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夙愿在心房，为有乡贤待阐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天津武清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表达对武清学人刘坦先生的深深崇敬和钦佩，而这份崇敬和钦佩不是因为这次参加会议才有的，可以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刘坦这个名字，我都非常熟悉。而这，缘起于我的导师，乔治忠教授，因为刘坦是来自他家乡——武清。

    大概1997、98年的样子，我师从乔老师攻读博士学位，乔老师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一本是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资料编年》。在谈起《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时候，乔老师讲了刘坦的故事，大意是他的一位同乡，在偏僻的山野里写了一本书，解决了《史学史资料编年》明代史学中一则史料的系年问题。当时他说，可惜这书，太高深，大家一般都看不懂。后来，乔老师又讲他的武清同乡以一个布衣百姓的身份，受到郭沫若的赏识，参加国家级的第一届中国自然科学史大会的传奇，我才稍稍关注，知道这位武清学人的姓名是刘坦，那本书是刘坦先生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我感觉，乔老师对刘坦先生念念不忘，一直想弄清楚刘坦先生的事迹，他生活的点点滴滴，着力表彰他的学术成就。因为年代学艰深难懂，而且事说纷纭，难以查证，这件事做起来很难。2013年是杨翼骧先生逝世10周年，南开大学召开纪念会议，会议期间，我们有过一次长谈，乔老师说，退休后他准备买一个高级相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这位武清乡贤表彰出来。当时的感觉，乔老师对刘坦先生已经很是狂热。

    2015年7月1日，乔老师寄来他的《述愿》一诗，他在信中说：“近钻研乡贤刘坦事迹学问，因由感触，得诗一首，发于附件”，这首诗就是写在《中国古代纪年从考》序言中的那一首“多年夙愿在心房，为有乡贤待阐扬”。此后乔老师在北京多方查找郭沫若先生与刘坦的通信，还多方了解《中国古代星岁纪年》最初的出版情况。《中国古代星岁纪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我在北京工作有年，他托我从科学出版社了解情况，我即与现在的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负责人李春伶女士联系，希望获得当年《中国古代星岁纪年》出版情况的线索，我现在还保留着李春伶女士的两封邮件。

    2015年9月17日，李春玲女士发信给科学出版社总编吴瑰琦：

    吴总编：您好。

    南开大学历史系乔治忠教授在研究他的乡贤刘坦（天津武清县人）。刘坦1954年曾向我社投稿《论星岁纪年》，1955年8月我社出版了该书。1957年12月更名为《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再版。乔教授的关注点是，刘坦本是农民身份，科学出版社号称科学家的出版社，早年对出版作品的遴选非常严格，背后有何故事？当时的审稿情况如何？如何做的出版决定？是否有郭沫若的支持？乔教授希望我们能够提供研究线索。您是社里的元老，请您给我一些指点。谢谢您。如下是乔治忠教授的简介，供您参考。

    2015年9月18日，李春伶又发来复信：

    所询刘坦《论星岁纪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事有如下进展。我社老总编吴瑰琦因为进社较晚不知情。他推荐我联系了我社目前健在的另一位老编辑吴凤鸣先生（地质学，今年90岁），他1955年时在科学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做地学方面的编辑工作。据吴先生回忆，天文学方面的编辑出版业务在第一编辑室，当时的责任编辑是席泽宗先生（天文学，中科院唯一一位科学史方面的院士），现已去世。1954年8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龙门书局合并成立科学出版社，席泽宗先生由中科院编译局进入新成立的科学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吴凤鸣先生推断刘坦的作品《论星岁纪年》应该是席泽宗先生从编译局带过来的选题。五六十年代科学出版社一方面出版国内作者的学术著作，一方面出版翻译后的苏联学者的学术著作。当时国内学术作品不多，一般编辑碰到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又能满足出版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作品都会申报选题，审核委员会通过后可以出版。如果尊师想要继续了解，吴先生建议他是不是可以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查查席先生的相关情况。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席先生就离开了科学社。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我将这一信息转呈乔师，9月22日回信说：“来件收到，代我感谢那位朋友的提示和帮助！但从席宗泽先生那里恐怕也找不到线索，因为席先生那时地位较低，即使接触也是例行公事，无决定权。而我要找的是谁帮助了刘坦出书、参加会议，这非有郭沫若的直接材料不可。席先生与竺可桢有联系，我已经从《竺可桢日记》里找到资料。”

