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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东吴亡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天下三分终归一统。汉末以来战乱分裂的历史虽说告一段落，但晋初的统一局面并未维持多久。武帝死后，惠帝的贾皇后与外戚杨骏争权，引发八王之乱，司马氏祖孙数辈相继搅入杀局。这才十几年功夫，又是血流漂杵。
西晋的宗室战争远比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更混乱也更加血腥。贾后联手楚王玮除去杨骏，又擒杀汝南王亮，再矫诏杀玮，最后自己死于赵王伦之手。八王之中，亮、玮、伦、冏、乂、颙、颖七者，先后丧命这场窝里斗（其实不止此七王，《晋书》东海王越传称“三十六王咸殒身于锋刃”），唯东海王越过后死于“忧惧成疾”。八王相斫不但直接导致晋室分裂，北方的胡、羯、氐、羌、鲜卑亦趁势直入中原，更造成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就在赵王伦篡位不久，成汉、前赵即自立国号。其实不止十六国，以后一百三十年间，前前后后有过二十四个割据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战事最频繁也最混乱的时期。
尽管如此，晋代（或扩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给人印象至深的记忆首先不是战争与杀戮，却是一些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玄学与清谈，诗与骈体，小说与方术，文章、书法、绘画与酒及药之类。从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正始之音”，到阮籍、嵇康一班竹林名士自然名教之辨；从张华、张载、陆机、潘岳、左思洛下诸贤之“太康文学”，到陶渊明、谢灵运寄兴田园山水的审美发现……正是这一时期，开始确立诗文辞赋为主体的文学观念（《文选》收入的大部分作品出自这一时期），并为诗歌的格律化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国小说真正滥觞之期，《列异传》《搜神记》《拾遗记》等志怪之书“以序鬼物奇怪之事”（《隋书》经籍志），开辟了小说叙事之途。
这一时期的文化记忆还不止于所创造的各种文本，不滞于物的玄理玄言转换成士人的日常言语或行为，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和人格标志，亦即让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所以，美学家特喜欢晋代。喜欢的不是生灵涂炭的血色浪漫，不是后现代的暴力美学的阐发，而恰恰是对生命的深切体悟。宗白华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收入《美学散步》）朱光潜在《诗论》一书中特辟“陶渊明”一章，瞩意从陶诗的玄意中去发现晋人之美。李泽厚《美的历程》专有一章谈“魏晋风度”，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觉醒”乃至“文的自觉”的时代。人生苦短，生命坎坷，反倒激发出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而摆脱了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史书上的主角是帝王、霸府和武装的门阀，让后人记得的却是标举风流的衣冠之族，亦即士族与名士。历史记忆的吊诡莫过于此。这让人想起李白夸张的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圣人已死，历史的路径自非圣贤所决定，而魏晋“饮者”却在酣饮沉醉之中建构了林林总总的文化景观。这是一个贡献了美学价值的时代。士大夫的生存忧患可以撇在一边，矫厉的个性终不为刀光剑影所遮蔽。
历史叙事不但是有选择的书写，同时也因书写方式而呈现。汉末刀兵起四方，各路人物风云际会，赖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注记述，后又经元剧和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打打杀杀的历史活剧成了最出色的战争文学，众多三国人物也成了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枭雄或奸雄。然而，无论就战争规模或是惨烈程度而言，两晋时期远超汉末三国，其情形也更错综复杂，但晋代的战争很少以“讲史”的话语方式进入民众历史记忆（当然也有零星的几个段子，如祖逖北伐、谢安破秦之类），未能像三国叙事那样向人展示全景式的历史画卷，却相反呈示极为丰富的个体人格形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
当然，这一时期并不缺少叙史文本，唐以前存世的晋史著作有十八家之说（又说不止此数），大多著录于《隋书》《旧唐书》经籍志。贞观时，房玄龄等奉敕修撰《晋书》，只以南齐臧荣绪一种为蓝本，是因为唯独臧书囊括两晋。自唐修《晋书》问世后，之前那些晋史著作逐渐散佚，如今只剩下清人汤球、黄奭等若干辑本。这跟汉末三国史著亡佚的情况大略相似，有陈寿《三国志》传世，其他如王粲、鱼豢、王沈、韦曜、张勃、习凿齿诸史皆已不存。不过，情况又绝不相似，因为唐以前与晋史有关的著作并未完全消失，至少有一部书至今尚被人广泛阅读，那就是《世说新语》。事实上，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两晋历史的认识，奠定了晋史的人文基调。
