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应超越中西，无问西东

    1979年，漂泊海外的叶嘉莹先生收到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不久，她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大学。在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们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的那句“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听叶先生讲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古代文学课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回忆21岁时在南开课堂上听叶嘉莹先生讲课的情景，刘跃进至今印象深刻。对他而言，不仅仅是来自古典诗词的美，叶嘉莹本人的穿着、风度、气质，以及一口甜软的台湾腔，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的那种美的感觉，40年后的今天似乎依然还在他的眼前心底。

 

    2016和2017年，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分别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和第四届思勉原创奖。据吕思勉原创奖管理委员会统计，100位同行学者中有95%知道《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阅读过该书的71人中，64人认为是最杰出成果，占阅读过总人数的90%。

 

    这些，都定格成了刘跃进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瞬间和片段。叶嘉莹先生的课让他喜欢上古代文学，从此投身其中。著作被评上学术奖项，虽然是民间的，但他特别看重这份殊荣，认为这是对他40年学术工作一个重要肯定，其份量远远重于他之前获得的各种奖励，至少不亚于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身份和荣誉。

 

    熟悉刘跃进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生涯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当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再到古典文献学。也正是因为这数度转变，才使得他在学术研究中有了更为宏阔贯通的视野和深切的问题意识。在很多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在一场场沉闷的发言中听到刘跃进的“金句”——“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谁绕开文献，学术界一定要绕开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界域分明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拓展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等等。

 

    前不久，他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的长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经《文学遗产》公众号推出，数日之内达到非常可观的阅读量。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世纪之交，当迷雾散去，我们突然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渐行渐远，现代派的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后现代派理论更是鞭长莫及。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众狂欢之中，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或转向传统文献学，潜心材料，追求厚重。客观地说，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确实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议论更有价值。但不可否认，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们对于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回首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其自身发展逻辑及问题是什么？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和路径在哪里？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

 

    奠定终生学术方向

 

    中华读书报：您是最后一拨下乡知识青年，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放在大时代里看，您个人的经历具有坐标意义。

 

    刘跃进：是的，确实如此。1977年底参加高考，我刚过19岁生日，还在密云山区插队。我大概是最后一、二拨下乡知青，又赶上恢复高考的头一届，对我来讲，有点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我们这代人，多抱有作家梦考入中文系的（后来也确实有当上作家的，天津作协主席赵玫就是当年的同学）。因为父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我从小有机会见过一些作家，如柳青，姚雪垠等，当红作家浩然还到我就读的三里屯二中做报告。他的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我都很熟悉。后来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还有《李自成》等，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自然都读过，也很喜欢。那时，我就幻想着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锻炼，将来当作家。实际上，农村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样，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动非常艰苦。半年以后，我的梦想就变了，希望当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整天坐着，不必遭受风吹日晒之苦。

 

    1977年夏秋之际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异常高兴，白天劳动，晚上复习功课。当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多年以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庆贺郭预衡教授80大寿，才知道这题目是郭老师出的。我激动地握着郭老师的手说：终于找到活水源头，这个题目太切合我当时的心境了。走进南开，老系主任李何林与新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想当作家，就要到广阔天地去。我刚从广阔天地考回来，无论如何是不想回去的。开始确实不甘心，后来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可怜，这个梦想也就淡漠了。第一个假期回北京，到菜场买菜，一帮孩子看到我胸前的校徽是“南開大學”，误念成南门大学。虽然念错了字，我依然很兴奋。那时，我最羡慕的职业已经不是作家，而是学者了。

 

    中华读书报：能否就您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习，谈谈当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情况？

 

    刘跃进：在南开读书时，中文系有很多著名老学者，像研究古希腊文学的朱维之，研究古文字学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校歌》的曲作者张清常，都给我们讲过课。王达津老师还开过批评史的专题课。那时，罗宗强、孙昌武老师还属于中青年老师。罗老师刚从赣南师范学院调到南开学报工作，曾指导我作毕业论文。我对汉魏六朝到唐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很感兴趣，就是受到王达津、罗宗强老师的影响。

