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写民，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访池莉

    写人、写民，或者说写人民；写人民中间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这是我的写作从一而终的宗旨。

　　“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大树，人类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向上爬的时候整个时代其实在向下。能够在这棵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五月初夏的北京，作家池莉在长篇新作《大树小虫》首发分享会上，面对媒体和读者时这样阐释这个书名。这本新书第一页印着一句话，“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当年爱因斯坦曾这样通俗而形象地向自己的小儿子解释广义相对论。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写出《烦恼人生》《生活秀》《来来往往》等现实题材小说佳作，池莉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对时代的把握很准确，能敏感捕捉到笔下人物所处年代的特质与痛点，她的小说中写到的市井人情、饮食男女凸显地域性和鲜明个性，生动、犀利，非常有烟火气。这些写作中的特质在她这部长篇新作中得以延续，除此之外，《大树小虫》在人物设置、时间跨度特别是叙事方式和篇章结构上都有不同以往的变化，多声部的叙述视角、打破平衡的章节比重，格局更大，也更为老到，不失为有勇气的探索。

　　书中的故事从2015年的武汉讲起，两个家族，三代人，在中国社会变迁剧烈的大半个世纪中，历经出生、成长、就业、婚恋……他们的命运随时代洪流摆荡，亦或多或少受上一代人左右，更在一定程度上由自己掌握。这些出身、个性、所处年代乃至人生轨迹都不尽相同的人物，像是沿着生活这棵巨树的枝干朝着四面八方行动的蚂蚁，微小而充满活力，以时代变幻为背景，上演着充满张力又不乏悬念的人生大戏，人性的不同侧面则在一出出悲喜剧中清晰展现，或者扭曲纠结。印象中这是池莉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小说，四十万字，与她上一部长篇的问世相隔十二年。虽说写作的时间长短并不必然决定作品的水准，但写作者技巧的成熟和阅历的增加还是会作用于小说本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池莉表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构思成熟了，视线清晰了，能够看透与把握上下三代人了，就开工了呗”。

　　中华读书报：在《大树小虫》之前，您有十余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了，这期间为什么会放慢写作的脚步？又是什么契机令您开始这部新长篇的写作？

　　池莉：近十年开始构思这部长篇，草拟提纲。其间还写了中篇小说《她的城》《爱恨情仇》等。还写了一批诗歌与散文。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过专栏。在上海新民晚报两度开专栏。出版了散文集《石头书》《立》《池莉诗集·69》《池莉经典文集》（九卷）。哦，被你一问，我屈指一数，就我从来都不快的步伐来说，还真不算慢。专栏文章的点击量，也经常有10万＋，新书印数，比如《立》，发行了近20万，其它书也都有加印。是我和媒体比较疏远、在闹市出头露面极少的原因吧？你说快慢是客气，就是感觉上我这个人没什么热点话题，默默无声地淹没在文字的汪洋大海里了吧。因此，动笔开写这部长篇也不是什么契机，就是构思成熟了，视线清晰了，能够看透与把握上下三代人了，就开工了呗。

    中华读书报：《大树小虫》的篇章结构和叙事方式很特别，第一章不同人物分别讲述的方式立体而多元，第二章围绕书中人物俞思语“造人计划”进行的章节名一串的“没怀上”颇有荒诞色彩，结构和叙事视角上这样设置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池莉：基于如下考虑：好看。有趣。新颖。耐读。灵巧。不笨。反传统结构。不对称审美。活力动感。视觉性强。现场感强。带入感强。如果用网上流行语说，就是力争全文无尿点，只有泪点，笑点，痛点。

    中华读书报：书中人物均有多面性，您在写作时更偏爱笔下哪个人物？如何协调写作时的情感投入与小说技巧间感性与理性的分寸？

　　池莉：我写的每个人物，我都爱，无偏袒。甚至爱他们的弱点和阴暗面，都是和我自己同样的人啊，都不是神啊——依据这个基本原则，写作分寸就不难把握。

    中华读书报：钟、俞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迁某种意义上也是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缩影，以您现在的人生阅历、写作历练和情绪上的成熟，写作这样格局、时间跨度、人物复杂程度乃至篇幅的作品算是水到渠成吧？

