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1919年他已读过《唯识述记》。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先生来北大讲佛学，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由于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主讲佛教唯识学的特约讲师。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学历，熊先生只读过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学佛两年，他真正是所谓自学成才。）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处女作《心书》写过序。

    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边写讲义边讲。原写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著、世亲、护法，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写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唯识学概论》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来曹州办学，本意是办曲阜大学，以曹州高中为预科，可惜曲阜大学没有办成，又拟恢复重华书院，亦未实现。但梁先生实践自己提出的“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梁、熊诸先生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知道在杭州有一位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因为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己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新唯识论》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才能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对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字百年）先生聘请马先生为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做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举“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阳张难先（号义痴）主政浙江。张难先、严重（又名严立三）、石瑛（字蘅青）为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砺廉洁，在政界颇属难得。杭州下雪，张难先率员工到街上铲雪。他说：“我别号‘六其’居士，区区铲雪扫路，何足道哉？”“六其”之号，源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云云。张不愿凭地位借住别墅，其眷属只得花钱租居。张在任上两袖清风，离任时尚亏欠九百余元，由自己带来的属下归还了事。张上任时即荐石瑛任他的建设厅长。石瑛与张同时离任，去苏州古寺隐居，临走仍是一卷铺盖、一旧皮箱。熊十力与这几位湖北老乡时常谈心，相交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