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英国人文主义医生托马斯·林纳克

    伊拉斯谟在1499年12月5日给罗伯特·费舍尔（RobertFisher）的信中写道：“……（在伦敦）我拥有如此友善、博学的环境，在这里我可以深刻、精确地学习古典拉丁语、希腊语，而不是陈腐、皮毛地掌握两种语言。除了因为好奇（想去观光），我现在对意大利不太感兴趣了。当我听到约翰·科利特（JohnColet）的声音，我似乎听到了柏拉图的声音。跟随威廉·格罗欣（WilliamGrocyn）学习，谁能不在这种完美的学习环境中受益呢？什么能比托马斯·林纳克（ThomasLinacre）的判断更精确、更深刻、更谨慎呢？自然曾经创造过比托马斯·莫尔更绅士、更亲切、更快乐的天才吗？我根本不需逐一列举……”

    伊拉斯谟提到的四位英国先贤都是15、16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无需赘语；约翰·科利特（1467—1519）是神学家，曾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威廉·格罗欣（1446？—1519）的学生包括威廉·渥兰（Wil⁃liamWarham，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林纳克（1460—1524年）则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学者，他是英国皇家内科医生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盖伦著作的译者（从希腊语到拉丁语），还是亨利八世的御医，托马斯·莫尔的希腊语老师。林纳克与伊拉斯谟、比代（Guillaume Budé）并列为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导者，此文主要讲述他对英国医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

    林纳克早期生活不详，我们仅知道他可能在肯特或者坎特伯雷生活过。目前确知的是，他从1481年开始出现在牛津大学，1484年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Fellow）。1487年他到了意大利，曾经在佛罗伦萨学习希腊语。1491年11月他到达罗马，1492或1493年他到了威尼斯和帕多瓦。1496年在帕多瓦，他获得了医学学位。除了医学，他在意大利期间还向名师学习，完全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发表了三部关于拉丁语语法的书：《语法日常练习》（Progymnasmatagrammaticesvulgaria，伦敦，1515年），《语法基础》（Rudimentagrammatices，伦敦，约1523年），以及《论改良的拉丁语结构》（DeemendatastructuraLatinisermonis，伦敦，1524年；第二版，伦敦，约1525年）。《论改良的拉丁语结构》一书主要是为那些已经掌握了拉丁文基础的人写的更加精确的语法书，虽然书中有一些纰漏，但林纳克严格遵守古典拉丁语语法学家的先例，并对古代语法的争论做了严谨的记录，还向读者介绍了拉丁语的最新发展。此外，在意大利期间他还买了许多书，特别是希腊语的手稿——后来他把这些手稿带回英格兰，其中就包括盖伦的手稿，这为其日后的翻译之路铺垫了道路。

    1499年8月27日，林纳克回到了伦敦，不久成为亚瑟王子（亨利七世长子、亨利八世长兄）的老师，后来大约在1523年短期教过玛丽公主（亨利八世长女，后来的“血腥玛丽”女王），他在1509—1520年还是亨利八世的御医。1548年乔治·黎里（GeorgeLily）在一部著作中描述过林纳克在宫中的情景：“一度（林纳克）成为亚瑟王子的老师，他一直在学习医学知识，很少被任何人打扰。在这方面他极其投入，因此被委任照顾国王的健康。他有时在宫中穿梭于一群贵族中，穿着一袭及脚踝的深红色的袍子，黑天鹅绒的斗篷披在肩上。”

