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孩子

    不来梅市民海尔歌太太从同学聚会上回来了，这一次她带回了同学艾伦刚出版的自传。

    海尔歌每年都要去不来梅附近的泽文市，那里曾是她的老家，她在这个当年的小镇上住了20多年直至结婚。虽然她家在那条叫“不来梅路”边的一幢小楼早已卖给了别人，但房子后街上的保尔森饭店一直是她和同学们聚会的地方。保尔森饭店的老主人是她父母的老相识，父母的钻石婚纪念活动就是在那里举办的，饭店的继承者也是这家后代，所以每次去都会引起她的不少回忆。

    年复一年的聚会，海尔歌或偕丈夫荷曼，或自己前往，每次去都兴致勃勃，回来时情绪黯然。“同学聚会，年轻时谈工作，谈孩子，年纪越大谈战争就越多。”“这次又少了几个人！”她总这样说，她是指当年的一届65个人走了不少。“这次才来21个人。”海尔歌喃喃地说。她的心境或许用中国的《诗经》来描述也甚为恰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不过，同学艾伦这次带了他写的自传来，倒也让同学很是激动了一番。书名很简洁，叫《就是这样》。封面是泽文小镇边麦尔兹村里一个很大的木格红墙老屋，那种结构的建筑现在德国还有一些存留，也都变成文物保护级别的了。我猜想那该是作者的老家。海尔歌证实了我的猜测，照片说明也准确无误地这么标出了。海尔歌和艾伦是中学同学。“他家住得可不近呢，那时他每天都骑自行车来我们小镇的中学上学。”“他的经历差不多也是我们的。”海尔歌说。她的意思很明白，他们都是1941年生人，这代人通常被称为“战争孩子”。可见，当年并不是都“杨柳依依”的。所以，同学们都希望有人能把他们这一代的历史写出来。无疑，艾伦的自传让他们觉得也是写出了自己。

    在德国，战争孩子通常是指1939年到1945年战争期间出生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是父亲上了二战的战场、在家里只跟着母亲生活、直至战争结束父亲归来或失去父亲的孩子。艾伦的父亲因家里靠他维持农场没有去战场，但是父亲的兄弟去了……

    德国人对于二战的态度一直很让我关注。我发现，他们绝大部分人通常与世界的评判保持一致，他们对希特勒的纳粹罪行和发动战争不推卸责任，并对因惩罚而造成的各种灾难后果谨慎叙说，或者少说。罪有应得，似乎也是他们对惩罚接受的态度。这是我的感觉。每年到二战的各种纪念日，德国人就会用各种形式去反思教训：电视上的文献片，议会中政治家们的警示等等连篇累牍，尤其是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波兰向纳粹侵略期间被害的死难者默哀时的“华沙之跪”被年年回顾。谁都知道勃兰特当年引起的震荡，这种同纳粹留下的仇恨抗争以及对历史负责的勇气的的确确为德国赢得了尊敬……凡此种种，多是国家行为，宏观的，那么个人呢？到底德国普通人在二战期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这一直是我想探究的。

    我从海尔歌太太那里借来了艾伦的自传。我除了好奇艾伦叙述他的祖先以及他所在的小村子是怎样靠近一条小河，甚至他家房子里的衣帽间是那么狭窄黑暗，以至于他给奶奶挂大衣时总是害怕的细节外，我更关注从第17页开始的那个写着“战争”标题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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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场战争的具体事件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警笛响了，我们逃到自家挖的防空洞里。在最外边的门上有一个窟窿可以看到外面。听声音我们已经知道那是英军的炸弹。而且立即就有德国的高射炮弹发射出来……如果高射炮射出明亮的弹，马上就会开始一阵剧烈的如闪电似的轰鸣。我的恐惧和吃惊交织在一起。”

    那时，艾伦才4岁。

    海尔歌太太也记得防空洞的事，她和妈妈、姥姥以及姨妈就躲到她家的地下室里，“在里面的两个长凳上坐着等待爆炸过去。”地面上的她家有两层，老房子里的地下室过去都是没有装修过的，没有粉刷，也没有瓷砖，很不舒服。

    那个地下室我下去过，多半是为了储藏蔬菜，很冰冷，很潮湿。我想象不出这几个有小有老的女人怎么畏缩在那里面，而且带着惊恐与祈祷。“有时我们还会逃到近处的沼泽地里，蜷曲在一起，身上盖些树枝作伪装，为了不让扔炸弹的飞机看到……”海尔歌说，那时她刚三四岁，该是怎样的恐惧呢！

    “我的外婆最憎恨战争，她自己的丈夫就是在1918年11月死在一战法国战场的，那年她才26岁，大女儿6岁，二女儿4岁，小女儿也就是我母亲才2岁。而她女儿的丈夫们又都不得不去二战的战场。”海尔歌的印象里外祖母几乎穿了一辈子黑色的衣服。

