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

    “五年一小庆”

    2015年5月14日，《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首度联合发布“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迄今，五个年头过去了。这台由名刊和名报联手打造的“选秀”大戏，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界的年度惯例。

    在《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启动自己的学术热点评选活动之前，《学术月刊》杂志社早已联合《光明日报》理论部等单位，连续十三年（始于2003年）发布“年度中国学术十大热点”了，该活动堪称中国人文社科热点评选领域的“老大哥”。然而，盖因缺乏有力道的同台竞技者，再加上其“热点”侧重于社会科学领域，该活动虽一枝独秀，却始终有形单影只之憾。2015年，“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入场之后，中国人文社科学界的热点评选与发布这潭水，似乎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热点评选与发布行当被全面激活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老大哥”盖有所触动，故不动声色地，全面提升了热点论证与热点发布的规格。具体表现之二是，创刊四年来一直生龙活虎的《南国学术》（澳门大学）杂志，于2018年3月联手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向学界郑重抛出了他们组织遴选的“2017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并于2019年3月再次发布“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试图另辟“专业化”蹊径，在热点评选与发布的“朝阳产业”当中抢占属于自己的盘面。以上这两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皆可视为《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入市之后，所造成的“溢出”效应。

    《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评选发布的“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所以会在学界造成比较明显的“搅动”效应，原因在于：它具有醒目的“介入”性。热点标题与解析辞，既要深度介入学界动态，也要有效介入当下时代。这种双重“介入”，其实也是一种双重“冒险”。前者，介入得越深，就越难回避“学术评价的客观性”这个老生常谈的大难题（热点评选，无疑是一种评价）。后者，不管介入得深还是浅，总会触及“学术与意识形态之关系”这一敏感问题（意识形态毕竟是“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这桩事业就这样，一年年地累积了起来。俗话说，“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庆的是过去，但干事创业之人，心中所系的则是未来。值此五周年节点，回望我们的“盘点”之路，将我们在这些年的摸索中形成的理念、策略、愿景，稍稍整理一番，向学界诸君汇报，并聆听诸君点评，无疑会有助于这项事业在将来更上一层楼！

    制造“学术现象”，弘扬“高级趣味”

    据说，美国新闻人号称持守“我来过，我走了，此地没有发生过事情”的职业信条。那么，由杂志和报纸联合举办的“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是否也具有“新闻性”，而应尽量持守“不介入”的原则呢？实际上，即便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行业内部，“不介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职业理想。任何采访与报道，首先是记者与媒体被相关事态吸引，接着便是记者与媒体以采访和报道的方式介入这些吸引他们的事态——报道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姑且不表，仅采访期间的交往、交谈，就足以影响涉事者的情绪和观念，并因此而对事态之“所是”造成影响。然而，在不曾认真审视过这个问题，动不动就急于标榜“客观”“中立”的现代人那里，上述似是而非的“不介入”理想，却正有着广阔而巨大的市场。

    回到“年度中国人文学术热点”评选这桩事业——现在，我们正生逢“大数据”时代，鼓吹“客观”“中立”信条的人或许会说：“热点”之“热”，不正在于点击量高、谈论者多吗——“学术热点评选”这种事儿，何不干脆直接用“数量统计”说话？相形之下，所谓“介入式的热点评选与发布模式”，岂不正容易被主事者与从事者的“主观偏好”所诱导，乃至为不透明的“人为操纵”大开后门吗？

    不得不承认，人文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总体上属于学术评价活动。许多学者和读者也确实都希望，学术评价活动能早日成熟到“科学的数学化”程度。在当今中国高校，“用数量说话”的学术评价与管理办法正大行其道，但具体办法无非就是“按既定的指标数数儿”。这样做，有它的便利之处：可以把评判责任一干二净地推给数字（“宁信度，无自信也”），斩钉截铁地将纠纷降到最低程度。但恶劣处则在于：它直接导致裁判者“重量，不重质”，竞争者“不做学术，做指标”。原本想引进一位铁面无私的数字法官，协助驱逐学术界中不成器的“低级趣味”，到头来，学界之中反而人人觉得有必要招待好各种“低级的趣味”，以便帮助自己“凑数儿”。毕竟，在不讲究“识见”的数字法官面前，“低级趣味”也是真金白银的生产力！

