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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5月15日 星期三

    弱国行旅与西方想象

    陈玉龙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5月15日   20 版)
    《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英]约翰·汤姆逊著,颜湘如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定价79.00元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不是第一个拍摄东方的西方人,但他的拍摄地点和内容之广泛,却是其他摄影家所不及的。1862年至1872年十年间,他游历了东南亚和中国,拍摄了大批蛋清照片。回国之后,他以这批照片为素材,写出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福州与闽江》《镜头下的中国》《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等系列作品。尽管他的作品传世已久,但在中文世界,除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于2012年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外,中文读者尚未有机会欣赏他的其他作品。此次《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一书的简体字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地读者终于能见到这本坊间知名已久的好书了。

     

        这是一本详细记录了汤姆逊的远东行程并串以珍贵图片的动人游记,呈现了作者眼中从东南亚到中国这个广袤空间里的风土人情,它展示的时段和地域远比《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久远辽阔,全书14章,前6章讲述东南亚各国,从马来半岛到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后8章描述中国经历,其中长达7章的篇幅集中于南中国的风景建筑、城镇乡村,对广州、香港、澳门、潮汕、厦门、台湾、福州与闽江等地作了细致描写。他的表现重心是偏地域特色和“形而下”的:有东方瑰丽的风光文化——吴哥窟、闽江流域、长江三峡、帝都北京的壮观和东南亚与中国上流社会的侧影,最多的却是这片土地上最常见的市声民情——马来人的生活、香港车夫的身影、台湾原住民的日常、大陆贩夫走卒妇女孩童的影像。书里的一百多张蛋白照片用版画的形式表现,以一种特殊的美感散发着经久的怀旧气息。作者总体上对东方社会抱持温和率真的态度,对各国民众的苦难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中国人作了多面而内含积极的评价。

     

        作者是个有天赋的观察家,具有朴素的洞察预判世事的能力,书中不乏远见卓识。他对中日关系走向做出了分析,尽管当时日本几年前刚刚踏上明治维新的道路,军事实力很弱,作者就从中日的外交事件中预测到两国必然会发生巨大冲突,而且中国极可能吃亏,这时离大清水师占上风的长崎事件还有十余年、离甲午战争还有20来年。他对西方传教士经常利用特殊身份干预当地政务、偏袒中国基督徒的不检行为深表忧虑,认为会引起中国民间对基督教会的反弹;对西方国家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侮辱和侵略,预感到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整体对西方势力做出剧烈的反应,导致巨大的不测后果,这时离义和团“扶清灭洋”还有26年。这些见地,远远超出了作者一个摄影师的身份,深具历史的穿透力。

     

        汤姆逊算是较早探索中国的西方人(他的更加出名的西方后辈斯坦因、斯文·赫定等都远后于他),与大航海早期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或者克莱武等以掠夺东方财富的英国侵略者前辈不同,他是一个以拍摄为主业的专业人士。他的行为固然是西方人在东方探险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东方风景和风俗的探险者采风者,他在旅途中虽然经常凭着西方人的身份而得到优待,却也遵循着正常的商业逻辑完成了全程。

     

        为了达到风景探险的最佳效果,汤姆逊像所有疯狂的探险者一样不辞辛劳不惧险阻,在那种根本没有像样基础交通设施的状态下,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后果难测的真正的历险。汤姆逊参考了前辈探险者的材料,吴哥窟的重新发现者亨利·穆奥的《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决计深入雨林。从老挝前往吴哥窟的旅程至为艰难,热带雨林的大雨随时倾盆而下,队伍经常人仰车翻器材毁坏,三餐不继也不鲜见,汤姆逊更是在班翁塔克隆染上了恶性虐疾,要不是带了奎宁,性命可忧。结果可能就得像作者的朋友在行前认为的那样:此行“出发前先举行一场告别式,顺便带着棺材一起上路”。而探完三峡回到汉口与朋友重聚时,“他们欢迎旅行归来的我几乎像是欢迎一个死而复生的人”。正是这样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支撑着汤姆逊完成了东亚历险。

     

        作品忠实地呈现出西方殖民势力无孔不入地进入东方各个地区的痕迹,除了欧洲经营有年的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这些传统殖民地的沿海部分,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也出现在许多偏远的地方,比如,中南半岛内陆的老挝,人迹难至的柬埔寨森林。在中国,西方势力也已深入至长江中上游。书中提到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于1868年9月到中国进行探险考察,1872年5月结束,探查了中国14个省区,后著有《中国》一书,该书研究了长江中上游丰富的煤炭资源。

     

        汤姆逊对中国“整体的感觉是阴郁的,虽然偶有一丝阳光照亮,断断续续的散漫光线却反而使得阴暗的气氛更加浓厚”。尽管作者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吃苦耐劳大加褒扬,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落后也不吝批评,无法理解中国穷人对风水的重视,对吊祭先人的无限投入等风俗现象。

     

        东方是落后的,落后到见到汤姆逊架起阵仗巨大的湿版相机,就要么吓得四散而逃,要么就尽力驱赶作者,这是作者一路行程中常见的插曲。潮州的老百姓就老实不客气地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把石头和杂物像雨点一样砸到作者的头上。汤姆逊甚至遇到过一些人在迷信诱发的恐惧下跪倒在地,哀求他“不要用摄影机的致命镜头取走他们的性命”。

     

