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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5月22日 星期三

    我所认识的孙伟良

    袁逸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5月22日   07 版)

        一点不矫情,这个序接得有点勉强。退休三年半了,决意退出江湖,相忘江湖,能推的推,能躲的躲,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天津来电响起。是焦静宜老师的电话,开门见山,嘱我为孙伟良即将出版的《来新夏著述经眼录》写个序。

     

        那些年,先生回浙返乡,我多有机会陪侍,第一次去孙伟良家就是我陪先生与焦老师一起去的。当初留下的印象一般。一个送煤气工能如此执爱读书且有如此规模的家庭藏书真不容易,但同时又觉得他沾沾自喜于县十大藏书家庭之类的荣誉,似乎已自觉不自觉地活在了某种虚荣里;老实说有点担心。乡镇人家,生计第一,虚名毕竟当不得饭吃。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与孙伟良的交往一直有,但不多,各忙各的。他到访过几次,我送过他一点书或小礼品;为《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浙江文物》这两份内刊向他约过几次稿,皆有积极回响和圆满结果。加了微信朋友圈后,彼此的互动多了起来,时有点评调侃。

     

        这是个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家伙。大嘴,耿直,少城府,喜张扬,不知低调为何物。微信上见得最多的是他得意洋洋地晒成果,晒发现。这些成果当然是他自己的文字,发表的未发表的都有,按篇幅长短,他称之“盐水鸭”或“豆腐干”;而所谓“发现”,大多是其经目的各种书刊资料上的谬误,大至史实失察,张冠李戴,小至标点误用,数字不规范,都难逃他一番揭丑挖苦,顺带着也毫不客气地显扬自己的明察秋毫,更胜一筹。

     

        他又曾几次三番自诩:二十年来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不知全国有几人?我还真是佩服了。像这样乡村打粗工的,有这闲钱闲心订阅《光明日报》的,估计一个手数得过来,真正凤毛麟角。他是真喜欢,认真读,认真吸收的,不时剪报归类以备参考。我想,他的自学成才,他的专业操作,类似的报刊文献一定给了他丰厚持续的滋养。

     

        他是个有心之人,执着之人。始终觉得孙伟良天生就有从事文献资料工作的潜质,这从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记日常流水账即可知一斑。从成年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记账,各种收入,各种消费,事无巨细,一一清晰。工作换了不少,家庭状况也从单身到娶妻到有了女儿,但记事、记账的好习惯始终没变。现在,他的账本本身就成了珍贵的档案资料,成了时代变迁、社会记忆的难得见证。还有他保存的种种相关的票据证件等。这种亲近、重视文献档案的秉性,自然对其开展学术研究产生良好影响。他对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引述,向来慎重严谨,搜集求全,资料求真,考校务细,其专业规范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专业学者。

     

        他是来先生的好学生,好弟子。少有的一个。按说,他是最没资格做来先生学生的,没学历,没正规受教,从事的送煤气行当又与学术研究八竿子打不着,可以说,起点低,条件差,却始终以研读来先生的著述为喜好,以搜集、整理、汇编来先生的著述,阐发、弘扬来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己任,认准目标,咬定青山,心无旁鹜,执着向前。因为文化程度低,因为地处僻乡可用资料少,他付出了比他人更多的艰辛与代价;下的是笨工夫,苦工夫,死工夫。举例来说,1938年出版的《绍兴县志资料·氏族编》是其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原书没有标点、索引,为了便于利用,孙伟良硬是下工夫把它点校了出来,繁体改简体,直排改横排,并制作了拼音和笔画两种索引。当然,也没忘了借机显摆一番:“弱弱地问一下,绍兴除了我,还有谁在做这样的笨活。”呵呵!

     

        欲完成这样一部工具书,来先生著述的搜集是关键,也是基础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借鉴,没有捷径可走,惟有脚踏实地的搜觅积累,甄别整理,聚沙成塔,涓流汇海。孙伟良做到了。为解决资料匮乏之痛,他四处搜觅、费尽周折、不计代价购入来先生作品,许多书的获得曲折艰难,无不经历了寻寻觅觅、踏破铁鞋、柳暗花明、曲径通幽的一波三折,特别是那些早年的版本或得自境外的稀缺译本。

     

        很感慨。一个送煤气工,这样地耗神费力,不惜投入,既没有课题经费,又不能用来评职称加工资,世俗的功利一点都沾不到边,究竟图个啥?我想,应该是精神的力量使然。孙伟良崇拜来先生,仰慕来先生,真心地想做点什么以付诸情怀。过程不无艰难,耗费难以估算,他享受这些,乐在其中。相比之下,许多有学历,有职称,有条件的学者却因种种原因不屑为,懒得做,因为难度太大,精力牵扯太多,却终归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太不合算。从这点讲,吾辈自愧不如,有负先生教诲多矣。

     

        穷十年之功,费无尽心机,《来新夏著述经眼录》终得大功告成。粗览书稿,获益良多。来新夏先生的历年著述俱按编年著录,如一串耀眼的珍珠呈现。据此,得清晰概观来先生之学问踪迹,学养风貌,学术贡献与地位。其收录,举凡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等各领域,图书、报刊、油印、文稿等各种载体形式,大陆、港台、日本、韩国等各种文字版本,可称网罗几尽,涵盖全面。其著录与解读在总体规范的前提下又有独特风格,除了介绍一书出版之原委、获书之经历,也收录该书的序、跋、说明,及该书的篇章等,以帮助了解此书之概略。本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尽可能地著录了来先生关于某书的题跋,这些题跋许多是专为孙伟良所作,故愈显罕见难得。如《附编》中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油印本,收录了来先生到访孙宅时的即兴所题:“此稿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余斋中已无此书。伟良得之网上,特志数语,以志世纪书缘。伟良小友雅藏。来新夏二00七年二月于羊石山房。”

     

        对这部《来新夏著述经眼录》,有所异议的是某些附录的重复累赘,如本书中《来新夏随笔选》《问学·访谈录》两条,分别以序和后记的名义重复收录了名为《文心史记——略谈来新夏先生随笔》的文章,大可不必。我看到的是打印稿,或许出书时应该有所改观了。

     

        相信,这部集资料性与工具性于一体的发凡之作必将成为研究来新夏学术生涯与治学思想必不可少的案头常备。

     

        (本文为《来新夏著述经眼录》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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