    但学术的本性，毕竟还是倾向于让“高级趣味”得天下。一个相关表现就是，在极力于“数数儿”游戏中周旋，腾挪、拓展生存空间的同时，学者们普遍开始对“恶法导致低级趣味泛滥”的弊病大言炎炎。而鉴于怨声载道的舆论压力，各种量化测评机构遂不得不更积极地尝试调整自己的计分方案——增设或废除某些因子，升高或降低某些因子的权重——以使自己的测算结果，尽量吻合某些明显的学界评价共识。由此观之，学界与刊界非但不应拱手将评价权让给量化测算（评价）机构，反而宜尽可能地制造识别度较高的“学术现象”，标举成色更足的“高级趣味”，以此迫使这些机构参照“内行”之人的眼界，去矫正其测算模型。《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的同仁们，在2014年底、2015年初首次启动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之际，虽尚未考虑得这么清晰，但总归也正是本着“面向人文学术这件事情本身”的念头，才冒险开始了这项“介入式的热点评选与发布”事业。

    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热点”，与其说是一个截止到某时刻的“数量统计”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传染态势”概念。确实，虽有新意但传播乏力的新奇见解，无论如何都算不得当下的“热点”。就此而言，拥有可观的点击率和被言说频次，乃是“人文学术热点”的基本指标。然而，这只是一个必要指标；并且，何为“可观的点击率和被言说频次”，也无法一概而论。考虑到学术界金字塔中下部（以学力论），云集着基数巨大的平凡者群体，若仅按点击率和被言说频次测算，则“热点统计”之结果，恐怕只能是“过气的大路货云集”。而学者从内心深处感兴趣的“人文学术热点”，则是那些充满新意或至少是卷土重来的，且能与时代风气持续、深入地交互作用的论题。这种论题往往先是在少数学人中间兴起，但在学界金字塔中上部（以学力论）极具感染力，且容易引发一系列争议。这种带着强劲的感染力与争议性的新兴论题，才是“学”本位意义上的“热点”！《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所力图追踪的，正是这种“人文学术热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在《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发布的前三届年度热点中，诸如2014年度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从‘燕京学堂’事件到‘新清史’论争：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能否准确呈现中国”“民国学术评价问题引发热议”“政治儒学与陆台新儒家之争”；2015年度的“坚守启蒙，还是光大传统：学界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2016年度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本土化’渐成人文研究之主流取向”“自由主义遭遇大面积质疑，学术气候正在发生大面积变迁”“贝淡宁《贤能政治》出版，政治治理的中国模式再引全球热议”等条目，确实合乎“带着强劲的感染力与争议性的新兴论题”这一“人文学术热点”的“高级趣味”标准。

    当然了，也许还有其他“带着更强劲的感染力与争议性的新兴论题”，被《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不小心遗漏过去甚或（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故意视而不见了。没办法，人文学术研究与评价，就是带有这种“测不准”性——热点评选与发布，因而极易招致新的争议，从而酿成新“热点”。在未来，学界或可顺势组建专门的平台，鼓励各种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机构，以及不同层次的学者，品论各种“学术热点”评选结果之得失。唯有如此，各种或明或暗的“介入性”，才能在全方位的角力中不断“面向人文学术这件事情本身”，不断达至相对“平衡”之格局，而更有效地弘扬“高级学术趣味”。

    聊堪自慰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这桩“制造学术现象”“弘扬高级趣味”的新事业，确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使量化评价机构矫正其测算模型或测算结果”的正面作用。纵观六十八年的办刊历史，可以说，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再次激活了《文史哲》在汉语学界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这份素有“中国文科学报之王”雅号的老牌名刊，在主流的指标式评价体系中的位阶正稳步上升——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与有功焉！

    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

    人文学术热点之评选与发布，主事者胸中必须有大势！如果不求捕捉“大势”，别说“年度十大”，就是“年度三十大”“五十大”，甚至“一百大”，也找得出来。但效果又会如何呢？“科学”气质较重的人文学者，往往青睐“客观地反映或中立地复现”之类的学术理念，认为“年度人文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应如实反映往年的学术活动数据。且不说“大数据”有太多维度，变换观察角度，数据所反映的“热点面相”甚至会变得迥然不同——只说一点：如果连续几年“客观地反映或中立地复现”出来的“热点”，都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之物，串联起来支离破碎，根本不足以解释这几年的人文学术走向——试问，这样的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还能维持得住人气，并促进人文学界的自我认识吗？

