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说起

    提起外国历史名人关于中国的言论，众所周知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拿破仑的这句名言流传是那么广泛，不免有人追根溯源，却发现此话并不见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的著作，于是又有“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是睡狮”之议。

 

    拿破仑不但有非凡的武功，其大军高举雄鹰战旗横扫北非和大片的欧洲，而且博学多识，善于写作。后人唐克莱德·马尔戴尔曾将其文字结为《文学作品集》，于一八八八年出版，拿破仑主持的著名的《民法典》还不计，仅收其书信、文告、讲演、诗歌、文论，洋洋洒洒四大卷。笔者披览了这四卷文献，所见提及中国的仅有一处，是他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从巴黎东面一百七十九公里的特洛瓦城写给兄长、时任帝国摄政的约瑟夫的一封信。彼时欧洲封建君主国联盟的军队已经深入法国，联盟的代表和拿破仑的代表正在塞纳河畔夏迪庸城进行和谈。两天前就包围了特洛瓦城的联军决定撤退，给拿破仑一个接受休战的机会。但拿破仑不愿在联盟国一八一三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令法国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宣言”基础上谈判。他在信中说：

 

    哥哥，我已经进入特洛瓦城。敌军的谈判代表把我团团围住，要我停战。不过只要在塞纳河畔夏迪庸城的谈判在“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进行，今天上午就不可能实现停战。我发起了好几次骑兵攻势；我们俘虏了两千敌兵，缴获了七门大炮。内务部长是个胆小鬼，他不信任人民；他和警察局长都不了解法国，就像我不了解中国一样。

 

    在拿破仑的著作里的确找不到“中国睡狮”。拿破仑在位时不是疲于征战就是忙于理政，可以自谦地说“不了解中国”；发表“中国睡狮”那种“前瞻”性的高论，更不大可能。

 

    不过下台以前的拿破仑对中国也并非那么无知。一八一一年，他读过菲利克斯·雷努阿尔专呈他御览的《中国备忘录》，其中不但详细介绍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提出推翻英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商业体系的建议，可见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明争暗斗当时已经十分激烈。这仅是拿破仑在位时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一个事例。

 

    拿破仑于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一日第一次宣布退位，先被流放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西边第勒尼安海上的厄尔巴岛；经过短命的“百日”事变，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第二次退位，被放逐于大西洋上的英属圣女海伦岛，直至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去世。那么，在这段流放生涯里，他是否有过“中国睡狮”的言辞呢？

 

    拿破仑的流放地圣女海伦岛距非洲海岸一千九百公里，距巴西海岸三千五百公里。他被英国当局置于软禁状态，但关于他这段生活经历的记载却相当丰富。对他流放期间言行的记录，最著名也最可靠的是大革命时期流亡伦敦的法国贵族拉斯卡塞斯伯爵的《圣女海伦岛回忆录》（1823）、拿破仑的副官嘎斯帕尔·古尔戈的《圣女海伦岛日记》（1899）、拿破仑旧部昂利-格拉坚·贝特朗将军的《圣女海伦岛笔记》（1949-1959）和英国医生巴里·欧米拉的《拿破仑在圣女海伦岛》（1822）。前三位作者，有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受难者，有的曾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他们后来都自愿到这孤岛上陪伴这位落难的君主。欧米拉医生本来肩负着为英国当局监视拿破仑的任务，后来却因为跟他的感情过于亲近而被英国当局召回。这几人与拿破仑朝夕相处，为后世留下了这位传奇人物流放生活的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圣女海伦岛上的拿破仑失去了自由，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弥补他对世界，包括远在东亚的中国，了解的不足。一八一五年时圣女海伦岛上的居民有三千三百九十五个欧洲人、二百一十八个黑奴、四百八十九个中国人（我们的先人真是云游四方，无处不在！）和一百一十六个印度人或马来人，拿破仑和中国从无纠葛，与岛上的中国人甚为和睦。外来人能够见到这位被黜的君王并非易事，但与中国有关的人总能如愿以偿，因为拿破仑对中国兴趣浓浓。拿破仑的个人图书馆藏书丰富。拉斯卡塞斯有一段描写他读书的最精彩的情景，读的正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是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五：

 