        对欧洲人邪魅的文化想象是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由于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汤姆逊不免在描述这些场景时有一些戏谑的语气,但他也没有隐瞒地“招供”道,这种现象早几年也可能发生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当时摄影也被视为恶魔之举。

     

        无独有偶,比汤姆逊略早一些来到东方的另一位英国著名摄影师费利斯·比托自1857年起拍摄了东方土地上的许多军事场景,成为历史上出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在1860年深秋拍下了紫禁城的第一张六联全景照,也拍下了圆明园被毁之前的部分照片,比如,清漪园的昙花阁,为世人留下了圆明园的珍稀侧影。比托在英军与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现场架起身形庞大的湿版照相机准备拍摄,就算是这个帝国见多识广的恭亲王,突然抬头见到一个巨大的镜头对着自己,也吓得面色刹白,担心这门“大炮”会夺去自己的性命。

     

        这样有些莫名惊诧的文化落差口吻,在汤姆逊听闻传教士传播福音、专业人士推广西方商业和技术遇阻的时候,都时有表现:东方人似乎天然地对这些外来者有着颇有成见的不理解。但所谓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成见绝非无源之水,以广为流传的西方人在东方取人眼睛作为镜头、无故夺取婴孩性命等种种“邪行谣言”为例,在汤姆逊所处的19世纪,欧洲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偏好和研究需要并非没有干过类似的行径。例如,搜取人类的头颅,一直是一部分欧洲人的爱好,少数民族的干缩人头、世界各地人种的头骨是各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尽心收集的对象。甚至迟至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官兵也以收集日军的头骨为乐,不惜违背军纪挖空心思给国内亲友寄赠这种特殊的战争纪念品。当年常与各国探险船队前往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们更是对不同族群的人类头骨迷恋不已,在东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一些欧洲人甚至勾结当地人去停尸房偷尸体,去墓地盗取头骨。这种行为的巅峰时刻莫过于以下一幕:一个世界稀有民族的最后一人即将离世,弃世之人在屋内还没断气,外面客厅里就挤着一批等待瓜分其遗体的“学者们”。这类事情的影响在当下并未消止,到近年,英国的各家机构居然存下了超过10万件人类遗骨。

     

        有了这样的劣行,鉴于人类合理的想象能力,欧洲人其实无须对东方人的此类西方想象大惊小怪。面对欧洲对长达数世纪的侵略,以及在科技未普及时代欧洲人在当地各种“鬼鬼祟祟”的“文明行为”,东方民众对西方人有这种想象难道很奇怪吗?

     

        从相反的角度看,西方对东方人对等地有着迷信落后的刻板文化想象,这自然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产物。因为刚从中世纪桎梏中挣脱出来的欧洲,固然在国家层面走上了技术和制度现代化的道路,但社会的许多角落还相当落后,民众的迷信观念也普遍存在,旧时代的身影并未远离。原产东印度群岛的蔗糖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到欧洲,因为稀少而价高,西欧上流社会竟将其作为药品使用,工业革命后才在英国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在现代医学起步不久的时代,像位高望重人物如国王或圣徒的抚摸可以驱除某种恶疾的“医术”也还没有绝迹。19世纪中期以前的伦敦是个污秽遍地的城市,由于人类排泄物没有处理好,霍乱周期性地爆发,成千上万人丧失性命。直到18世纪末,全欧洲贵族的首善之区巴黎,夜间人们还直接从楼上往大街倾泻便溺污物,以至政府要颁布法令,规定倾倒之前必须大声吆喝,以免误泼路人。因为工业化而人口极度密集的欧洲各大城市在那个时期肮脏无比,并不比东方城市高明多少。种种社会疾病在19世纪那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笔下呈现得非常完整。所以文明并非一夜从天而降,而文化歧视则可以一念即生再难消除,尽管自视高级的人自许文明。

     

        即使汤姆逊这样的专业人士,他们来到东方的时候,同样挟着高阶者的自傲,费利斯·比托就是作为英法侵略军的一员以降维投生的优越感进入大清帝都的。在汤姆逊之后完成中亚考察的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既是个名满天下的地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胜利民族的探险家。他数次来到中亚和中国,尤其是在早期的到访当中,他心中并没有对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基本尊重,进出国境根本不申办护照,后来即使有了也并不使用,将中国新疆视为无主之地。这说明,次次得手的对华动武,已经养成了欧洲人不公平对待弱势国家的心态。修昔底德曾这样评价伯奔尼撒战争:战争是一位凶残的教师,它让人们的禀性因为所处的环境而发生改变。汤姆逊在书中讲到,在马六甲老殖民地,年轻的殖民者在国内是彬彬有礼的老实绅士,在异乡,却成了对当地仆役颐指气使、动辄打骂的刁钻主子。同样,上述的这批欧洲专业人士都是历史的纪录者,最早拍摄研究了东方,身份却是令人嫌恶的入侵者,也是一群多少扭曲了禀性的人。这是充满反讽的历史悖论,也是我们后世者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度过了风雨如晦的艰难时代,东亚迎来了历史上最祥和平静的几十年,这里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里庇得斯说,和平时代,唤醒睡眠者的不应是军号,而是鸡鸣。希望这鸡鸣声永世响彻这片土地。也许,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感谢”用心不良的外来者,毕竟,最先唤醒这里的不光是富强的梦想,更是当年侵略者无尽的觊觎和无度的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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