    前面已经指出，再专业的新闻报道，严格来讲，亦无法“置身事外”。记者之所以愿意采访，媒体之所以愿意报道某事态，归根结底是因为该事态的“新闻价值”吸引了记者和媒体。在“吸引”与“被吸引”的意义上，记者与媒体原本就是连为一体的；在存在论意义上，后来的采访与报道，只不过是这种“连为一体之事态”在时间中的继续扩展罢了。只要想想那些因上了新闻，而得到实质性关照或帮助的幸运者，这种“一体性”就一点也不难承认。类似地，“人文学术热点之评选与发布”必然是对人文学界当下态势的深度“介入”，其目的是：通过聚焦高品位的学术现象，协助学者深化对学界与学术现状的认识。学者一旦受此影响而强化、深化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认识，则严格来讲，学界的学术现状便与之俱变。受此影响的学者越多，其原有认识被强化、深化、改变的程度越重，“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对学界当下态势的“介入”就越深。就此而言，“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作为一种“介入式评价活动”，其“客观性”或“公正性”根本不可能是“截止到某时刻的数据统计”意义上的一锤子买卖。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的“实在性”，归根结底只能在学界多方的长期互评中，以“学术声誉”或“公信力”的形式慢慢析出。既然如此，光明磊落的行事者，与其力不从心地抵制“介入的主观性”（归根结底是在抵制介入者自己的学术识见），因畏惧俗见而似是而非或装模作样地否认之，倒不如勇敢、积极地利用之——“勇敢”的意思，就是：坦然面对发布之后的“多方评判”。这，就是《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的“介入式的热点评选与发布模式”的方法论原理。

    《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携相关同仁，在热点评选上的“介入”力度到底有多大，其具体手法又是如何哪般呢？兹举几例，略加叙说，亦让读者了解部分内情：

    2016年，在官方、民间多轮呼应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基调已昭然若揭。在这一年的9月3日，上海儒学院在复旦大学高调揭牌成立。不久之后，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此时，恰值《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正紧锣密鼓地组织“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原本，“上海儒学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已然引起较大关注，就现象上的可辨识度而言，可谓众望所归理当入选。而此时，又有岁末年初的两办《通知》加持，其宏观意义之大更是自不待言。

    但问题在于，早在发布“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际，相关同仁们即已经预感到中国人文学术格局正在进入深刻的变迁期。2014年度热点之首条，已经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官方提倡是重要表征之一）进行了解说。“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第6条，则以“坚守启蒙，还是光大传统：学界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的名义，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角度，对“当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全面复兴的大潮”，进行了另一番追问与解析。有此两大条目在先，2016年上海儒学院成立之事即便再显眼，似乎也不值得作为儒学或传统文化复兴的例证，塞进“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中去再炒一番了。

    当此两难之际，《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慧眼独具地指出：在当下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让人应接不暇，乃至产生审美疲劳——但上海儒学院的成立，何以仍令学界关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上海拥有举足轻重的地缘优势。那么，这种地缘优势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这对儒学又意味着什么呢？岂不正因它先是作为“十里洋场”成为“西化的中国大都市”，后又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市场化”的“现代中国大都市”之典范？而“西化”“市场化”“现代化”，不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最突出的博弈对手？此言一出，举座叹服，后经多番锤炼，遂有了“上海儒学院成立，儒学与市场的博弈进入新阶段”这一“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第5条。

    在“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发布仪式现场，该条热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多位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儒学学者，在座谈环节诧异：“与市场的博弈”究竟是凭什么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与会者又受此“博弈”论启发，进而发现：“上海儒学院”之成立，其中确实蕴含着学术与权力、保守与开放、地域与地域等多重博弈。围绕该热点条目与解析辞的评议，仿佛又酿成了一条“新热点”。

    就本文上节提出的“热点是带着强劲的传染性势能的新兴论题”这一界定而言，从发布现场的热烈反应来看，“上海儒学院成立，儒学与市场的博弈进入新阶段”入选“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可谓当之无愧。特别地，与会者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较为集中地严肃质疑该热点标题后半句“是怎么来的”——这，反过来说明：在专家学者们心目中，《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充满介入性的“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总体上还是以“学界的学术现象”为依据的（否则，又何必去计较“与市场”这三字的出处问题呢）。

    现在来看，锲而不舍地追踪并显示“当下中国人文学术之气候与格局的重大变动”，构成了这五届“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一以贯之的活灵魂。每个年度，总会有大约六成热点，与此直接相关。每一年，都会有感受到这个“活灵魂”的读者，如此疑虑：主事者对于“大势”的这种概括，是不是太着急了些？对此，也许可以反过来这样看：如果每年都能举出大约6条表征“中国人文学术之气候与格局正在经历重大变迁”的“现象级”论题，那么，究竟可否至少在“触动学界进一步正视并深入思考”的意义上得出“当下中国人文学术之气候与格局进入重大变动期”的结论呢？前面指出，“学术热点评选与发布”的初衷就是，通过托举“现象”，协助学者深化对学界的认识。没有足够的可辨识度，反而完不成这个任务。

