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史研究在中国

    190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的康有为（1858—1927年）到希腊旅行，写下了他的《希腊游记》。在游记中，他不仅详细地描述了雅典卫城、科林斯卫城上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和科孚岛上的阿喀琉斯宫等名胜古迹，而且多次比较了古代希腊（主要是雅典）与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之处。今日读来仍饶有趣味。作为变法改良的代表人物，康有为自然最关注古代中、希政体的差别。对于雅典所开创的民主政治，他的见解不仅在晚清士大夫中，而且在以后中国的政界与知识界都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之王权一统与希腊之民权分治是由于地理自然的形势所致。“共和民权，只易行于小国，……故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者，实即希腊能之。若吾中国之大，虽有圣者善政，必不能创此义。”同时，他认为，由于现代“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缩地为之”，所以“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希腊之政法，遂为法于天下”。可以看出，他承认起源于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现代世界是大势所趋，但他断定中国由于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的不同，要行民权仍“待其时耳”。他游希腊、写希腊，读史阅世，兼及中西，孜孜念念的是他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希腊文化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对古希腊的神话和哲学尤感兴趣。在希腊历史领域，不少大学开设有西洋史课或外国史课，其中都会向青年学生介绍古希腊的历史。1933年，罗念生（1904—1990年）先生来到希腊，在美国驻雅典古典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StudiesatAthens）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位来希腊实地学习古典文化的留学生。此后，他笔耕了约半个世纪，译介了大量古希腊的文学作品。1952年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他晚年所著的《论古希腊戏剧》为中国读者系统梳理了古希腊悲剧与喜剧的特点与发展过程，既是一部通俗亲切的文学理论专著，又是一部杰出的古希腊戏剧简史。1987年12月，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以表彰他的贡献。

    在严格意义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系统地研究古希腊史。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另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学者们对古希腊史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著作进行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翻译成中文的。“文革”结束之后，古希腊史研究更是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

    对于中国古希腊史学科的建设，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林志纯（1910—2007年）教授。林志纯早年在上海求学。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他被调往位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醉心于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比较研究。1955年，苏联派出世界古代史专家到东北师范大学讲课，培训中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帮助中国建立世界古代史学科。林志纯代表中方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了这一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世界古代史的学者。1984年，在他与其余几位教授的倡导下，中国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为中国最先设立的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及古典学学科的研究机构。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1980年代后又涌现出一批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其中古希腊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现任所长张强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黄洋教授（他为雅典卫城与卫城博物馆翻译了首本中文的官方导览书）等都是这个研究所培养的。

    除了教学以外，林志纯还重视原始文献的翻译与国外学术信息的介绍。例如，他参与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并早在1962年就向中国人介绍了线性文字B的译读情况。1979年和1981年，林志纯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两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研究撰写的世界上古史研究专著。1979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此后的二十余年，他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古希腊史与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他著名的观点是否认城邦为希腊、罗马社会所独有，而认为古代近东、印度与中国等地区都经历过城邦阶段，都在早期国家建立时含有原始民主的遗存。他认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有相似性，但这一带有民主色彩的传统被秦、汉以后的专制帝国所湮没，中国走向民主需要发掘中国固有的民主传统。他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讨论。2012年，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以林志纯的笔名“日知”设定了“日知世界史奖”，旨在表彰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

    相比古希腊史，现代中国学者对于拜占庭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陈志强教授（1952年至今）对于中国的拜占庭史研究的发展功不可没。1980年代，他由中国教育部派出到希腊学习，并于1994年在位于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UniversityofThessaloni⁃ki）取得了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一直在南开大学教授拜占庭史，已撰写了一百余篇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学术论文，编著和翻译了二十余种有关拜占庭帝国的著作，其中《君士坦丁堡陷落记》是中国学者第一本系统介绍拜占庭历史的学术专著。他既向国际学界深入介绍了中文古代典籍中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史料，又向国内知识界系统精细地传播了拜占庭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拜占庭学术的新趋势、新成果。在他与同事们的努力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关拜占庭学的研究中心（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他为中国的拜占庭史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中国拜占庭学者。2013年10月，他被希腊政府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勋章”。

    在希腊史和希腊文化研究领域，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中国前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大使编著的《希腊近代史》以一名资深外交官的眼光回顾了希腊近代的历史脉络，引人入胜。杨广胜大使不仅编译过《希腊神话》，而且撰写过有关希腊语言发展史的论文。2000年，杨广胜大使又协助希腊船王瓦西里斯·康斯坦塔科波罗斯（VassilisCon⁃stantacopoulos）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希腊研究中心，之后他担任了该中心的顾问与教授，亲自为年轻学子讲授希腊的语言和历史文化。继北京大学之后，近些年来，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南大学等高校也纷纷成立了希腊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后，更有一批在欧美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古希腊史研究者学成回国（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巍教授和冼若冰博士，他们分别在美国和德国研习过古典学）。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学者不断继承前辈的治学经验，同时合理吸收国外同行的前沿研究成果，必将对希腊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希两个同样拥有久远历史的民族在学术上的交流也会更加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