回“海得尔堡”了。

    父亲的性情，似乎不算是怎样“革命”的，但他却好藏革命导师的著作，这类书现在还在我身边的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书简》《列宁全集1—38卷目录》以及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听《哲学笔记》课程时使用过的《哲学笔记》精装本，同样在课上用过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则似已不在手边了。回想起来，《哲学笔记》那种独特的排版方式以及革命导师那些独特的霸气批语无疑给那时候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长大”后还会刻意模仿，例如阅读时也学着在书眉上写下“此处要紧”、“值得注意”、“深刻”、“机智”还有“糊涂”之类。但是，所有这些书中给我的“生涯”以最大影响的仍然要数恩格斯那部光辉的未完成著作——1984年7月某天，同样作为高中的理科考生，我正在诸暨老家镇上为在考后估分基础上填报大学专业而烦神焦虑——七仙女少了一位，六神无主，就在要回校上缴志愿的最后一刻，吉林大学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和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之间勾连出一条美妙的弧线——我在一个可设想的最后时刻被哲学“选中”了，仔细评估起来，这种概率大概不会比在夏日的午后被闪电击中大多少，或者至少没有像在浙西小镇读到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那么小。

    父亲对于学习外文有很高的兴趣，这从他所藏各类外语词典就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是俄语、英语和德语。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小柜子里翻到过俄文版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而且多是精装的，但是老家久不住人，东西播迁，这些书也早已不知所终了。除了高名凯和刘正埮合编的《英语常用词汇》，就还只有几本苏式教科书，如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和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还在我的“书库”里，后者的译校者还是我后来熟知其名的宋文坚和马玉珂两位先生。从书页里的勾画看，父亲仔细地读过这本书。这些部分地解释了他的外语和逻辑素养都要高于我。事实上，父亲所藏的这些书，他基本上都细致读过。这又不禁让我想起几乎与父亲同龄的赵修义教授最近在回忆四十年前的“科学热”时的那番话：“想想，那时，大家收入不高，定价0.65元，大体相当于我这样的教书匠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月薪36块的青年人，也有不少投入到这场读书热之中。再翻下去，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有铅笔划的杠杠和记号，可见都是认真读过的。其实在那个低收入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为装点门面去买书。书是用来读的，这是当时的常态。”

    时代的印痕不但表现在“书是用来读的”这样的“常态”上，而且表现在所藏和所读的书的“非常态”上。记得父亲在大学时所收的书中，有一册冯友兰的《四十年的回顾》，当时列入“哲学研究丛刊”第三辑，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父亲的题记上写着“1961年1月15日，北京”。书的开首是冯先生的题词，有云：“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词一扫散如烟。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红旗灿烂东风遒，禹域嘉名自古留。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一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这应该是《三松堂自序》的最早一个版本了。巧合的是，在我前两天寻出这本书的架子上，紧挨着的就是199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社科院念研究生时适逢院图清仓处理到的冯先生的《论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可见，我的书架虽总体号称“无序”，在局部上还是“有序”可寻的。冯先生在后一书前言中继续作诗：“清华、朗润共春风，协力辛勤练劲弓。众矢穿云无虚发，笑他天马枉行空。”并有云：“我的思想中的旧框框太多。弓练得不好。不是矢无虚发，而是虚发很多”。

    想想也是，在“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那个年代，用来破除“旧框框”的其实经常是一些“新框框”，从输入的“资源”来看，除了苏式马列主义，也还有西欧共产党人的著作被陆续译成中文。前两天刚在某微信群里见到冯俊教授发布的段德智教授回忆业师陈修斋先生的一篇文字，晚上书库理书时我就翻出了修斋先生和江天骥先生合译的茄罗蒂《论自由》，当然这也是父亲的藏书。平心而论，这些书以及前苏联科学院和大学哲学系一些学者的论著，其最卓荦者如柯普宁、阿斯穆斯和奥伊则尔曼，其实常常是颇有可采之处，在戴着镣铐舞蹈的节奏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芒的。但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人们能够从这些书里看到的往往并不是——至少其重点不会是——我们现在从这些书里看到的东西，如果那些书今天还有人去看的话。

    前面说到，从性情上看，父亲似乎并不怎么“革命”和“激进”，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也收了些“激情燃烧”的书，例如有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给青年》，是“大跃进”年代的中译本，其跋语“读诗集《给青年》”乃诗人田间所作，这个诗集的扉页上还有父亲的“题词”：“诗的诗人，火的诗篇。”当然，作为地质专业学生，父亲自然有些天文地理乃至北京猿人的书，作者从法人弗拉马利翁到国人贾兰坡不等。也还有各式各国地图，其中有些至今还在我书房里。是在八十年代吧，电视片《话说长江》伴随着陈铎那气势如虹但又书卷气十足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久父亲的案头就有了一小册《话说长江》的解说词，而其实，他所藏长江黄河的小册子都要有“古意”得多了。前两天刚从书架上翻出一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的《北京游览手册》，那大概是他刚到首都时作导游之用的。而所有这类有关风物的书中，最能“塑造”我的“品位”的乃是他八十年代某次出差时购得的黄裳的《金陵五记》，那要算是我的“藏书”中为数不多的“善本”之一了。