    实际上，《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当初之所以决定从2015年开始评选并发布上一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正是因为相关同仁一叶知秋般地及时感受到了这场正在热身中的深刻变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预见”般的心理准备，参与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的同仁们，才能始终怀着创业般的热情，持续酿造出饱含着学术识见与思想张力的热点标题与热点解析辞。其中，“张力”是指：尽管主事者对“时代大势”有自己的判断，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操刀人在凝练热点标题与解析辞时，实际上更在意用观察视角和问题意识夺人，而非一味儿向读者漫灌“大势”。

    例如：2014年度热点第1条，其实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出来的；第4条在凸显学界的“本土化”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诉求的同时，标题用的却是问句，意在引导读者思考“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能否准确呈现中国”？

    又如：2014年热点第5条谨依据葛剑雄等学者的异议，指出“民国学术评价问题引发争议”；直等到争议进行了4个年头之后，2017年热点第6条才断言“民国学术被神化的趋势得以遏制”，并接着铺陈出了有待系统探讨的、更大规模的现当代中国学术史问题“20世纪学术版图如何重绘受到关注”。

    再如：2016年热点第3条，表面看是在附从官方推崇“阳明学”之风潮。但细审解析辞却发现，该条委实是在以小见大：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哲学学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取向并置一框，以充满张力的实际案例，旁敲侧击地呼应“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这一极其严肃的时代课题。盲目跟风当然是有失学者身份的，但学者似也不宜矫枉过正，任凭特定的逆反心理，坏了自己的宏观学术趣味。

    对于那些来头不那么“大”的选题，例如2014年热点第10条“汤一介、庞朴、田余庆等著名学者辞世”，2015年热点第2条“儒学研究呈分化态势”，2016年热点第9条“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人身份确定”，2017年热点第9条“张献忠江口沉银得以证实”等条目，热点评选与发布者仍然力求“宏观意义”，而提出了“古典学术传承问题备受瞩目”，“‘宋学’本位，还是回到‘汉学’？”，“公共考古学浮出水面”，“公众考古学势头强劲”等解析。相形之下，那些尽管也很精彩，但“面上意义”不甚明显的专业选题，在评选与发布活动中，就只好被忍痛割舍了。

    平心而论，这种尽量宏大其意旨而力求“拔高”的倾向，恰好与《文史哲》强调“思想性”的办刊传统相吻合。在编审过程中，《文史哲》同仁们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维系文史哲三科的有机统一，而非把刊物拆分为“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之拼盘？基本答案是：只有中等以上宏观程度的视角、问题、思路，才能犹如看不见的手，将论文与论文、学科与学科、过去的《文史哲》与现在的《文史哲》，有效关联起来。《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举办的“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犹如一面放大镜，让读者们进一步看到了《文史哲》力求见证大势、努力为学界发现论题的身姿。

    “在创造历史中记录当下中国人文学术”

    2014年12月，《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曾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身份，在河南大学发表题为《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再审视》的演讲。本节的标题“在创造历史中记录当下中国人文学术”，即衍生自这篇演讲的题目。演讲者指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最令人困惑，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无论如何，“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躲不开现实，他就在现实中”；“历史学家不是历史过程、历史变迁的冷眼看客，而是始终身处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把自己对象化在时间隧道另一端的自我”。史学理论家针对历史研究的这一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评选与发布活动。只是，后者的“时间隧道”更短，各种“制约”因素更加突出，故而更需要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帮助主事者与从事者更有效地“披沙拣金”。

    “事实上，历史学家在以往历史创造中所起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无论是西方历史学家论述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古人编纂“二十四史”，抑或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纲》（第一卷）、《简明中国通史》中对“原始社会”种种“无阶级”现象的渲染中——“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历史观点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支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总之，“史学家不仅在历史之中，同时更是新的历史的创造者”。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既然具有“短时间隧道”意义上的史学性，那么出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理念的自觉，它便理当追求“在创造历史中记录当下中国人文学术”。这其实也正是前所谓“介入式的热点评选与发布模式”的根本旨归。

    这五年一路走来，学界现在当愈发能切身感受到：如何理顺中国人文学界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所奠定的红色基因，及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所积聚起来的“与世界接轨”的思想学术能量，以及更久远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然成为决定着当下中国人文学术去向的重大时代课题。只是在五年前，很少会有人相信，中国人文学术将要迎来全局性的时代变迁。如今，随着变迁进程的加深，上述“三方”角力所引发的紧张感，又转而难免使“身在庐山中”人不识此山全貌。术业皆需专攻——《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携相关同仁，凭借学术媒体之优势，五年间，始终坚持“在森林中见树木，以树木表现森林”的热点评选与发布策略。春秋五度，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不仅呈现了时势，而且以其充满学术与思想张力的解析，深度介入了其间的学术气候变迁。可以说，《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活动，已经大致找到了这个时代的“共通感”；“在创造历史中记录当下学术史”的史家情怀，正初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