 

    那个年代，老师们讲课普遍强调政治意义。而叶嘉莹先生的课与众不同。她讲《诗经》中的“黍离”“蒹葭”，讲《古诗十九首》的兴发感动，讲“三曹”的生命意识，讲婉约词的寸寸愁肠，在文学欣赏中让你体会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境界。

 

    叶先生感念当年南开对她的接纳，至今一直留在南开。她说“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她把一个书生对国家的报答，把李杜诗骚的精神传达给每个学生。一直到今天，这位96岁的老人还在做着这份工作，让人感动。“书生报国”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中华读书报：您在南开时选修叶嘉莹先生的专题课，后来又师从姜亮夫、郭在贻、曹道衡诸位先生。这些求学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

 

    刘跃进：叶嘉莹的课，让我开始喜欢上古代文学，让我体会到文学中的兴发感动。1980年傅璇琮先生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著作虽然都是考证性的，但是从后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文情怀，这也叫我喜欢。从那时起，我就把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大学毕业前夕报考研究生，名落孙山。王达津老师见我好学，就推荐我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刚一报到，就提出报考，很想继续深造。按照规定，起码要工作两年才能报考。就这样，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学无友，教课之余就埋头读书。那时教研组刚刚成立，什么书都没有，我们常常租辆小面包车（俗称大发）到琉璃厂淘书买书。那时不像现在，出版的新书不多。只要跟古字沾边的书，我们都买，都留下翻阅。我还特别爱读各种治学体会的文章，逐渐发现，凡是作出成就的学者，无不注重基础。什么是基础？我以前只知道多读书，多背诵，以为那就是基础。其实，做学问是有途径的，文献学就是最重要的途径。

 

    我读的第一本文献学著作是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眼界大开。他对历代学术的评述，充满情感，让人感到亲切。最近，我读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华中师大出版社，2018）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文献学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读张先生的文献学，我感受到学术的力量。

 

    不久，我看到姜亮夫先生招生的消息，做好充分准备，如愿考上了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杭州的读书经历，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按照老师的指导，关注《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古代科技史著作。姜先生还请专家给我们讲《墨子》当中的物理学、讲古代赋役制度等，有些知识听不懂，但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深入理解哪怕很小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积学储宝，确非虚语。姜老教书育人，是要培养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而不是电线杆子式的专家。

 

    1986年我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继续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此前一年，清华成立中文系，计划把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调过去。因为这个机缘，我认识了傅璇琮先生。后来，傅先生又推荐我拜见中古文学研究大家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1988年，我有幸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成为曹道衡先生的第一批博士。这让我有机会开始系统关注沈约，关注永明文学，关注魏晋南北朝文学。

 

    毕业以后，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体会到了新的特点。文学所原本隶属于北大，朴学与新学并重。文学所成立的时候，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系统，如钱锺书、罗大冈等。二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等。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精心组建了这个学术机构，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有浓郁的政治意识。我在文学所工作将近30年，也深受影响，关注当下的现实人生，强调文学的理论思考，注重严谨的朴学传统。

 

    文学研究的百年曲折

 

    中华读书报：您对长时段的文学历史现象往往高屋建瓴，指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发展阶段？

 

    刘跃进：20世纪初叶，文学研究逐渐挣脱传统，走上自我革新的道路。推动这种变革的核心力量是进化论思潮。这和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实践被简单地纳入到外来的观念框架中，仅仅分为诗词、戏曲、小说、散文等四大类。很多优秀的作品被逐出文学的伊甸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研究的面貌。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规律，历史被分成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学史大致也照此划分。这种划分，使得文学史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结论自然与以往的研究大不相同。一段时间，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历史的发展，肯定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一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定还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又开始了新的螺旋式的回归，就像20世纪初那样，借鉴西方观念，试图对固有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极力否定传统，力主全盘西化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在反思过去的偏颇，开始慢慢地向传统回归，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个突出现象是，学术研究从方法论的探索转向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