    六点钟光景，皇帝让人把我叫去。他正在沐浴；他显得比平常更不舒服。他想可能是昨天出门的结果；沐浴对他起了作用，他觉得好一点了。他开始阅读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的书；他读了相当长的时间，一边读，一边就遇到的许多话题大发议论。

 

    乔治·马戛尔尼勋爵是世袭爱尔兰贵族，曾任英国殖民地多巴哥、格林纳达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出使俄国，在对俄关系中为英国争得不少利益。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兴起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进入强力上升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一七五七年起，英国将印度据为殖民地，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中国自然成为它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受英王乔治三世委派，作为全权大使，马戛尔尼率庞大使团，乘炮舰，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从普利茅斯启程；远渡重洋，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一日抵达中国舟山；继续前行，经天津、北京，最后到达乾隆的住地热河。马戛尔尼此来名为给乾隆祝寿，实则旨在通商谈判。岂料“大清”当局以“天朝”自居，硬要把它变为朝贡。使团带来的大量礼品中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均被当做贡品收纳了事。既是朝贡，马戛尔尼便被要求对皇上三拜九叩，马戛尔尼坚拒不从，最后双方妥协，马戛尔尼仅单膝下跪，但接待也被降格，英使团被早早辞退。马戛尔尼一行南下，几乎穿过整个中国腹地，一七九四年一月十三日自广州启程返航。英使团在中国虽没有获得谈判的机会，但还是提出了对英商多开口岸、减免税收等六项要求。有些条款无疑有损中国的主权；有些要求本可为我所用，借势改变闭关锁国的状况。但乾隆皇帝概不考虑，以两份诏谕全部驳回。就是在第二份诏谕的最后，他严词警告：如若“尔国船只到彼”，“定当立时驱逐出洋”，发出了“勿谓言之不预也”的铿锵名言。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没有达到谈判的目的，却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作为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的报告，由其秘书、副使乔治·托马·斯当东发表的《马戛尔尼勋爵1792-1793-1794中国内地和鞑靼记游》一书于一七九六年发表，影响深远。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渐多，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更是功不可没。他们大多以肯定的态度介绍中国，以致形成一股“中国热”。几世纪间，不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折扇等受到喜爱，孔孟老庄对包括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在内的西方哲学也颇有影响。马戛尔尼中国记游，通过其观察和经历，不但描述了中华古国的风土人情，更揭示了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妄自尊大，奴化导致的“近乎死人的极端麻木”，生产力和科学知识的严重落后，把现实的中国形容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改西方对中国的美好幻象。马戛尔尼使团不但充当了西方侵华的探路人，而且开启了西方中国观向负面的转变。

 

    在拉斯卡塞斯笔下，拿破仑在沐浴时边读边议论的，显然就是一八○四年由让·卡斯特拉从英文译成法文的斯当东的这部中国记游。

 

    不过拿破仑关于中国究竟发表了哪些议论，还是欧米拉的书里记载得较多而详细。拿破仑对马戛尔尼和清朝当局的“叩头”之争很不以为然，曾有过好几次类似的议论。最长的一次是在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读了马戛尔尼中国游记几个月之后，拿破仑何以又提起“叩头”之争呢？因为英王不甘心第一次马戛尔尼探华受挫，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又派威廉·阿美士德勋爵率团访华。英方的要求同样遭到拒绝。不仅如此，由于拒不“叩头”，阿美士德不但没见到皇帝，而且被下了逐客令。阿美士德慕拿破仑之名，执意要在返航途中前来圣女海伦岛拜会这位昔日的皇帝，而且很早就传递来信息。两任英使都在“叩头”问题上栽了跟头，自然引起了拿破仑的关注。欧米拉写道：

 

    接着我告诉皇帝，英国派往中国的大使阿美士德勋爵几天后就要到达圣女海伦岛。他对我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习俗。在英国宫廷，人们对国王行吻手礼。这样的事在法国就显得让人为难了，这样做的人肯定会受到公众的鄙夷；可是驻在英国的法国使臣如果遵从了这个礼节就不会被看做有失身份。几个世纪前的英国，人们跪着服侍国王。如今在西班牙仍是这样。在意大利，人们吻教皇的白拖鞋，不过这并不被看做有失人格。去一个国家就得入乡随俗。在中国皇帝面前，如果阿美士德勋爵遵从该国高官都奉行的仪式，那绝不是卑躬屈节。您说他准备向中国皇帝行他对自己国王一样的礼仪。你们没有权利派一个人去中国对中国人说他们应该改行这样那样的礼仪，因为在英国是这么做的。假设一下，如果英国的习俗是让觐见的人吻国王的屁股，而不是吻他的手，好吧，中国皇帝也得脱掉裤子……因为这是英国的规矩。这样行吗？”

