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为学贵勤

    2019年2月24日，毕生追索历史的李学勤先生步入了历史。在他逾60载的学术生涯中，读书不辍，撰述不已，留下了一千万余字的著作，在甲骨、简帛、青铜器、金文、战国文字、古史、文献、考古、思想史、国际汉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先生常说，自己的学术道路比较特殊，他走过的道路并不足为训。但回顾先生的读书之道，对于我们仍不无启发。

    一、东安市场的“李学生”

    在古文字学等领域，学者往往尊称李学勤先生为“李先生”。姓李的先生不止一位，但如果径称“李先生”，则往往是指李学勤先生了。

    其实，在成为“李先生”之前，先生还有过一段作为“李学生”的少年岁月。

    先生没有经历过幼儿园的阶段，四五岁起，开始读书识字。先生的母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学生，给了先生最早的启蒙。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由于体弱多病，先生并没有进入课堂，而是由一位姓靳的家庭教师辅导自习。

    因此，在孩童时期，先生更多的是自己读书学习。先生没有兄弟姐妹，且缺少玩伴，书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他说：“我没有在孩子的社会里生活过。”

    在靳老师的影响下，先生成为《科学画报》的忠实读者。《科学画报》创刊于1933年，与先生同龄。先生认真读了每一期的每一篇文章，这本杂志激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

    一次，先生乳牙坏了，需要拔牙。由于害怕疼痛，大哭不止。直到大人说要给他买《科学画报》，才破涕为笑。

    靳老师辅导学习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正式上小学之后，由于之前已经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课堂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先生的求知欲，旧书店和旧书摊成为了他新的精神家园。

    那时先生家住北京东城，常到东安市场一带淘书，有时走很远的路去逛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店。书店和书摊的老板都很熟悉这位好学的少年，称他为“李学生”。

    由于当时家中经济较为拮据，先生只好节衣缩食，不断买书、卖书，买了看，看完了再卖。在数十年后，先生对当年旧书店、旧书摊的布局，乃至老板的名字，仍如数家珍。他回忆道：“旧书店、旧书摊犹如开放的图书馆，涵泳其中，真是获益无限。许多店、摊的主人很有知识，看你要找哪一类书刊，能连类而及，向你推荐许许多多，绝不是收钱完事。”

    一位书摊老板送给了先生一本《科学画报》的创刊号，先生遂有了全套《科学画报》。他对《科学画报》的阅读和关注，一直持续到晚年。

    先生读书的兴趣点与同龄人也不尽相同。譬如小说《镜花缘》，一般的孩童只对上半部分奇幻的海外经历感兴趣，先生则沉浸于后半部分的声律游戏。

    到中学时，先生已经开始阅读各类人文社会的经典著作，康德、罗素、弗洛伊德、柏格森等人的著作都成为他当时的研读对象。由于受过较好的英文训练，当时先生已经能读一些英文的原版书籍。

    十三岁那年，刚上初一的先生淘到了一本《古史辨》第三册，那一册围绕《周易》展开。先生后来陆续读完了全套《古史辨》，受到了很大的触动。1970年代以后先生参与了马王堆帛书、定州汉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重要材料的整理，意识到疑古派在古书辨伪方面的缺失，遂提出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反思。

    据先生后来回顾，当时看书，越是不懂的，越是难的，就越是喜欢。尤其是各种符号，最能激发他的兴趣。一次他淘到一本来自英国的精致小书，内容是一部小说，但却以@、#等非字母符号来代替英文字母，对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这样的“天书”，先生读来却津津有味。

    少年岁月虽然看似孤单，先生却乐在其中。事后他回顾道：“挺好的，挺自由的，对后来最大的影响是读了很多书，只要能看的什么都看；尤其喜欢看不懂的、符号性的东西，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恰恰是我最喜欢的。”

    二、北图的读书岁月

    1950年前后，先生开始频繁出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进入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种神秘的符号——甲骨文。

    而在读了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的《逻辑》一书之后，被数理逻辑的各种符号所吸引，先生决心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1951年，先生如愿以偿，开始问学于金岳霖。

    据李先生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哲学史研究专家的钱耕森回忆，先生当时常阅读英文哲学著作，一次去先生家，“参观他的书房时，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因此，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一个研究生，甚至大学年轻的老师的书房呢”。

    但先生并不满足于哲学的学习，他去北京图书馆愈加频繁，沉浸于甲骨文的世界，如饥似渴地抄录那些大部头的甲骨著录文献。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他都找来读了。

    虽然当时家境不佳，父母还是支持先生购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殷虚文字乙编》。先生如获至宝，潜心阅读之后意识到《殷虚文字甲编》与《殷虚文字乙编》中有许多材料有待拼缀，并由此思考文武丁卜辞的问题。

    先生结识了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通过他，先生接触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

    先生回忆，“北图的馆门、存衣处、目录柜、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亲切。那段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的生涯，直到1952年才告结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哲学系被撤销，先生没有转去北大，而是直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工作。

