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山水城林浑然一体，人文景观星罗棋布，享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美誉。自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令大臣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修筑越城，南京迄今已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京形成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著名文史学家朱偰先生写道：“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长期以来，虽然有关南京的各类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学界对于南京优秀传统文化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南京文化的精髓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整理和弘扬。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倡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以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为基点，创立一门独立的“南京学”学科体系，聚合各界力量，整合学术资源，提升南京文化的研究高度，拓展南京文化的研究广度，加大南京文化的研究深度，增加南京文化的研究温度，彰显南京文化的独特魅力，既是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南京的现实需要，更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应有之义。

    针对拥有近2500年建城史的南京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历史上的独特政治地位和积淀下来的丰厚文化资源，“南京学”研究，可以历史为轴线，从地理、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着手，方能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升华。

    1.地理维度

    从全国视角来看，南京地处我国东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中部。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南京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脱颖而出，成为江南城市的杰出代表。

    历史上的南京，地域范围变动不居。范围最大的时期是汉末至唐朝初年，南京作为扬州刺史治所所在地，管辖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上海和福建等省；管辖范围最小的时候是楚国金陵邑、秦汉秣陵县以及唐代归化县、金陵县、白下县、江宁县、上元县，南京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堪称弹丸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形成今天跨江而居的南京，北接辽阔的江淮平原，东连富饶的长江三角洲。

    南京历史上地域范围的盈缩变迁，造就了南京既不因循守旧而又随遇而安、既不画地为牢而又顺势而为的个性。

    南京在我国的区位，使它成为海派文化与内陆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运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点，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激荡，造就了南京开放创新、包容并蓄的特质。

    从地理维度考察南京，我们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中国视角，以今天的南京主城区为核心，以南京市域范围为重点，兼顾历史时期的南京辖境和今天的江南地域变迁。

    2.政治维度

    据史念海先生统计，南京作为古都，前后定都时间共计450年，仅次于西安（1077年）、北京（903年）、洛阳（885年），名列中国古都排行榜的第四位。

    南京作为都城，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佛大学学者玛丽露丝·科勒曼在其所著《南京地方政治：1927-1937》一书中写道：“政治……多少世纪以来都是南京的主要‘产业’，是南京的悲哀。它的主要产品有围城、屠杀、劫掠、战火和残墟……这一点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在南京近2500年的建城史中，孙吴、东晋、刘宋、萧齐、梁、陈，先后以建康（孙吴时期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今南京）为都，史称“六朝”，此后，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相继在南京定都。在定都南京的十个王朝和政权中，六朝、南唐和太平天国属于地区性的政权，明朝和民国属于全国性的政权。

    六朝、南唐和太平天国虽然同为地区性政权，但是，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截然不同。

    传统观念上，六朝是一个偏安王朝、短命王朝，或者用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的观点来说是一个汉人在江南建立的“流亡政府”。正因为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在当时就被看作是华夏正统。《宋书·武三王传》云：“高祖（指东晋大将刘裕）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而欲何之？’”隋灭陈后，隋文帝杨坚爱听“南朝旧乐”，称其为“华夏正声”（《隋书·音乐志》）。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指出：“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六朝都城建康作为中华正朔所在，其兴衰起伏，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盛衰。因此，确切地说，六朝是一个继汉开唐、存亡续绝的时代，是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

    南唐作为五代十国之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偏安王朝。南唐政权以江宁（今南京）为中心，前后统治江淮地区将近40年之久。南唐全盛时期的地域包括江苏、安徽淮河以南、江西、湖南、湖北东部、福建，也就是说，我国中南部最富庶的地区大多属于南唐国。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的时代，南唐的存在时间超过五代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十国中存在时间比较长久的一个国家。它不仅是我国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权，而且是这一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唐政权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自清朝咸丰三年（1853）定都天京（今南京），至同治三年（1864）天京沦陷，宣告失败，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达11年之久。太平天国军力曾经发展到数百万之众，势力遍及18省，攻克了600多座城镇。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明朝和中华民国是我国历史上定都南京的两个统一政权，与上述地区性政权相比，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南京不仅仅是作为都城而存在，在非建都的2000多年里，南京因其“江南佳丽地”的独特江山形胜，或为王侯封国，或为帝国陪都，或为龙兴之地，或为封疆大吏的治所，如秦汉秣陵县、北宋江宁府、南宋建康府、元代集庆路、清代江宁府等，均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南宋张耒《怀金陵》中的“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可谓对南京“非都”时期地位的真实写照。