 

    皇帝一边发表这些见解，一边伴以和内容相应的动作，我不禁笑出声来，他也开怀大笑。

 

    就在这一天，谈完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拿破仑还就西方国家对中国应持的态度发表了具有根本性的意见。欧米拉继续写道：

 

    我对他说，我们用几只战舰就可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人答应我们优惠的条件；比方说，我们把几艘舰船停在要害处，就能完全断绝他们的食盐。

 

    拿破仑回答：“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庞大帝国。对它开战，这将是你们许久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毫无疑问，你们一开始会取得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寥寥无几的舰只，摧毁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他们将被迫采取措施抗击你们。他们会思索，并且说：应该尽量赶上这个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容忍一个如此遥远的民族对我们为所欲为呢？让我们也建造舰船，装备上火炮，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从法国和美国，甚至伦敦，找来炮手和制造商；他们会制造出军舰，然后打败你们。”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拿破仑又对欧米拉说：

 

    如果我是英国人，我会把鼓动与中国作战的人视为我的国家的最大敌人。你们最终会被打败，也许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印度革命。

 

    拿破仑不但反对英国对中国开战，还主张为了和中国通商，应制止其他西方强国以武力抢占中国的商机。这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更进一步对欧米拉表示：

 

    你们应该独揽中国的商贸。非但不与中国作战，而且要和想与他们做生意的国家作战。你们应该阻止美国人，不让他们派一艘军舰去那里。

 

    综观拿破仑这一系列表态，可以理出这样三层内容：一，中国地大物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泱泱大国；二，这个大国（正如他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报告所了解的，社会制度腐朽、统治者昏庸、科技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西方的进攻下将不堪一击；三，有侵凌必会导致反抗，西方侵华可以得计于一时，但中国必将觉醒，在屈辱中崛起，变得强大，给侵略者以无情的惩罚。总之，拿破仑肯定和中国通商之重要，但坚持反对对华兴兵动武，担心这只会激使其觉醒和奋起。拿破仑的这一见解，不仅屡见于欧米拉的《拿破仑在圣女海伦岛》，在贝特朗将军的《圣女海伦岛笔记》中也有近似的记载。可以说，拿破仑“中国睡狮”预言的基本要素已经尽在其中，所缺的只是“睡狮”这个用语了。

 

    一九七三年，法国作家和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题为《当中国醒来……世界会为之发抖》，行销八十八万五千册，轰动一时。这说明法国人民对了解中国有强烈兴趣，也说明拿破仑的这个预言经久不衰的号召力。书名既借用了拿破仑这个名句，该书便在扉页对其出处加了一个说明：

 

    本书题名取自据说是拿破仑的一则预言，但并不见于其任何著述。或许是这位皇帝在一八一六年读过马戛尔尼勋爵的《中国和鞑靼记游》之后所发，此人是英国国王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节；抑或是他在马戛尔尼勋爵不走运的后继者阿美士德勋爵访问他时所说，后者从北京归来时曾在圣女海伦岛停留。列宁在其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口述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引用过据信是拿破仑的这个预言。

 

    笔者查阅过列宁这篇文章的几种语言的文本，其主旨是谈论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改进问题，与“中国睡狮”并无牵涉。前述几部回忆录亦然。

 

    那么，是不是拿破仑会见阿美士德时说过，而未见于文字呢？这次会见时在场的有欧米拉医生、贝特朗将军和阿美士德的秘书亨利·伊利斯,后者一八一八年还发表过随阿美士德出使中国的日记。令人遗憾的是，欧米拉偏偏把会见的几页笔记遗失了；而其他几人的回忆对此也未有提及。拿破仑和阿美士德谈了足有两个小时，中国肯定是主要的话题。“不走运”的英国特使在交谈中极可能表达了他以武力撬开中国大门的主张，英国一八四○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拿破仑肯定重申了他对西方切勿兴兵犯华的告诫。拿破仑受西方文化的浸润，自《伊索寓言》以来流传的“百兽之王”狮子的形象深入他的脑海——狮子威风凛凛，但习好长眠，甚至遭弱小动物的戏弄和欺凌；他以征服过狮身人面像的祖国埃及而骄傲；他甚至因自己名叫Napoléon而自比雄狮（léon源自希腊文leo,即狮子）；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家具自成一格，狮首或狮首加雄鹰双翅是其标志性的装饰。在畅所欲言中，拿破仑运用了睡狮这个形象来比喻清王朝的中国，不但可能，而且是十分自然的。不过，尚无确证，这只能是合理推断。