    如果说1941年出生，战争打起来时还是孩子还会有记忆的话，那么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感受是不同的。在《就是这样》里艾伦描述了这样一段：“在我快4岁的时候，我必须去幼儿园。那条路经过安妮姑姑的房子，几乎到了村子的尽头。在幼儿园里，我很不喜欢那里的另一种环境：太嘈杂了，此外，还有一个带着大项链坠的幼儿园阿姨总绕着我走来走去，而且她的大项链坠对我的压力很大，现在我想那该是一个纳粹标志。我躺在地上大哭大闹，最后安妮姑姑来把我领走了。如此说来我仅在纳粹的幼儿园待了一天。”

    还有一件事是艾伦不能忘记的：战争到了1945年，英军的作战前线离艾伦所在的村子只有3公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德军阻止前进。那时村子后边4公里处是德军的大炮，炮弹就不断从村子的上方飞过……就在这个当口，艾伦2岁的弟弟赫曼患了白喉病，必须送到6公里以外非战争区的医院去。艾伦的母亲立即找出一辆女式自行车，把小儿子放在前边扶把处的儿童座上，准备上路。艾伦不明白妈妈怎么突然就带着赫曼骑车走了，于是开始大哭。结果招来了几个成年人，他们一边安慰艾伦一边警告他的母亲在路上会有多么危险，母亲没有停下来，就这样她头顶着炮火将儿子送到了救护的地方……“母亲的这种勇敢也促使我成熟，并对她充满了敬佩。她本来是一个很安静的女性，而且从不为自己的事哀嚎……”艾伦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流了眼泪的。

    “英国士兵占领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得把所有的房间腾出来，自己住到地下室去。那是一个很冷很潮湿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它就由五口人住：我父母，我和赫曼，还有一个从东普鲁士逃来的难民乌拉。我们孩子就睡在草稞里。至于三个大人怎么睡的，我已经记不住了，因为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顾不了那么多……我和赫曼没完没了地生病，我的脚总是冰凉的，并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于现在还总得去护理脚的地方做按摩。”

    海尔歌也记得英国占领军在她们小镇，她的家就住进了几个人。“他们中有的常偷东西，如床单和桌布等，并且也常把穿靴子的脚放在桌子上，我的外婆很生气，就常常朝他们大叫。”似乎英国占领军把穿靴子的脚放在桌子上似乎是常有的事，艾伦的书里也有这样的描述：“我曾看见一个军官坐在我父亲的写字台前，把他穿靴子的脚放在桌面上，这让我很不喜欢。在他们离开后我马上在写字台上面仔细寻找了半天，竟然没发现划痕！”

    虽然一些德国人对占领军有一些抱怨，但是当英军离开艾伦的村子时，他居然还有点小悲伤。他说，这是因为两件事：一件是有一天他看见一个英国士兵吃棒棒糖，他也没害怕，就走过去问士兵可不可以也给他一块儿，然后他得到了；第二件就是没有划痕的桌子。海尔歌说，英国人很清楚谁家是纳粹，曾有两户纳粹人家很不服，破口大骂，后来英军把这些人的房子用推土机给推平了。

    到底是四五岁的男孩子，艾伦还记住了这个：“作为纪念品，英军离开我们村子时，留下了一辆烧毁的德军坦克车。很长时间里，我们就和另外村子的孩子在那儿一起玩战争游戏。”差不多3年以后，来了一辆拖车把它拖走了，这让艾伦和其他男孩子很不高兴。艾伦遗憾的不止这些，“我父亲后来曾多次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曾和我一起到过一公里半距离远的一个被两颗炸弹炸出的坑和一架被射中飞机的地方。我居然都记不住了！”

    但艾伦记住了战争期间作为俘虏在德国人家干活的俄国人。有几个就住在艾伦家的仓房里，他们帮助收割或在村里干零活。“夜晚我体会了著名的俄国气氛：男人们的歌唱。我也跟着唱，虽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我们这儿住得越久，越唱他们的歌，我就越对俄语感兴趣，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俄语。我父母和我们村的村民们也都喜欢这些被称作伊万的俄国人。”

    对于俄国人，海尔歌可没有好印象，她丈夫海曼的嫂子颖吉是从当时德国东部一个叫诗蕾西亚（现波兰）逃出来的，颖吉的母亲就是被打进来的俄国人射死在床上。类似的描述我在读的一本叫《东普鲁士——一个医生的日记》里也看到了。对此我的邻居英格丽太太也有说法，她其实是颖吉的同乡，她跟我说，当俄国人来的时候，家家户户不许锁门，女人被侮辱的事比比皆是。不到2岁的她在母亲的怀抱里搭上了最后一列火车，加入了逃往德累斯顿的难民长队。

