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

    当我们从事学人研究时，不单要关注他个人的学术成果，还要关注他的学术活动。吴福辉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陈平原主编过《学人》《现代中国》，陈子善主编过《现代中文学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富仁的编刊经历。王富仁与钱理群、刘纳、吴福辉等轮流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他还主编过《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不过倾注了他较多心血和情感的当属《新国学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连载了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长达14.5万字，引起学界关注，但也不无误读。王富仁的挚友钱理群就曾提到，“我自己就曾经望文生义地认为，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就是要站在他一贯坚守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国学进行新的研究与阐释，以和新儒家区别开来；我是赞赏这一努力的，只是因为不在兴趣范围之内，也是自己的学力所不及，就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一些年轻朋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以为这意味着王富仁从原有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有所倒退。”实际上，关于“新国学”，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说得很清楚，“‘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民族的学术应该有一个新的整体的观念，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一种彼此一体的感觉”。因此，他创办《新国学研究》，“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王富仁无论是倡导“新国学”还是创办《新国学研究》，都是为了“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自2005年5月创办至2015年9月共出版了13辑，其中前6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7辑由中国书店出版。

    《新国学研究》所刊发的论文，既有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舜文化的阐释与演进》《〈庄子〉析义》《〈老子〉解义》《〈楚辞〉新考五十例》《〈左传〉晋国卿族研究》《周初诗歌创作考论》《由中晚唐诗词关系看曲子词的演变轨迹》《论唐宋渔隐词》《明清之际所谓的“有用之学”》《诗文中清初流人的“殊方”经验》；又有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现代大学中文系的知识体系——以六所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为中心实证考察》《奋身起南纪，丹心照汗青——记“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翁照垣将军》《张奚若年谱初编》《为“折衷派”正名——重建文学革命发难与响应的历史图景》《1910—1920年〈小说月报〉大事年表》《胡适中国小说史研究系年》《老舍六十八出京戏“系改”剧目提纲手稿》《废名的小说及其观念世界》《女人与衣：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服饰描写研究》《历史射进现实——以姜文2007年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

    《新国学研究》所刊发的论文，既有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如《牛津大学藏西人搜集出版的部分中国民俗书籍》《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研究》《清代潮汕海上商贸及手工业的发展》《潮汕近代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宋代潮州进士述论》《粤方言书面化用字特征研究》；又有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如《论T.S.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左翼丛林中的“鲁迅传统”——“丸山鲁迅”及其他》《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小说人物》《“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竹内鲁迅”的原型意义及其限度》。

    《新国学研究》除了内容的丰富多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了足够的言说空间，“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另外，《新国学研究》的作者来源广泛。从地域上说，既有来自大陆、香港的，也有来自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从年龄上来说，既有30后（如王得后）、40后（如赵园）、50后（如张文江），又有60后（如李山）、70后（如梁鸿）、80后（如裴双），既有学术名家，也有学术新人。

    王富仁除了忙于编务工作，自己也为《新国学研究》贡献出了《“新国学论纲”》《老子哲学的逻辑构成》《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殷商文化与河南文学》《庄子的平等观——庄子〈齐物论〉的哲学阐释》《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庄子的生命观——庄子〈养生主〉的哲学阐释》《樊骏论（一）》《学识史识胆识（一至二）》等数篇长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学说和思想均作了极具哲学意味的阐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看来，赵园是理解王富仁的，她在《送别富仁》中感慨，“在汕大办《新国学研究》，意图也更在‘冲击’，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开疆拓土，也以之抵抗以‘国学’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限制了刊物的影响的，却不能不是一代人知识学养方面的缺失。以富仁的清醒，对此未见得没有预估。也因此他的努力在我看来，有几分悲壮”。无论我们对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以及他主编的13辑《新国学研究》持何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承认，王富仁是以严肃、热忱的态度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践行他的学术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