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原称《世说》），隋唐二志均列子部小说类。书中记述的全是汉末三国两晋士族上层人物，那些逸闻轶事不同于一般“街谈巷语”，更非“迂怪妄诞”的方士之说。毫无疑问，《世说》比列入史部的《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一类更接近叙史之义，历来为史家引为故实。
唐人纂修《晋书》虽以臧书为蓝本，传述人物行状却是大量采入《世说》记载的内容。《世说》记载武帝、元帝、明帝、简文、孝武之事甚多，诸纪采撷自然不少，当然更多的是门阀、重臣与名士的故事，如王谢家族及周顗、庾亮、殷浩、桓温、王濛、刘惔诸辈。
王敦为中兴功臣，晚岁拥兵自重，背贤任恶，又作篡逆之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世说》记载王敦之事四十余条，多描绘其情态声貌，或当时人之如何评骘。如识鉴篇记潘滔早年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晋书》王敦传即以此条为其定下性格基调。又如开篇即取汰侈篇一条，足见其“心怀刚忍”——在王恺、石崇筵席上见主人动辄殴杀侑酒婢女，而王大将军竟神色自若。但王敦性格不仅只是“蜂目豺声”的一面，传中又谓：“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豪迈而率性，似乎更有满腹怨怼，这细节出自《世说》豪爽篇。该篇所记王敦诸事悉入《晋书》本传，如武帝面前振袖击鼓，神气自得，旁若无人；如听从左右劝谏，一改平日“荒恣于色”，开后閤放走婢妾数十人；又谓其高朗简疏，学通《左氏》，等等。
永嘉乱后，晋室有赖琅邪王氏翼戴，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敦从弟王导领导南迁门阀，更是一位主持大局的人物。《世说》言语篇“新亭对泣”一则，谓其激励过江诸人：“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自为《晋书》本传采用。同篇又有温峤诣王导一事，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将王导拟之春秋齐国管仲，亦是奠定传述的基调。又，采入《晋书》本传还有方正篇记王导谏元帝立储之事，宠礼篇君臣相让之事——“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君臣之间这般礼待，今人见之颇感滑稽。元帝虽中兴之君，实“雄武之量不足”，王导伺奉弱主亦如履薄冰，亦见其性格之周全。其实，王导做人不尽是四平八稳的样子，晚年受庾亮排挤，憋不住也要抒发内中不平之气。轻诋篇谓：“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庾亮字）尘污人。’”《晋书》本传即以此条揭示其性情另一面。本传引入政事篇一则最有意味，其谓：“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愦愦，昏聩、糊涂之义，到了只管签字画押的时节，糊涂一点又何妨。王导为政清静，不去瞎折腾，实在是积德，故刘孝标注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晋书》导传“多溢美”，批评王氏一无建树，“徒有门阀显荣”而已。陈寅恪有专文驳之，谓“愦愦”之言实有深意，其中自亦包含施政者的宽纵与包容（《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这不完全是政治，其实更是一种心性。
《晋书》揽入《世说》记事，自然不止王敦、王导数例，可以说相应的纪传几乎都有采用，这里不能逐一举述。显然，这部记述魏晋人物的笔记小说实际上被视为一种杂史，并为史家描述和评骘人物作为依据。刘知幾在《史通》里将《世说》一类称作“偏记小说”，认为颇有史料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杂述》）但是具体说到《晋书》采撷小说材料，却大加诋諆，乃谓：“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采撰》）其实，《幽明录》《搜神记》是志怪小说，跟《世说》这类“记即日当时之事”的实录著作有本质区别。明知“谅非一族”却又混为一谈，如果真是因为“其事非圣”，亦足以印证刘氏之史学观念只是囿于圣贤名教。
当然不仅刘知幾，旧时史家对《晋书》大量采入《世说》人物行状多有訾议，后人亦于此学舌。有趣的是，从来治魏晋史者没人回避《世说》提供的材料，而且都是大量使用。
《世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竹林诸贤之任诞，或之前何王正始之音。但书中记述更多的是晋室渡江后的士人情态。永嘉乱后，碎片化的战争局面带来了持久的生命追问。
言语篇记桓温“金城泣柳”一则，颇见真情实感，有谓：“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大司马抚今追昔，悲不自胜，内中自是壮心未已。言语之外，似乎又带有某种白衣苍狗的玄意。按说桓温亦非善辈，其擅权专制，更有代晋之谋（《晋书》本传与王敦、苏峻等同列四夷之后，显然归入另册），但《世说》有关桓温事略八十余则，无一言涉篡夺之事。当然，其久怀异志，文字间亦约略可见，如以下一则：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
会稽王即简文帝，其时或为相王（以会稽王居相位，《晋书》本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正是桓温所“敬惮”的品格）。此则藉刘惔（字真长）之口评骘高下，其称第一流之“我辈”实指桓温而已，实非《晋书》刘传所谓“其高自标置如此”。虽说比较的不是立德立功之伟业，但玄理言辩却是当日衣冠之族最看重的才能。刘惔是相王坐中谈客，却如此恭维桓温，直是吃透了此公不甘屈于人下的秉性。其实在刘惔心中，桓温夙有帝王相——“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容止》）桓温之前有王敦谋篡，他很忌讳人家拿他跟那位王大将军作比，但赏誉篇有一则说，“桓温行经王敦墓旁过，望之云：‘可儿！可儿！’”《晋书》本传采入此事，乃谓“其心迹若是”。