    战争期间“很多家没有吃的，就吃能吃的草和植物，而且都是靠女人们干活。”海尔歌回忆说，战争中德国女人承受的不仅是失去丈夫，而且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海尔歌家所幸有个大园子，外婆和姨妈、母亲几个女人当家，她们在花园里种土豆等蔬菜，还种麦子，养猪、养鸡。麦子打出后请人带去磨面。自家的黑莓也会拿出去一大桶卖20芬尼。家里养的猪长大了就请小镇的屠夫来宰杀，妇女们清理之后往新鲜的猪肉上抹盐、胡椒或者百里香佐料，再用布袋套好，在房顶的木檐处挂起来，那下面是外婆和女儿用砖砌的炉子，她们点火熏火腿和香肠。“等布谷鸟叫了，火腿就能吃了！”外祖母这么说。“那时我们家的空气里都是干燥香肠的味道。”

    荷曼说，他的几个哥哥都去了战场，其中一个才16岁，他那时小。他记得自己的家里养过羊，还用羊奶做黄油，花园里也都种了蔬菜。他还听说城里人闹饥荒，可怜得很。“家里的亲友都互相照应。”

    “1945年5月，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日子，二战在我们村子结束了。但是百万人因纳粹失去了生命，上万的士兵在很多俘虏营里挨饿。虽然现在不再开炮，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寡妇们、失去一个或双亲的孩子们还要面临着饥饿、寒冷和无家可归。”艾伦写道。不仅如此，“当战争结束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成了俘虏，当然不全是。”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子们都十分害怕……

    “在英国和俄国人撤离后，村民的生活正常起来。但不久，大批属于原东普鲁士等地来的德国难民涌过来了。”艾伦写道。

    “战争是多么悲惨的事。孩子和父母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的青春都没有了。我们的手工老师也成了寡妇。班主任结婚才四个星期丈夫就去了战场，再也没回来。”海尔歌每次回忆这些都很动情，特别是她说起老邻居艾尔特太太更是唏嘘不已：“埃尔特太太曾有十个兄弟姐妹，其中5个男孩，结果4个战死。最小的弟弟才16岁，据说他曾很害怕地对母亲说：妈妈，我怕，我不想去。但是，他必须去。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艾尔特太太的母亲一生都不断地回忆这句话，并为此痛苦不堪。”“我见过几次埃尔特的母亲，她那弱小的身子承受了多大的悲哀啊！我每次看见她好像都能感受到她的痛楚。”海尔歌每次说这些眼圈都红了。

    海尔歌的同学雪娜特的爸爸失踪了。因为没有收到战死或战俘的消息，雪娜特的奶奶常年趴在收音机前听名字，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消息……“哪怕是一纸死亡通知……”雪特娜总这么说，而且她也继承了祖母关注收音机里名字的习惯……

    英格丽特的父亲没回来。红十字会通知说他战死了。“他本来是当地非常好的老师。”英格丽特说，没人因为他是好老师就免去战场。但海尔歌说，她们小镇唯一的医生却留了下来。“本来他已经应征出发，但是小镇居民们集体抗议，说本地区只有这么一个医生，他走了不行。”结果医生为此保住了性命……

    荷曼的哥哥坐了俄国的3年牢，在圣彼得堡挖煤，也回来了。他瘦得皮包骨，几乎如一具骷髅

    ……

    但是艾伦的小叔叔路德维希却战死了。那是艾伦祖母最喜欢的小儿子。祖母因受不了这个打击自杀了。“他的尸体躺在一个桌子上的样子后来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艾伦留下了这样凄凉的回忆……

    没有回来的很多，德国前财政部长韦格尔17岁的哥哥也留在了战场。在2019年4月14日的《南德报》上，韦格尔展示了1940年14岁的哥哥抱他的照片。小大人似的哥哥虽然穿着西装戴着礼帽，但依然一脸童稚地望着镜头。3年以后，哥哥就去战场了。韦格尔清楚地记得，他5岁时的一天，镇长带了一则消息来到了他家的院子：他的哥哥战死了。从此他的父母就没从悲伤中走出。若干年以后韦格尔发现了61封哥哥从前线给家人写的信，而且居然没有一封提过“希特勒”的字样，这让韦格尔很震动：一个18岁的年轻人是如何认识到了这场无望的战争的。在一封信里，哥哥还写道他和部队是怎样绕过了瑞士。韦格尔说，他曾无数次地想过：为什么你就不逃跑呢？韦格尔将这一段经历写入了他的自传。他说，他对成千上万个战争的牺牲者说：你们没有白死，自1945年以来，欧洲从中学到了很多

    ……

    战争的结束对孩子来说，感觉是很微妙的，海尔歌记得，5岁的她有一次和几个孩子在沙滩上画画，一个孩子画了纳粹的十字，这时走过来一个妇女，很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不许画这个！

    海尔歌还记得，母亲带她去过算命的女人那里，想知道父亲何时归来。她只记得母亲和一个女人玩儿了牌。

    海尔歌听说，战争的最后一天，不莱梅大街被轰炸成了一片废墟。

    又过了一年，1946年，海尔歌的父亲从英国的俘虏营活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