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梁先生是二十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有一点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主席直接冲突的“面折”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已经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只读过半年私塾，从没有受过任何新式教育，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他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年至1918年，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和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资本论》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还确实读过他们写的一两种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