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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5月22日 星期三

    寺院串起一部北京城市史

    王琬莹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5月22日   10 版)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美]韩书瑞著,孔祥文译,孙昉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149.00元

        北京,在15世纪初被永乐皇帝选为明朝的政府所在地。从此,历经六百余年,这座城市始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17世纪中期,清初统治者命令士兵及其家眷迁入北京,并重新安置汉人的居住区,这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改变。经历了明清两代,北京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貌的雏形。

     

        如果要写一部明清两代的北京史,应该怎样写?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才能串起五百年纷繁复杂的北京城市史的方方面面?写一部城市史,很多人会从经济发展或者政治变迁的角度切入,比如罗威廉(WilliamRowe)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戴德安(DonaldDeGlopper)的《鹿港: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区》、鲍德威(DavidD.Buck)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等均是如此。而韩书瑞教授“意外地”选择了寺院(Tem⁃ples)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她说:“我一直比较关注宗教和中国社会的关系。为了研究‘进香’,我就开始和妙峰山、和北京的历史发生关系。我觉得宗教现象不仅在农村有,在城里也有,所以我就开始搜集北京的相关资料。……这样,我就很随意地选了北京,北京的庙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我到北京图书馆问,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些北京庙宇的卡片,有目录吗?他们说有卡片目录。我说在哪个抽屉,他们说这些抽屉都是。我吓了一跳,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可以写这本书。这是数量可观的庙宇碑文,就是那些支持或捐钱给这些庙宇的人留下的碑文。很有意思,非常有用,但从来没有人用过。”(周武:《用新史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载《史林》,2005(6))

     

        事实上,作者选择从寺院入手,也并非偶然。她在序言中说,“因为寺院的空间是自然的和社会的,是没有被宗族或国家所控制的少数场所,我把它们作为我进入北京社会的切入点”。明清时期,北京是从皇家至平民的各色人群共同的生活空间。在传统的家和国之外,能够把各个阶层联系起来的,必定是全部公众都需要在此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比如公园、动物园、剧院、茶馆等等。但是,那时候,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非常有限,远不如同时期的欧洲和北美发达,而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生活的中心,除宗教职能外,它还扮演了救济院、市场、图书馆、社交场所、旅游点等角色。这也是本书中译本书名定为《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的原因。

     

        从寺院切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北京的寺院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书中说:“从1400年到1900年,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这些数字过低,完整的数字可能至少要多出三分之一。”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寺院的各种职能及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展示了“寺院如何成为社区建设和身份界定的活动中心”,“对于每项活动,寺院被注入各种私人和非私人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性地形成了北京的社会和文化”。本书所说的“寺院”(tem⁃ples),并非狭义的佛教寺庙,而是泛指各类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

     

        作者在序言中说到本书的三大主旨,一是“希望证明北京很适合探究城市生活中的宗教动态”,二是对明代和清代是无缝延续的这种假说提出质疑,三是概述中国在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新发展,尤其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和动员习性”,及其在20世纪前半期的延续和影响。

     

        全书的结构非常简明,分为三个部分,十六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北京及其寺院。总括性地介绍了15世纪初起北京的建置,通过城墙和城门、四周山脉和水道的情况说明了北京的城市范围和地理条件。将北京的寺院作为一个整体介绍了基本情况,包括建筑、神灵和僧侣,以及寺院作为社区活动中心的相关情况,包括赞助人、寺院资产和人们在此进行的公共活动。

     

        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八章):明代的北京。讲述了明初建设北京城的历史,皇家与北京寺院各个方面的关系,各类城市群体与寺院的关系,明末各种寺院相关活动的发展和地位,与寺院相关的风景名胜和节庆民俗,等等。作者认为,明代的北京,是又不只是皇家的北京,它是明帝国的行政中心,也是一座旅游城市,人们能够在此体验全国性的节日。北京这些不同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寺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六章):清代的北京。讲述了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北京城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变化,及由此造成的城市规划的变迁,清代对北京城的管理和皇家与寺院的关系,满汉融合的过程,清代北京的名胜,各类宗教团体及其活动,私人创建寺院的目的和相关情况,寺院的公共功能。作者对与寺院相关的城市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剖析,关于寺院各个方面的功能都有详细论述。

     

        本书最重要的成果是以寺院为基础,研究明清时期的宗教风俗活动,由此厘清北京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群是怎样逐渐融合、并形成城市认同的。作者认为,到1600年,北京已经形成了浓烈的文化特色,并且,“数万的人游历或寄居在此,或许有一百万人把北京称作家”,这座城市的不同人群到此时已经形成了城市认同。清朝占领北京后,重新规划城市,强迫人们搬迁,人为地将城市分割成旗人和汉人相对独立的聚居区。这种隔离的状况迫使北京的身份需要重新被思考。经过17、18世纪的调整,旗人和汉人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分隔开的人口开始混合,在皇家范围之外的生活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和完整性”。

     

        韩书瑞教授说:“历史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好,讲得精彩,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北京: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活(1400—1900)》这部书,以北京为主人公,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盛大、起伏、丰富、精彩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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