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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5月01日 星期三

    《译文》的生与死

    顾钧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5月01日   14 版)

        一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刊物很多,但专门发表翻译作品的却很少,上世纪30年代的《译文》是最为著名的一种。

     

        《译文》的出版由鲁迅牵头,茅盾、黎烈文加盟,黄源做具体工作,生活书店印行。关于该刊的创办,茅盾有过非常具体的回忆,说1934年5月底他到鲁迅家去(当时他也住在大陆新村,离鲁迅的寓所非常之近)商量事情,鲁迅提出要办这样一个刊物:“鲁迅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象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象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我说,这叫做媒婆比不上处女。鲁迅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我当即表示赞成。我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又问:‘专登翻译,那只是专登小说了吧?’鲁迅说:‘也登论文,其他杂感、回忆等等。’他又说,‘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防他因此消沉,所以想拉他来做这个刊物的发起人,你看如何?’原来黎烈文辛辛苦苦把《申报·自由谈》支撑了一年之后,终于在反动文人的压力下,于五月十日向史量才提出了辞职。那时黎烈文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鲁迅说:‘发起人就算你、我、烈文三个,哪一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一次头。’”(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

     

        于是很快地,6月9日晚上三位发起人在鲁迅家里商定了一切:杂志名为《译文》,每月中旬出版;以少数志同道合者为核心,不追求销路;除了发表高质量的译文外,多翻印外国的绘画和木刻;由鲁迅主编,但对外不出面,版权页上只署“译文社”;如果生活书店愿意出,就交给它。茅盾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的实际领导人(主编署郑振铎、傅东华;郑在北京,傅不管事,刊物主要依靠茅盾),同书店关系很深,他同该店的经理徐伯昕一说,徐就同意了;只是书店方面担心销路,提出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如果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

     

        于是茅盾写信给《文学》的编辑黄源,告诉他鲁迅准备办《译文》的事以及几条基本的打算,请他协助发起人做一些具体工作,负责跑书店和印刷所。茅盾在信中说:“编辑,看来稿,校对等事,皆由我们办,兄是忙不过来的。兄有暇请译点东西来。”(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到8月5日,徐伯昕代表生活书店同鲁迅、茅盾、黎烈文正式商定出版事宜,鉴于采用“译文社”的名义在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是通不过的,还得署一个具体的人名以示负责,鲁迅决定编辑人就写黄源,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则由鲁迅自己来做。

     

        鲁迅等人立刻开始工作,没有经费支持的前三期由鲁迅一手编成。1934年9月16日,《译文》创刊号问世。这份《译文》第一卷第一期共有九篇译文,几乎完全由三位发起人提供:鲁迅三篇,茅盾也是三篇,黎烈文两篇,另有一篇瞿秋白的存稿(高尔基《市侩颂》)。鲁迅的三篇是:用许遐的笔名翻译的果戈理小说《鼻子》,用鲁迅的名字翻译的日本立野信之的论文《果戈里私观》,用茹纯的笔名翻译的德国画家格罗司的论文《艺术都会的巴黎》。可是当鲁迅将第一期的全稿交给黄源以后的两天,也就是1934年8月14日,他改主意了,写信给黄源说:“我想将《果戈里私观》的署名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据此即不难推想当时鲁迅等人编这个翻译刊物处境是何等艰难。

     

        鲁迅撰写了一篇很低调的发刊辞,中间一段文字说:“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

     

        鲁迅不仅亲自编了前三期,还提供了大量译稿,其中第二期五篇,第三期两篇,三期加起来的贡献有十篇之多;第二期茅盾两篇,黎烈文三篇,另有傅东华一篇;第三期茅盾一篇,黎烈文两篇,另有外稿五篇。三位发起人非常尽责,《译文》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生活书店同意正式签约。

     

        二

     

        《译文》取得初步的成功以后,鲁迅又开始考虑持续发展,扩大规模,出版《译文丛书》,用丛书的形式出版一些外国作家特别是著名作家(例如果戈理等人)的选集。开始时鲁迅曾经设想过自行出版,后来又打算争取在生活书店出版,可惜这一设想不但没有能够在生活书店实现,相反竟导致了《译文》的停刊。

     

        《译文》的停刊有不少偶然的因素。当初鲁迅通过黄源向生活书店提出《译文丛书》的设想时,经理徐伯昕表示同意,并且商定就将鲁迅在《译文》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表》作为插图本《译文丛书》的第一种出版。鲁迅先前翻译的《小约翰》、《桃色的云》这时也在生活书店重印。

     

        可是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35年8月生活书店领袖邹韬奋回国,徐伯昕因健康原因离职疗养,毕云程任经理。毕云程考虑到生活书店已经出版了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每月精装一巨册,再出《译文丛书》容易形成内部竞争,就一下子否定了这个计划。邹韬奋一向信任毕云程,便匆忙向黄源说明:生活书店已经出版了《世界文库》,不准备出《译文丛书》了。其实鲁迅早已考虑到生活书店既已出版《世界文库》,再出《译文丛书》很可能不大现实,但徐伯昕既然同意并且已经开始实施,这样当然更好;稍后生活书店人事有重大变动,不准备出了,他也能理解,已着手策划另寻出路。这时黄源向鲁迅建议,可以同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联系,看他们是否有意,一谈之下,立刻成功,1935年9月15日,由黄源出面请客,鲁迅、茅盾、黎烈文、吴朗西、巴金以及另外四人(许广平、海婴、胡风、傅东华)参加,席间商定了《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社出版的事项。拟出的第一部就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另外鲁迅还答应给该社一部小说集——就是《故事新编》(1936年1月出版,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鲁迅对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并无太大的意见。出版社说话不算数历来是常见的事情。