    走笔至此，我又想起前些年在紫金港图书馆读到暨阳人赵丽雅女史的《读书》十年日记，其375页有记：“读《金陵五记》，叹为作手。”也想起那年在“晓风”见到《来燕榭书跋》增订版，在倒数第二篇“续侠义传”后半段，由是书旧主张佩纶而谈到《小团圆》所“引发”的作者与张爱玲的那段“公案”，以及后来一位以重编周作人文集“起家”的作者对黄裳先生的“讥弹”，就想到要结合我读黄裳的体会写篇小文“介入”那场“争论”，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取自黄裳先生发掘并表彰的明末清初布衣诗人余怀的两句诗：“开到花王已过春，几枝丰艳呈精神”，后来却因故未就，这时候恍然想到，我本来应该可以和父亲讨论一下这段“公案”中牵涉的民族大义和个人幸福之间的“辩证”，虽然“一别千古”，这种机会在尘世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父亲高度重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虽然由于父母长期两地分居，他对我的训导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这种情形至少应当从我上初中一直持续到我1993年“回到”杭州。四十年前我所在的乡镇学校从初中才开始教学英语，父亲“未雨绸缪”，在此前就教会了我26个字母和一些简单的单词。在中文方面，他送给我的“启蒙读物”是当年浙江人民所出小开本的《千家诗》，其封面有似于初版的《旧文四篇》；1978年新一版的胡云翼《宋词选》，那时候新一批简体字流行，翼字写作羽字下面加一横，籍字写作草字头一面一个及字；以及1980年初版的《唐诗三百首新注》金性尧注本，那书略大的开本和雅致的浅蓝色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确实，父亲毕竟是未遂的文科考生，他对文史有泛泛的爱好也并未足为怪。我的书房里留着他六十年代初从杭州旧书店淘到的《圣经》，还有1957年印行的林庚的《诗人李白》。他对于通俗文艺也有自己的鉴赏，例如曾经赞叹刘欢的嗓音几近“天籁”，也曾评价一位邢姓的女播音员其声锋利可裁纸。当然，所谓“家国情怀”也会让他偶尔议论政治或政治人物。固然这些议论也属卑之无甚高论，而在我看来则不无以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以抒发某种“不平之气”的况味。照我揣测，八十年初头应是他心情比较舒畅意气比较奋发的几年，一方面他评上了职称，解决了长期的两地分居问题，家庭和子女教育都有了新的起点；另一方面，八十年代最早期那种“早春二月”的社会氛围也一定感染了他。用他最欣赏的当代作者费孝通在五十年代发表的后来“诱致”其文科梦破灭的那篇著名文字的标题：“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又”来了。但是不久，在最初的“解放”感消失之后，生活的艰辛和时局的跌宕又使他几乎只能从文字上寄情于山水了。

    从题记上看，1980年6月22日，父亲在离我现在日常生活的地方只有一座跨海大桥之隔的镇海贵驷购得费孝通那时刚出版的《访美掠影》。这本作者本人也颇为看重（“早先的《访美掠影》就是用散文笔法写的人类学著作…比《重访英伦》深一步。我要讲的都隐在里边。很多人都看不出来。”见《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三联书店，2019，页361）的小册子开篇引用了一句西方的俗谚：“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我没有查到或者压根没有去查这句话的出处，而把它原封不动地引用在了我的《北美访书记》中。无疑，与父亲那种直面问题的性情相比，我这种躲在别人的文字里讨生活的倾向实在是太辜负其所望，说到这里，我还是有些无来由地更是拟之不伦地想起了牟宗三先生在其“说水浒世界”一文最后的那席话：“以往生活，已成云烟。然而我未曾倒下去。我只因读了点圣贤之书，渐渐走上孔圣之路。假若有归宗水浒境界者，必以我为无出息矣。”

    话虽如此，可以聊记一笔，也让我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待我自己开始“藏书”后，我所藏的书也对堪称在艰辛生活之余仍然手不释卷的父亲有了些许“反哺”作用：印象最深的是，我在长春时特价处理到的王国维校本《水经注》，在上海南京东路学术书苑淘到的《徐霞客游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本，有很长时间一直在他的案头，而且他确实在读，书页中夹上了各式书签，不像大部分书，即使摆在了我的案头，也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1993至1996年，我在杭州大学念博士，这就算是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是在半山家里度过的。回想起来，以往的岁月中最美好而具温情的一段记忆大概就是那时和祖父、父亲三人一起在半山家里埋头喝糟烧。而其时一件最乐此不疲的体力活乃是把离开上海时托运到家里的书分次分批地用自行车沿沈半路驮到杭大宿舍去。当然，我那时仍然在买书，而且也反向地在往家里搬书，记得有一次在杭州三联位于安吉路的那个仓库里淘到了一册黄裳的《河里子集》并把它带到了家里，不久我就发现此书跑到了父亲的案头。另有一次，父亲手里拿着一册走向未来丛书中韦政通的《伦理思想的突破》，对我说：这书不错！

    数年前，我在北京西山参加余杭韩公水法教授倡导发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中午用餐时与何怀宏先生同席，除了所谓新保守主义，席间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题，这时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作为哲学业余爱好者的父亲曾对我说，我从舟山携回半山家里的《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漫述》一书不错。我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怀宏先生，听了我的叙说，《生命的沉思》的作者露出了笑容，且照例是那种优雅动人不露齿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