    以上，是乔老师在表彰乡贤之路上的掠影，我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繁杂、琐碎和艰苦的。2018年12月9日，我和乔老师在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中心”成立大会返回，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厅中，乔老师再次以刘坦为主题与我长谈，他讲到这些年来表彰乡贤的艰苦，近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以刘坦为题做的几场讲座，还有刘坦影印手稿的出版，特别谈到，刘坦先生早年发表于报纸的文章被找到，他的喜悦与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我读过乔老师的文章，也查阅过武清文史资料中刘坦的事迹，刘坦先生是一位“穷居乡野，潜心著述”的学者，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以个人之力，进行艰苦的学术研究，以一个乡野学者的身份，参加首届自然科学史大会，在《历史研究》这样的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出版“星岁纪年”这样卓绝的研究成果，他所达到的成就，是现在拥有现代化条件的研究人员也难以企及的。与平淡生活相对的，是他心中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热情。刘坦先生曾经评述自己“于学问之道，未敢或忘”，他的确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句话。他将一颗毫无旁骛的赤诚之心投入于学术研究，矢志不移，终身以之，不因贫苦而改变，不因战乱而放弃，不因成就而骄傲，不因病痛而转移，直至病逝，在他的枕下，是未完成的《三五通考》。阅读文章、文献至此，怎能不对这位武清学人肃然起敬，确如先贤所言“人物所生，载光郡国”。

    刘坦先生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我觉得现在这部《中国古代纪年丛考》本身也是一个传奇，由于文稿的散佚，这是刘坦先生千万字著述中的大部分面貌。这套与众不同的四十四册的著述，它的诞生，相对于作者的杰出成就，是以近一个甲子的寂寞为前提的，其间蕴含着一位天才历史学人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我没有阅读过刘坦先生的原著，但通过阅读已发表的文章，我觉得除了他淡薄名利，潜心学术的精神，敢于攻坚克难，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外，其中有一种追求真理，敢于批评的学术精神弥足珍贵。我们发现，他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都与驳正、辩难有关。1955年，刘坦先生发表《论殷历纪年》，他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阅读了唐兰先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和陈梦家先生《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发现其中运用古代“殷历”出现了问题，认为“两作中之殷历纪年，颇有未经参综检校之处，以致两作所有关于殷、周上及夏代纪年之推考，诸难肯定”。他的名作，四万四千多字的《论星岁纪年》的起因，是发现北京大学教授浦江清发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利用星岁纪年资料考证屈原生年出现错误，因此撰文阐述星岁纪年的源流、内容和体系。1958年他编著的18万字左右《星岁纪年之研究》，除首章《总序》与末章《总结》外，其余七章均条述中国历法原理并辩驳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的舛误。他还在书中指出现代著名天文学家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中，不仅在星岁纪年问题上存在交在率等技术上的失误，还有运用伪造材料推算年代的不当。可以说，刘坦先生独树一帜的年代学的名篇、名著，完成于批评和辩误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再看他的《史记纪年考》，其间所体现的精神是“做溯本穷源之考覈，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他的学术思想中，不轻信，不盲从，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宝贵的。

    图书无言，但却再一次证明，史学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和扎实的工作，需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需要有不惧挑战的批评意识，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愿《中国古代纪年丛考》的出版，能告慰刘坦先生地下的英灵，愿《中国古代纪年丛考》的出版，能够激励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有所作为。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出版座谈暨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