     

        问题在于这个消息由傅东华传到生活书店那边去以后,他们对黄源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据茅盾后来分析,《译文丛书》换地方出版,“大概被认为是黄源在背后掉了花枪,因为《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和发行的。在他们看来,《译文丛书》的出版也应该通过他们。”(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生活书店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既不愿意出版《译文丛书》,人家要在别处出了又不大舒服,还要给黄源一点颜色看。这时《译文》下一年的合同刚刚由鲁迅签过字,按先前的老例,当然仍然以黄源出面负责;这时生活书店却提出要撤换黄源。于是就出现了茅盾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过的事件:“九月十七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鲁迅,共到鲁迅、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主人为邹韬奋、毕云程。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就提出:《译文》编辑仍请鲁迅担任,而不是黄源。这是要撤换编辑,事先却又没有和鲁迅及《译文》发起人(我和黎烈文)商量过。鲁迅当时很生气,把筷子一放,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就走了。上海流氓请人吃茶而强迫其人承认某事,谓之吃讲茶。生活书店之所以不让黄源为《译文》编辑,除了上面提到的误会,大概还因为其名望比鲁迅小得多,而《译文》销数又不理想。但是没有想到鲁迅宁可使《译文》停刊,却不能忍受‘吃讲茶’的办法。‘吃讲茶’的第二天,鲁迅约我和黎烈文去家中,黄源也在,鲁迅当着我们的面把原来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第二年合同撕碎,声明:这个合同不算数了,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字。并要我去通知生活书店。”(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

     

        黄源对于1935年9月18日鲁迅撕掉同生活书店合同一事也有非常具体的回忆(详见《鲁迅书简追忆》)。鲁迅已经签过字的另一份合同文本黄源还没有来得及交给生活书店,这时也不能再往书店交了。事情完全弄僵了。

     

        稍后郑振铎出来息事宁人,提出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合同由黄源签字,但每期《译文》稿件须由鲁迅过目并签字。这无非是双方各让一步的意思。鲁迅和茅盾同意这一方案,而生活书店不肯接受,这样《译文》就只能停刊了。

     

        鲁迅于1935年9月24日将《译文》停刊一事通知了黄源。鲁迅由此对郑振铎以及傅东华颇有怀疑,从此不再给他们主编的《文学》写稿,又拒绝将《死魂灵》第二部的译稿继续在《世界文库》上发表——这就是轰传一时的鲁迅腰斩《死魂灵》;而黄源也辞去《文学》的编辑一职,打算出国去。《译文》社将积存的译稿编为终刊号出版。这是《译文》杂志的第十三本。《终刊前记》由鲁迅与茅盾合撰,其中只含糊其辞地说“现因突然发生很难继续的原因,只得暂时中止”。

     

        几十年后,徐伯昕回首往事,遗憾地指出,当时邹韬奋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明,书店提出撤换黄源是错误的。黄源也做自我批评说,在新亚宴会事件发生后,自己没有想到应当把情况告诉徐伯昕(尽管其时他不在上海),因为他是同意出版《译文丛书》的,“应等到他的回音后,再与第二家接洽”(《鲁迅书简追忆》),这样就不至于完全闹翻了。许多事情只要多加沟通,就不至于弄僵。意气用事只能使隔阂加深,矛盾激化。

     

        三

     

        最近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上海韬奋纪念馆编,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版)为1935年9月《译文》停刊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茅盾在回忆录中指出,生活书店不让黄源当《译文》对外宣称的编辑人,除了人事纠纷外,“大概还因为其名望比鲁迅小得多,而《译文》销数又不理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但到底不理想到什么程度,不是很清楚。现在我们在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具体数字了——3200册,而当时一起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和《太白半月刊》每期卖到12000册,而《新生》则高达4万册。作为经理,毕云程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自有他的道理。

     

        毕云程否决《译文丛书》,除了不想和已有的《世界文库》形成内部竞争之外,更主要的也还是考虑经济上的压力。当时生活书店处于事业的快速发展期,对外要应付国民党政府的审查,对内要照顾员工的利益。他有难处,必须有所取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何取舍,则考验他的眼光。

     

        《译文丛书》决定由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手(合同签订于1935年10月8日)后,鲁迅很快将《死魂灵》译稿交出,于1935年11月印成,此后该书先后重印14次,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此前鲁迅曾将陆续发表在《译文》上的《俄罗斯的童话》交给他们出版单行本(1935年9月),该译本在1940年代重印5次,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效益。《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的,《译文丛书》让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无异于肥水流入外人田。

     

        稍后《译文》准备复刊,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颇有意接过去,鲁迅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没有同意,1935年10月4日他在致萧军的信中说:“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10月12日致孟十还的信中则说:“出《译文》和出丛书的,我以为还是两个书店好,因为免得一有事就要牵连。”鲁迅并非不懂经营之道和经济效益。毕云程当初如果积极和鲁迅沟通,而不是用“吃讲茶”的方法,事情就不至于弄僵。“吃讲茶”对付一般人都未必有效,何况鲁迅这样有性格的人呢。

     

        复刊后的《译文》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新一卷一期,1936年3月16日)。黄源本拟出国去,这时根据鲁迅的希望留在上海,继续编辑这个刊物,直到新三卷四期(1937年6月16日)。鲁迅撰写的复刊词略云:“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译文》的凭吊。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机会,再和大家相见了。”这里显然有着许多不便明言的牢骚和感慨。下文又说明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同先前完全一样,并且希望这刊物能够“比较的长生”。

     

        可惜的是,由于鲁迅去世以及其他原因,《译文》于1937年6月再次停刊。1953年后再度刊行(茅盾主编),就是现在具有很大影响的《世界文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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