    二

    虽然林纳克在帕多瓦拿到医学学位（当时意大利是欧洲医学水平最高的地方），而且还是亨利八世的御医，但目前我们没有太多他行医的史料。我们只能从伊拉斯谟的记载中知道林纳克曾经治疗过他的结石。1525年3月14日，伊拉斯谟从巴塞尔写给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Pirckheimer，1470—1530，一位富有的纽伦堡市政委员）的信中写道：“我首先告诉你医生的名字，然后再告诉你治疗方法，他就是托马斯·林纳克——英国国王杰出的御医，此人在各个学科都非常博学……现在让我告诉你治疗方法：（由于喝啤酒导致的）一块结石在我身体里已经6周，事实上，我当时疼得并不是特别厉害，但我的身体备受折磨，警告我处在危险中。我自己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虽然不愿意找医生，因为像林纳克这样的人，除非情况十分紧急，否则不会打扰他，但有朋友劝我去请他，我照做了。没有比他更认真的人，他马上叫来一个药剂师。治疗在我卧室进行，林纳克亲自动手，进行了两次治疗。当我醒来时我排出了结石，如小杏仁核那么大。德国人的治疗方法是进行热水浴，既然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我认为这种方法更方便。具体疗法是，用亚麻布包上甘菊与欧芹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然后加上水煮，直到水被煮掉一半。这时把药包从容器里取出，尽可能挤出水分，然后放在患者身体一侧，如果太烫，就用一块干的亚麻布包上那个药包，抓住亚麻布的两端让它贴近身体，直到热度可以承受，再把这个药包贴在身上。（治疗后）我不久就睡着了。此后如果疼痛再发作，我就用亚麻布（包上药）再煮。反复两次，结石就会下降到膀胱的地方，疼痛就会减轻很多。”（EssaysontheLifeandWorkofThomasLinacre,1460-1524）林纳克在医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盖伦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据说他曾经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从未发表过），但显然盖伦的著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精力。他曾经翻译过的盖伦的书籍有《论保持卫生》（Desanitatetuenda，巴黎，1517年）、《论治疗的方法》（Methodusmedendi，巴黎，1519年），这两部书都是献给亨利八世的；《论节制》（Detemperamentis）和《论易变的不节制》（Deinaequaliintemperie，剑桥，1521年），这两部书是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的；《论自然的力量》（De naturalibusfacultatibus，伦敦，1523年），此书是献给威廉·渥兰的；《论脉搏的功能》（Depulsuumusu，伦敦），此书一说发表于1522年，一说发表于1523—1524年，是献给红衣主教沃尔西的；《论症状的差异》（Desymptomatumdiffereis）和《论症状的原因》（Desymptomatumcausis），这两部书都于1524年在伦敦出版，都是作者死后出版的。

    除了《论治疗的方法》和《论脉搏的功能》，上述其他书籍在中世纪时都有拉丁文印本，但主要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而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因此林纳克选择重新从希腊语翻译这些对内科医生来说最重要的盖伦的著作。《论保持卫生》一书是关于保持健康的重要书籍；《论治疗的方法》是盖伦关于诊疗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则；《论自然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考察了人体运作的主要原则。林纳克想根据伟大的希腊医生的手稿进行翻译，这正是人文主义医生所坚持的：他们认为医学应该回到源头，正确地理解古代医生的文本，而不是根据阿拉伯人和中世纪的人的错误以讹传讹。

    林纳克“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几乎无可挑剔”，他不仅使用了丰富的词汇，而且很好地理解了希腊语的细微差别。他避免使用中世纪的字面翻译，转而使用人文主义者使用的优雅的拉丁文。林纳克同时代的人对其不吝赞美之词，但有时其追求完美主义的精神在伊拉斯谟看来并不值得褒奖，因为林纳克很难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希望不断打磨、完善，这拖延了书籍的出版时间。因此伊拉斯谟将林纳克与保罗斯·艾米洛斯（PaulusAemilius，1460—1529）归为一类——完美主义者。1521年，伊拉斯谟曾经写信给林纳克要求他不要折磨他的读者，让他们等候太长的时间，“因为这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而不是谦虚谨慎的作风”。林纳克杰出的译作不断再版，使其受到欧洲各地学者们的一致赞誉。直至19世纪，这些书仍旧是那些不懂希腊语的医生最重要的医学文献。

    三

    林纳克对英国医学发展的另一个杰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伦敦内科医生学会（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1682年改为皇家内科医生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1518年，林纳克与五位内科医生以及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一起向亨利八世提出申请，在伦敦成立一所内科医生学会，负责检查和控制伦敦市及周边七英里内所有的行医者。这一申请获得批准，这实现了内科医生的长期夙愿。“他的设想，毫无疑问不仅是为他自己与同行之间更好地沟通、达成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想法——创造条件，而且使公众从中受益。他设想把专业的内科医生与‘经验主义者’区别开来，使前者受到尊敬，这样会吸引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士，激励他们学习《疾病的本质》《治疗方法》（这类书籍），从而造福人类。”其社会职能是建立内科医生的垄断组织，努力建立团队精神。对内，它规范了学会成员的各自权利；对外惩罚无证行医者，捍卫这个组织的特权和优先权。

    当时伦敦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医者，虽然内科医生一直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理发师（当时理发师承担很多外科医生的工作，如拔牙、放血等与刀子有关的技艺）、外科医生兼理发师、外科医生，但理发师行会（Bar⁃bers'Company）早在1308年就已成立，外科医生行会（Guildor Fellowship of Surgeons）成立于1435年，两者在1540年合并。内科医生要求自己的身份得到认可，很早就提出了建立自己学会的要求，但都没有成功。

    伦敦内科医生学会之所以能在林纳克的倡导下建立，与他个人的魅力有关。他是莫尔所在的那个人文主义者圈子的成员，他的古典学识以及与王室的关系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基础。此外，都铎王朝早期，伦敦饱受瘟疫、天花、麻疹、汗热病的侵袭，特别是1517的汗热病是最具威胁性的一次，沃尔西和国王都不幸染病，许多人死去。疾病的威胁在王宫里带来紧张情绪，大臣们不停地为国王寻找安全之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518年9月23日，亨利八世批准建立伦敦内科医生学会。