    南京无论是在定都的450年，还是“非都”的2000余年，在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每每首当其冲，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尤其是1840-1949年近百年来，南京作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内战不休和外敌入侵时，饱受战火的蹂躏，抢劫、强奸、屠城、废墟乃至城下之盟在这座城市屡屡上演。最显著的事例，一是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下关江面与英军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30万无辜同胞被日军杀害。余秋雨《五城记》写道：“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南京更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最典型的事例，一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民国，结束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从政治维度考察南京，我们可以发现，自古至今，南京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南京兴，则中国兴；南京衰，则中国衰。纵观中国历史，南京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坚忍不拔，常常忍辱负重，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荷载起传薪播火的重任，从而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南京以其自身扮演的独特角色，为中华民族谱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

    今天，我们开展“南京学”研究，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南京在政治上兴衰起伏的内因，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乃至发展高度、深度、广度和厚度的影响。

    3.文化维度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文版序”中写道：“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南京通江达海、南北交汇，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交锋。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南京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在十朝建都的450年左右时间里（除了太平天国政权定都南京11年外），因其“金陵帝王州”的至高无上地位，引领时尚，指点江山，海纳百川，创新发展，义不容辞地承载起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重任，责无旁贷地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

    六朝320余年，尽管是地区性政权，然而在历史的大动荡时期，义无反顾地承载起传薪播火、救亡图存的角色，都城建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六朝的文学、艺术、史学、宗教、科技超迈前人，独领风骚，第一次使南方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高原，涌现了《兰亭序》《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后汉书》《宋书》《弘明集》《昭明文选》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拼壁画等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制订了作文（《文心雕龙》）、写诗（《诗品》）、绘画（《画品》）等一个又一个国家标准。范文澜先生称：“军事上是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南唐立都江宁（今南京）头尾40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政治上无足称道，但是，文化上可圈可点。国学大师钱穆称赞南唐文物“尤为一时之冠”。其诗词书画独步天下，开创了一代文学之风。诗词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造诣最深，李煜被称为“千古词帝”。南唐书画则以宫廷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王齐翰《勘书图》等享有盛名。在五代十国纷争中，南唐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

    明朝时期，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在定都南京的54年，南京文化的成就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级的标杆。我国古代辑录最为广博、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就是在南京编纂的。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中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300年后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直接受到《永乐大典》的影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明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和陵墓营造对同时代及清代城市建设和陵墓营造的影响。明朝南京城由内到外的四重城墙构造，不仅体现了南京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而且在中外都城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南京明城墙不仅成为全国城墙的典范，而且南京明故宫也成为北京紫禁城的蓝本。明孝陵陵寝制度承前启后，独创新规，为以后500多年的明清两代帝陵所沿用，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2003年7月3日，明孝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民国38年，南京作为首都历时22年。民国时期的南京文化，主要亮点体现在城市规划、科技教育等方面。其中，为将首都南京打造成世界上一流大都市，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和古力治编制的《首都计划》，使南京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运用西方都市的现代功能、技术，采样棋盘街和放射状规划模式，进行分区规划的城市。这一时期，南京涌现出了一批现代化的科研机构和院校，如中央研究院、紫金山天文台、北极阁气象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大学、中央医院，同时在南京城内，兴建了大量的民国建筑，它们无不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除了上述六朝、南唐、明初和民国定都南京，接二连三地创造南京文化的辉煌之外，在清代200余年间，南京文化在守正中再创辉煌。李渔《笠翁传奇十种》、孔尚任《桃花扇》、王概等《芥子园画谱》、袁枚《随园诗话》、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等，堪称南京传世名著乃至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杰作。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八家”的绘画作品名闻遐迩。谭嗣同在南京撰写的《仁学》，被邹容称为“维新运动的《圣经》”。杨仁山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搜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重新昌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以模仿西方兵工及学习科技文化为特征，在南京创办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等兵工企业，并兴办了江南水师学堂、陆师学堂等军事学堂，促进了我国军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维新变法时期至清末，南京的西学东渐以大量输入法律、政治等人文科学，改革文化教育制度为特征，兴办了金陵大学堂、金陵女子大学等培养新式人才的教会学校。

    从文化维度考察南京，我们可以发现，南京文化文脉悠长，绵延不绝。南京文化屡次成为中国文化的高原，涌现出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著，开创了文学、艺术、史学、宗教、科技、教育多方面的先河。

    今天，我们开展“南京学”研究，就是要深入挖掘南京文化作为“天下文枢”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全面阐述南京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进而发扬光大。

    （本文课题为“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