文学篇多记王导、会稽王、桓温等召集诸名流共谈，辩难析理，大畅玄风（主要谈《易》《老》《庄》，兼及佛理）。这类活动看上去有如今之学术讨论会，坐中谁出语精进便为众人推重。乱世中一帮阀阅大佬竟热衷于此，似乎军政要务只在其次。《世说》很少说到那些权臣之间的政治较量，却在玄理辩难中极显此辈衣冠丰采，如庾亮、殷浩、桓温、谢安等辅政大臣皆是风流谈宗。桓温与殷浩是官场敌手（简文帝以殷浩牵制桓温，《晋书》殷传云：“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世说》所描述的却是他们在坐而论道的朋友圈里的竞争，这可能是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有曰：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
殷氏“我与我”一语极富哲意，后世流传甚广。桓温曾聆听殷浩与王导反复辩难，大为赞赏。不过，他不认为殷浩要比自己强。品藻篇另有一则说，殷浩北征失败后废为庶人，桓温此际回想儿时一同骑竹马嬉耍的情形，殷浩尽捡他玩剩下的竹竿，可见那厮“当出我下”。这种看法当然很天真，《世说》臧否人物并不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之大业，甚至撇开名教与自然之辨析，直截看取人的本性。如书中写刘惔与殷浩几次讨论玄理，写的就是各自性情——
刘真长与殷渊源（殷浩）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文学》）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文学》）
王仲祖（王濛）、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赏誉》）
刘惔对殷浩未尝不佩服，却以田舍郎相嘲，衣冠逼格自是裁量标准。
刘惔有一个显赫的妹夫，就是谢安。排调篇谓：早年谢安高卧东山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刘夫人半开玩笑地撺掇谢安：“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这个小插曲可与同篇“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一则作为注脚。
《世说》记载谢安事略多至一百十余则，雅量篇有一则传诵最广，即谓棋局间闻淮上报捷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云云（《晋书》本传又演绎为围棋赌墅、喜甚折屐的故事）。作为东晋晚期最重要的士族人物，谢安各方面都有故事。其主持风气，更不乏清谈玄趣，如言语篇云：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
谢安反对“清言致患”（清谈误国）之说，其本人绝非只会高谈阔论，说来他做官的政绩相当不错。淝水拒敌和北伐之业就不必说了，他曾为吴兴太守，《晋书》本传称之“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为官一方能有这样的评价委实不易。《世说》又谓：孝武帝太元间，逃兵流民多匿于秦淮河南塘沿岸，有人拟议大肆搜捕，谢安硬是不许，他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政事》）此公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可见其为官亦是以人为本的绥靖之道，正如陈寅恪评价王导所言，要在江东地区立足必须改变曹魏以来“刑纲峻密”的施政方针。
谢安东山再起，初为桓温帐下佐官，颇得桓温赏识。《世说》有如下记载：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赏誉》）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同上）
然而，简文帝死后，桓温却要除去谢安和一同辅政的王坦之。《世说》有谓：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雅量》）
桓温本想简文帝临终能禅位于己，至少可仿效周公居摄故事。因王坦之搅局（逼着简文帝改立诏书），其摄政之梦亦成泡影，于是便欲痛下杀手。但《世说》叙说此事并不交代此中复杂的政治背景（更未见说怎么牵扯到谢安，《晋书》诸纪传亦语焉不详），从“欲诛”到“解兵”，是因为谢安临危之际的神态情貌使之不能下手，桓温“惮其旷远”，亦是从心底里敬服。由谢安之从容到桓温之涵容，敌对的双方都表现了当日衣冠之族的风流蕴藉，这是《世说》瞩意表达的人物特点。
毫无疑问，《世说》叙事有着很强的文学性，或者说本身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这跟《史记》的跨界性质相似。中国的叙事文学起源于神话与史传，神仙之说孕育了志怪小说，而史家记录的“人间言动”一旦被赋予某种审美趣味，亦即成为人的文学之滥觞。
《世说》品鉴人格形态的书写方式，乃于直接给出暌离言志载道的审美取向，其中不言而喻的理念即在于人的主题——有意将人物疏离历史和伦理的语境，聚焦于个性与人格。
《世说》之前的文学——诗骚、诸子文乃或《史记》，等等，可以说大多属于由事见理的文章。当然，不是说没有见性见情的表达，只是那种种性情都要淹没于某种凛然深慨之义（作为民谣的国风和乐府，固然原本并无所谓“诗教”理念，但在儒者的解释中都傍上了家国社稷的大道理）。所以，黍离之悲也好，香草美人也好，背后都是修齐治平的理路。甚至文辞富美、想象奇崛的《庄子》，内中也还是归诸兴亡治乱的伦理教化。然而，到《世说》这儿出现了由观念形态返归人格形态的变化。