    之所以有此契机，主要是考古研究所希望有人增补郭若愚编撰的《殷虚文字缀合》。当时考古所的陈梦家说“在北京就有两位，一老一小”，老的指曾毅公，小的指李先生。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正是在北京图书馆集中阅读甲骨文的材料，有了缀合甲骨的尝试，才有了他参加编撰《殷虚文字缀合》的机遇。先生于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一书，也是那时奠定的基础。

    三、要确立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先生强调，“一定要在专业阅读方面让自己有一个坚实、广阔的基础”。他常引用一句西方谚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一些的一切”，指对于某个需要钻研的领域，要做到穷尽性的把握；“一切的一些”，指的是对于其他领域，最好能尽可能了解。这也可以概况他的读书与治学之道。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先生在上大学之前有广泛的阅读兴趣，既包括人文社科，也涉及自然科学，在外语方面也有较好的基础。后来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作为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断代工程的开展离不开先生在文、理两方面的素养。他不赞成在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认为这是在缩小基础教育的知识面。因此，先生鼓励通识教育，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

    1954年，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侯外庐的助手，成为从事中国思想史写作的“诸青”（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之一。侯外庐后来总结“诸青”的特点，认为先生的特点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

    不过侯外庐也认为先生在理论方面有所欠缺，尚有“生长点”。于是先生发愤阅读马恩著作，恶补理论。虽然先生后来不专门研究理论，但总是能在相当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可见理论的裨益。

    在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同时，先生意识到自己在青铜器和金文方面的不足，于是潜心钻研，最终在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也卓然成家。

    世人皆知先生的广博，但每一个领域都是他用心深掘的，故每每有精深的研究。

    先生称自己的学问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

    他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重估中国古代文明，正是他一生求索的目标。

    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不是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知识所能做到的，需要“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先生学习经典理论论著，打通古文字的各个阶段，都是为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服务的。

    四、人一生能读的书是有限的

    虽然主张要有宽广的知识面，但先生也反对泛滥无归的阅读。

    2012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演中回顾了他少年时期的读书经历：

    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这是说真心话。但是这也可能有一个好处，好处是有闯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初生牛犊什么都不在乎。比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当时觉得什么书都可以读，所以就不选择，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

    譬如先生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常与当时的同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邵燕祥一道去淘书。据邵燕祥回忆，有一次他自己买了一本作文书，先生却买了一本养兔子的书。

    先生认为当时这种什么书都看的行为其实“是很无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是最爱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也很有限，也读不了多少。特别是在你离开了学校踏入社会，工作之后，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书啊。你社会上的生活，社会上的、家庭内的，有多少多少事，即使你是最勤勉的人，你也读不了多少书。

    先生之所以袒露心迹，是希望以他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学生时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不能荒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书都读，因此要读最要紧的书，要把精读的书和浏览的书区分开来。

    五、读什么书

    《读书》1980年第2期刊载过一篇题为《科学高峰、学术师承及其他——李学勤治学经验杂谈》的文章，里面谈到：

    他（作者按：指李先生）还同笔者发过这样的感慨，说经常碰到一些青年人问他，自己应该读什么书，最好先读哪一本？其实，只要认准了方法，什么书都可以读，先读哪一本都无妨。当然，对刚刚踏上学术征途的人，循序渐进是重要的。但假如你还没有找到行家指点，与其徘徊观望，不如自己先抱一本有用的书读起来，不是更好么？路，固然有弯路和捷径之分，但走点弯路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往往走过弯路的人，对于捷径的好处，会有更深切的体会。

    先生广泛阅读，自学甲骨，必然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只有走过弯路的人才更能理解捷径的好处，这也是经验之谈。

    先生一再强调，读书要读最基本的书。经史典籍是最基本的，其中一些要反复精读。基本的书如果没有读完，遇到一些新材料，如出土的简帛，有许多问题便难以有透彻的理解；如果只是一味偏好新奇的文献，也难以有持续的研究动力。

    先生强调，“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要理解国学，也需要把握最基本的书。

    在2012年人民大学的讲演中，先生还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大胆地提一个建议：将来能不能下一个决心，读一个著名学者的全集……你真正能把这个全集仔细读一遍的话，特别是你连书信啊、日记啊什么的都读了，你可以看清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道路你都看见了，他的长短你都看见了，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都特别有益。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全面阅读一位大家的全部著作，的确很受用。今年年底，先生毕生学术研究的总结——《李学勤文集》将要面世，到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它进一步了解先生。

    我们知道，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了一所工科院校。1983年开始，清华开始恢复文科。1992年，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先生创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2003年，他正式回到母校，并在2008年创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先生认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没有交出去，就是在没有文理科的时期，也购买了一批必要的文科书籍”，当年的书都还在，“连灰尘都是20世纪50年代看到的那样”。因此，清华的人文传统并没有断。

    先生认为，“图书馆很重要，是大学的灵魂和基础”。

    先生生前曾向清华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3700多册。在先生去世之后，更多的先生藏书将进入图书馆，成为清华灵魂的一部分。

    先生勤学一生，毕生与书打交道，也真正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学术。永远怀念先生！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文中材料多参见程薇编《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刘国忠《李学勤：“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载《光明日报》201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