　　池莉：的确是这样。写一百年、三代人乃至四代人的大跨度小说，在我，必须熬到现在的年龄，年轻写不了。

　　中华读书报：书中人物在中国社会多是中上阶层，但似乎没有哪个人物过得快乐，更多是压抑、焦虑、纠结的情绪，甚至社会大环境的改善、物质条件的变好反而衍生出更多烦恼，您在以文学来实现对现实的映照？您所理解的这些人物“不快乐”的根源是什么？

　　池莉：用科学眼光看这个问题会更清楚：快乐指数并不与物质拥有成正比。比如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这类世界顶级富豪，假如他不把大多数财富捐献出去，他就会很不快乐，甚至没有街边的流浪汉快乐指数高，因为仅仅拥有物质是一桩很不安全的事情、也是很难产生持续性个人价值感的事情，只有捐献社会和穷人，价值感和安全感才会产生，奉献与无私的快乐才会产生。我的小说人物同理，我们的生态环境更为复杂，且又还没有意识到财富与社会的比例关系，更没有认识无私奉献的真意，随着个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人与人之间自然会产生更多矛盾，这些矛盾当然会带来更多压抑、焦虑、纠结和烦恼乃至痛苦。

    中华读书报：书中钟、俞两家三代人的人生走向都有外力作用，爷爷奶奶以及钟永胜俞亚洲两对夫妇的命运被大时代的洪流推着走，而钟鑫涛、俞思语的人生更像是双方长辈精心筹划的一个局，反而出身底层的格瑞丝的命运始终自己掌控设计，能具体说说这其中的反讽意味吗？

　　池莉：这就是我所谓的“大树小虫”嘛。就爱因斯塔的广义相对论来说，时空弯曲是一定的，人人都在走弯路，都受道路所限，世界与人类都不似牛顿力学那么精准和经典。人类往往太自以为是了。我认为，作为人类的我们太需要反讽讥诮的自我刺激能力，以保持清醒。在生活这棵古老又巨大的常青树上，小虫短暂的人生与命运，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格瑞丝也不可能掌控自己，她的爱情也是被设计的，也是消耗青春与生命力的一个黑洞。

　　中华读书报：钟欣婷是书中非常特别的人物，从世俗意义上看有良好家世和不错的起点，可以少奋斗很多年，但她不循规蹈矩，是秩序的破坏者，也获得了某种自由，这个人物身上是否蕴藏着您对于世俗观念、传统束缚的一些看法？

　　池莉：如果你从钟欣婷身上看出了什么，那一定是对的。一代代的人，总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我来说，特别想看好更年轻一代人，比如90后钟欣婷，乃至00后。我会把对未来的希望暗暗地深深地倾注小说里。

　　中华读书报：既然写了几代人的故事，自然涉及亲子关系，还是不止一代人的亲子关系，作家身份之外您也是母亲，也曾写过您和孩子间的故事，您如何理解在中国这几十年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亲子关系的变化？

　　池莉：亲子关系与其他人物关系一样，处于哪个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这几十年的飞速发展，速度太快，竞争太激烈，亲子关系根本都来不及适应和调整，只能无奈地直接压缩在培优班里、厚重大书包里、无穷无尽奥数题目里、分数里、排名里、中考高考里和就业里，紧接着就张罗优质资源婚配，张罗房子车子，张罗优生优育，新一代出生然后又是新一轮紧张生活开始。其实人们都知道，亲子关系应该拥有更多闲适时间和空间，彼此共享爱意亲情、用心关注对方喜怒哀乐、扶老携幼交心谈心互为生活语境，以生命的愉悦与健康为终极目的。但是！社会环境给家长们造成了一种心理恐慌，以为在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上，不拼命往前挤，就会落后和输掉。谢天谢地！我和我孩子逃跑出来了，我们不在其列。