南齐人敬胤注《世说》，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一则按语评曰：“《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其谓“苟欲爱奇”未免苛责，但“不详事理”之说倒是切中肯綮。《世说》记述曹操和两晋诸帝，记述王敦、王导、庾亮、殷浩、桓温、谢安那些掌驭大局的人物，很少从文治武功的层面去看问题，更不论其道德是非，而是品评其性情与人格特点作为审美观照。将历史人物还原为现实人物，从人生日常片段择述事略，虽“不详事理”而有所局限，却是抓住了性格描述的基本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世说新语》单列一章（第七篇），兼说志人小说来由与发展，有谓：“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大盛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鲁迅这话说得很浅白，“远实用而近娱乐”，就是要撇开喻道论政的路子，贴近人世间之喜怒哀乐，这跟近几十年来人们反对“工具论”的文学回归是一个道理。晋人《语林》《郭子》之类“俳谐之谈”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而且好在并未导向今人所谓娱乐至死。及至《世说》，审美格调便有极大的提升，所以鲁迅给予很高的评价：“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因为记言记行都以审美对象为归向，中国文学从这里开始，人真正获得叙事主体的地位。
《世说》所写的虽然不是普通人，却是一幅幅剥离了权力背景的人物素描。就像曹操让崔琰作替身，自己假扮卫侍，那个匈奴使者还是看出榻旁捉刀人有王者范儿（《容止》），这才是人物本相。记述历史人物并不着眼其历史作用，而是以神采、局度、言语、情愫、意态之类加以品鉴与裁量，过去史传叙事中很少有这样的写法。譬如，写嵇康被诛，临行前索琴弹之，神气不变，惟作广陵绝响之叹（《雅量》）；写王戎家有好李，唯恐其良种外流，售出之前都将果核钻透（《俭啬》）；写桓玄幼时与诸从兄弟斗鹅，每每落败，夜里乃将各家的鹅都给杀了（《言语》）；写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偏是“造门不前而返”（《任诞》）；写桓伊为王徽之吹笛，“客主不交一言”的神契与矜持（《任诞》）……在个性发现之同时，亦标识了人物性格的着眼点。像王羲之闻贵家求婿而袒腹东床（《雅量》），像桓伊“每闻清歌”而“一往有情深”（《任诞》），像罗友入桓府蹭食而了无惭色（《任诞》），像郗恢眼见客人搬走自家毡毯不露忤色（《任诞》）……数语之际，神色情态跃然纸上，而束缚于名教礼法的文学话语在这里已悄然遁迹。
这是着眼于林林总总的人格形态，这跟历史叙事有着本质区别，大抵不以治乱之道为旨要，也没有各种政治力量的交互角逐，甚至兴亡治乱中的生存境遇可以撇在一边，它摹写的是士大夫个体的心性和精神气质。这种刻画人物的手法有意疏离风谲云诡的历史轨迹，却并非绝缘于政治或时代背景——那些于史有征的人物本身即在历史之中。这里所要表现的是史家忽略的生命样态，聚焦于他们的言语、容止、性情，等等。这种间离手法在之前的史传著作中亦屡有所见，但《世说》完全以这种手法说事儿，这才是有意识的写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谋篡或附逆人物，如王衍、王敦、桓温、桓玄、祖约数辈，《世说》几乎不以政治伦理原则作为评判，亦是偏注于人物才性与丰采。书中几处说到祖约（此人既从苏峻反叛，又降后赵），竟不乏褒誉之词，如王羲之称：“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王徽之则谓：“世目士少（祖约字）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至于王导，与祖约更是投契，“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以上均见《赏誉》）当然，不能据此以为《世说》没有是非准则。在那个兵燹迭现、政治扰乱的年代，王权的合法性其实都比较可疑，撰述者跳出史家叙事之“事理”窠臼，抓住人格形态去描述一个时代的衣冠之族，实在是具有某种超越性眼光。如，尤悔篇王导对明帝叙说晋室历史一则，就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自身合法性亦颇困惑——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所以，是否忠于晋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本身，他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一说。
《世语》不是体国经野的大文章，仅以片言只语品藻人物，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率先确立了性格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审美意识，较之登高赋远的汉儒写作，这才是本真的人格叙事。从这里开始，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渐而分道扬镳。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诗人的感慨无非是史家的兴替观念，而《世说》的人物永远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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