 

    佩雷菲特这部书的扉页说明未能破解拿破仑“中国睡狮”的起源之谜。法国拿破仑研究权威让·图拉尔于是提出一个新解：他认为此语最早出于一九六三年出品的美国影片《北京五十五天》。的确，在这部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的电影中，男主人公说过拿破仑的这句名言。

 

    但这位权威学者显然不知道，早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一个名叫胡适、后来成了大学者的中国留美学生，就在为自己的诗作《睡美人歌》写的说明中写道：

 

    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

 

    可见，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在美国早就为“世人争道”，而且已是“百年以来”的事了。

 

    国内不久前有文章，把拿破仑和阿美士德关于“中国睡狮”的对话描述得像煞有介事。这仅是想象而已。还有一出“原创音乐剧”，说一八二七年英国商人阿美士德带领商船从中国返回英国途中登岛拜见了流放中的拿破仑，交谈中他力主英国政府用炮舰轰开这东方大国的门户，拿破仑用“中国睡狮”的形象语言对英国人发出了严肃的警告。这也是杜撰。阿美士德从来就不是商人；拿破仑早在一八二一年就病死于圣女海伦岛了。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睡狮”的象征是中国人的创意。的确，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在《动物谈》中由睡狮联想到祖国；清末丘逢甲诗曰“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庚子事变后文人争作《醒狮歌》；邹容在《革命军》中吟诵“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一九二六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夏季讲习班上，天才作家和翻译家敬隐渔向来自五大洲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做过题为《睡狮醒来》的讲演……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期间，“醒狮”的呼号曾激励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觉醒和复兴而战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认为，正如狮子在西方文化中形象崇高一样，狮子作为外来物种（据说汉代传入中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总比本土的老虎略逊一筹：我国古老的时辰中有虎（寅）；人的属相中有虎；中药里有虎（虎皮膏药，虎骨酒）；国画里跃动着虎；成语中虎更多；连现代的贪官也被称作“大老虎”。“睡狮”“醒狮”在清末民初的涌现，看似有些突兀，实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甚或是受了久已为“世人争道”的拿破仑名言的影响。

 

    总之，尽管拿破仑“中国睡狮”这用语还查无实处，但拿破仑表达过类似见解却是有史书记载，确定无疑，人们对它的认定是在情理之中；拿破仑“中国睡狮”说跨越时代和国度，已是共知、公认的历史常识。

 

    “这将是你们许久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拿破仑对意图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发出了再明确不过的警告。不过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注定了西方列强要对外扩张，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它们开始了对古老中国肆无忌惮的侵凌，且一再得逞。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竟把伯父的警告置之脑后，在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你们也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但“打败你们”，而且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表明拿破仑所言已经大部应验。甚至可以说，退位思考的拿破仑，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智的呢。

 

    但拿破仑关于中国睡狮醒来一定会令世界发抖的结论，却被今天的事实证明大谬不然。说此话的废帝，信服的是弱肉强食、强必霸凌的丛林法则，认为中国如果觉醒了，强大了，必然会对侵略过它的列强施以报复，必然会像它们那样以强凌弱。而今日之中国，尽管积历史的沉痛教训，深知首先必须自身强大，不但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要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否则再响亮的“勿谓言之不预也”也是徒托空言；但今日之中国胸怀宽广，谋求与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志在世界大同，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难怪拿破仑的预言最后还是失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这个象征性的日子，在引用这位昔日法国皇帝关于中国的预言的同时，对其加以必要的修正，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庄严宣示：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相信中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目共睹的真诚努力，会廓清“中国威胁论”的谬误；为了共同的伟业，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与和平、可亲、文明的中国齐心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