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法国工人阶级小说家爱德华·路易(ÉdouardLouis)撰文,深情回忆美国大作家托妮·莫里森。
“友人前天写信给我:‘托妮·莫里森去世。’我只觉得悲伤,麻木。两句话涌上心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死去了。她再也不能放声大笑了。’在互联网上,我看到有人说‘她永垂不朽’,我厌恶这谎言。谁也不能不朽。她不在了,她写不了了,我们现在没有她了。就是这样。”
在发表于《观察家报》的文章中,路易说:“我只见过她一次。我永生难忘。”
那是几年前,路易应邀前往纽约大观镇的莫宅,“一个女人开了门,把我领进客厅,她——托妮·莫里森——就在沙发上坐着呢。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真容。她微笑着,用她好低好低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呀,摩修路易。’一下子我就不害怕了。她问我想喝啥,我以问代答:‘您喝啥?’她耸耸肩:‘伏特加。’我问:‘加什么呢?’她哈哈大笑:‘当然不加,干喝。’我也跟着笑,然后说:‘那我来一样的。’”
伏特加一杯接一杯下肚,房间里充满了一老一少的笑语欢声。他们谈文学,主要谈福克纳和詹姆斯·鲍德温;谈政治,主要谈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她对我讲起几次陪鲍德温去法国南部的经历,还大叫道:‘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玩的人!他笑话一箩筐!’我想象他俩相挨着,一笑就是好久,好久。
“我继续喝伏特加,我们笑了又笑。她的大笑是最让我惊奇的一件事。谈到美国的政治灾难,她大笑,就连讲到最悲惨的事,她也大笑。到了某个点儿上,我问她厕所在哪儿。进到里面,我看到了诺贝尔奖给她的信。我觉得把这信放在那儿很好玩,尽管得到这个奖足以让人自豪,可她好像有意要与此类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不无讽刺。”
莫老师问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同性恋白男人,会对一个隔了好几代的美国异性恋黑女人有这么大的兴趣。”路易恭恭敬敬地回答:“不只因为您写出了最重要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作品,还因为您的书对暴力机制的分析走得如此之远,使得它们吸引了一切有这种压迫体验的人——妇女、拉基双变(LGBT)人、穷人。”
那天路易喝醉了,从莫宅出来,他走向哈得孙河上的浮桥,耳边回荡着豪迈的笑声。他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更好、更全面的文章,论述她的书怎样改变了文学。”
爱德华·路易今年二十六岁,中华读书报曾数次刊文,介绍他迄今出版的三部小说:《埃迪·贝勒格勒的结束》《暴力故事》和《谁杀了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