    中华读书报：作为读者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接触您的作品，对您笔下城市中的男女、市井生活的喜怒哀乐印象深刻，读罢《大树小虫》最深的感觉是，和您以往的许多作品相比，这一次在情感上更加克制，但在人物的个性塑造与语言表现上依旧鲜活生动，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您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是一以贯之延续至今，今天的写作与从前相比较大的变化是哪方面？

　　池莉：写人、写民，或者说写人民；写人民中间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这是我的写作从一而终的宗旨。同时我也一直在追求表达方式的善变。《烦恼人生》的结构和语言一定与《请柳师娘》完全彻底不同，《一夜盛开如玫瑰》一定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完全彻底不同，《你是一条河》一定与《她的城》完全彻底不同。这部《大树小虫》更是对传统长篇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全面颠覆：第一是语言不惜打破既定语法，去掉能够去掉的虚字虚词，字字句句都是骨头，都有动词为主导的活力感与代入感。第二是结构严重不对称，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仅篇幅的长短极其不一致，表述方式也极其不一致。第一章是方块，第二章是线条。写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冒险，当然也很享受冒险的激动。写完之后通读一遍，感觉有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至少40万字很快读完，没有水分，没有冗长和拖沓感。当然，开始两节你得耐心读进去，我的小说，不可能是前三页就手枪加大腿、鲜血加复仇。只要读了两节，后面你没有耐心也会被带进去，会特别想读。不过如果按照现在小青年翻阅网络小说只管走悬念和情节的读法，那就不知道阅读效果了。《大树小虫》并不是为所有读者写的。

    中华读书报：一直以来，您的写作给我的一大印象都是作品与现实的紧密关联，这部新作也不例外，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下，不同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一些具体事件、潮流、政策的变化，都在人物的讲述中有所体现，时下有一种说法，随着这些年互联网的兴起、手机移动交流方式的普及，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方式和需求不同以往，现实题材的写作显得没有从前那么必要，对此您怎么看？

　　池莉：我再创新一个词语吧，相对“现实”这个词语来说，我创造一个“现虚”。现在网络阅读获取的信息主要是现实信息，具有实用性与浅表娱乐性的功能。而阅读我的小说，给予读者的是“现虚”。是你的现实生活，但是，是虚的那一面，是阳光背后的青苔，是深藏的不堪灵魂，是灵魂不堪忍受的折磨，是一杯只能共鸣与会意的独饮苦酒，是一声叹息之后，心智的成长与成熟。现实靠手机就可以了，“现虚”必须靠文学。

    中华读书报：作家与其写作的地域背景间的关联是坊间常被提及的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包括您在内许多作家的写作都会同一座城市或者更小范围的地域概念相连，而您这部新作的故事也依然发生在武汉，您怎么看您的写作和武汉这座城市的关系？

　　池莉：《大树小虫》不是一个发生在武汉的故事。是发生在十几个人身上的不同生命状态。十几人也不都是武汉人，还有上海人或其他地方人。80后的男主女主，也不限于只是工作在武汉，现在年轻人出差到他城他地，几乎是一种生活常态，还有全国流行的网络语言。因此，作家的地域文化背景，已经呈现一种扩张态势，很难从传统地域语言概念来分析文本了。只是我认为，武汉语言，十分切合我对语言的追求，高度简洁，生动活泼，带动感和感染力都超强，我很喜欢。所以我和武汉的关系是：武汉有我无我无所谓，我有武汉无武汉则非同小可。

　　中华读书报：文学创作有不同的体裁，而您更为读者所知的是小说，看到您的诗集的时候，惊喜和好奇兼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时至今日，诗歌写作在您的创作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池莉：谢谢你的惊喜和好奇。写诗是我的常态。十六七岁的时候，写诗更多。时至今日，也经常写诗。诗歌在我的写作和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有些非故事的情绪，有些刻薄至极的恶念，唯有诗歌表达才确当，才够劲。不过除了已经出版的《池莉诗歌·69》，我可能不会再次出版新的诗集。诗歌是我写给自己一个人的。一个人总要有点私房钱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