    林纳克在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处于领导位置。他是学会第一任主席，负责制定了学会的第一份法规，并在他的家中举行了学会的第一次会议，这里后来成为学会的会议室和图书馆。他招募像他一样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并试图建立学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但他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他们人数太少，到林纳克去世时，其成员从最初的6人增加到12人，到1537年也只有18人，到伊丽莎白时期增加到20人，到1590年才增加到30人。此后，他的后继者们，通过对法规的修改（如获得会员资格的人仅限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生），使其更加狭隘、僵化和专制。早期灵活的结构变成更严格、更等级分明的制度，对其他医疗从业者也越来越敌对、盛气凌人。

    从英国医学进步的角度来说，林纳克建立内科医生学会这一开创性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虽然内科医生学会没有改善伦敦居民的身体健康，只是创立了一个特权医生群体；虽然学会成立后没有达到林纳克所希望的权威效果，并且更多时候被视为起反作用而不是进步作用的组织；但此学会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坚持严格的医学伦理，秉持医学诊疗的标准。

    此外，林纳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确实鼓励了伦敦的医生，鼓励他们追随他的榜样购买、编辑、整理和翻译希腊书籍和手稿，以此来提高对传统医学原则的理解。盖伦希腊语全集（威尼斯，1525年）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林纳克的英国同僚约翰·克莱蒙特（John Clement）、爱德华·沃顿（EdwardWot⁃ton）、托马斯·利普赛特（Thomas Lupset）等学者的努力，人们可以从约翰·凯厄斯（JohnCaius）、西奥多·古尔斯顿（Theodore Goulston），甚至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那里追溯到林纳克的传统。

    四

    林纳克对英国医学最后的荫泽是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创立医学讲席职位。林纳克相对富有，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伊拉斯谟记述道：“我们的朋友林纳克知道我囊中羞涩，当我离开伦敦时兜里仅有6个铜板。他非常了解我的健康状况，并且冬日将近，他仍旧希望我为大主教捐献、为蒙特乔伊捐献，他希望我节衣缩食，习惯清贫。的确是一个友好的‘顾问’！”林纳克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在处置他的地产，包括垂赛斯（Tracies）庄园，价值216镑，以及其他一些肯特的地产、伦敦的房子和土地，包括在霍格劳（Frognal）和奈特瑞德街（Knightrider Street）的房子，前者价值130英镑，后者价值46英镑13先令4便士。他变卖这些地产，用这笔钱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医学讲席。林纳克的设想是在牛津大学至少设立两个讲习，并致力于讲述盖伦医学（主要使用林纳克自己翻译的版本），讲座旨在提供一个持续两年半到三年的医学理论课程。他设想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设立类似于牛津大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将打破传统的医学教学大纲，不遵循阿拉伯的医学权威。

    在剑桥大学，林纳克的计划很快就实施了，第一位讲师很可能在他去世后的一年内就被任命。然而在牛津大学，有许多困难和延误。直到1549年12月，卡斯伯特·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ll）才成为林纳克的唯一遗嘱执行人，这一年他终于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两个讲师席位，但其后十年没有任命讲师。他们的教学影响并不像林纳克所希望的那么大，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医学人文主义已经过时，但这两所大学的讲席至少在一个世纪内都是有影响力的。到17世纪末，林纳克的遗产在牛津大学变为“林纳克比较解剖学教授”职位，在剑桥大学转变成年度讲座，由一位“名人”做讲座。为了纪念他的成就，牛津大学1962年建立了“林纳克之家”（Linacre House），1965年改为林纳克学院（Linacre College），存在至今。这个学院只接收研究生，并且自成立以来不断扩大。

    林纳克死后，按其遗愿被安葬在圣保罗教堂。他去世20多年后，约翰·凯厄斯制作了一块铜匾安放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北门附近，上面写着：“托马斯·林纳克，亨利八世的御医。至今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医学方面最博学的人。他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救死扶伤。他把盖伦的许多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文辞典雅。他去世前不久在其朋友的要求下发表了正确使用拉丁语的杰作。他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两个医学教席，在剑桥大学设立了一个医学教席。在伦敦，他成立了伦敦内科医生学会，并被选为主席。他憎恨欺诈、诡计，对朋友忠诚，受到他们的爱戴。他在去世前曾被任命为牧师。一位老人在1524年10月20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深切怀念他！其美德比坟墓更长存人间！献给杰出的医生托马斯·林纳克——约翰·凯厄斯1557年立此碑。”

    1908年，威廉·奥斯勒（WilliamOsler，1849—1919，被称为现代医学之父）受邀在剑桥大学做“林纳克讲座”的第一讲，他高度评价了林纳克，赞扬了他作为人文主义医生的成就，认为他架起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