 

    对这种现象，学术界也多有不满。学术大厦仅靠文献堆积就能建造出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早在60多年前，著名学者胡厚宣就说过：“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学说。史料与史观，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史料与史观，是一件东西的两种成分，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的。史学若是房屋，那么，史观是工程师，史料是木材砖瓦。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木材砖瓦，和只有木材砖瓦而没有工程师，是同样盖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这道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研究工作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剪不断、理还乱。除了史料和史识之外，文学还有其特殊的生命意义。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势必要寻求新的突破，在您看来，这一突破口在哪里？

 

    刘跃进：如何突破？突破口在哪里？这些问题现在不好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最初，大家从西方传入的方法论中看到希望，人人开口说方法，文献工作被视为敝屣，弃之犹恐不及。方法论的探索，有思想史意义，但在学术史上能留下多少东西，历史会给出答案。90年代，学术界又醉心于文献，以为可以解决一切空疏问题。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有学术史价值，却又缺少思想史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学术研究没有国界，学术方法不问西东。对西方，我们开始是仰望，模仿，到后来的对话，到今天，我们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平等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研究对象的多样化。曾几何时，学术领域犹如跑马场，人人跑马圈地，犄角旮旯的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把这个园地的野草、鲜花全都踩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认为，一流作家没有研究空间，就研究二流、或者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也被挖出来。其实，研究对象无所谓大小之分，关键是用什么眼光去审视这些文献，用什么方法去研究这些文献。晚明名妓柳如是肯定不是大诗人，但是陈寅恪先生通过她的诗歌和经历，将明清之际部分江南知识分子的活动勾连起来，反映出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重新认识经典。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经过了历代的打磨，是历史的选择。我所强调的回归经典有两个方面，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词句的装饰，而是要用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关注经济发展史，关注政治制度史，关注社会思潮史，关注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关注一个作家的物质生活生存环境，等等。其实，这样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关注这些话题。中国的陈寅恪、王国维，西方的罗素等，无不如此。当然，思想方法相近，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学者研究意识的强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跃进：过去强调学科意识，人文领域分成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又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文学再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按照朝代细分。总之，学科越分越细，路子越来越窄。今天强调问题意识，就是希望走出狭隘的文学范围，不受学科限制，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拓展，不断补课，不断学习。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过去搞文学史的人，研究李白，研究杜甫，脑子里只有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诗中所反映的忠君意识，爱国情怀，民本思想等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今天研究杜甫，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但是更要关注这些概念、思想从何而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什么？环境因素是什么？还要关注杜甫所关注的一切。这就可能涉及到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等内容，还要涉及到典章制度，历代官制，等等。跳出狭隘的学科壁垒，强调问题意识为主，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话语体系成当务之急

 

    中华读书报：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数量呈几何态势增长，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非常浮泛：缺乏新材料，没有新观点，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在您看来，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跃进：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一代学人，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缺乏持续性的深入和应有的人文情怀。第二，寻求超越中的焦虑。学术研究只有在心平气和，没有功利目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学问做好。王国维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现有制度下做学问，功利心太强。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书越来越多，读书的人未必成正比。学者职业化，研究技术化，电子文献检索代替了读书。第四，贪多求快，很难留下坚实的学术成果。第五，强调国际化、标准化、和世界接轨，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有点变调，很多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也要想方设法邀请国外学者参加，显示高大上，还可以争取更多的经费。某些研究中国的西文著作刚刚出版，甚至还没有出版，这边就把版权买过来，及时翻译出版，大作廉价的吹捧。第六，文学研究边缘化，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自我边缘，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被社会边缘。如何解决文学边缘化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中华读书报：在2018年《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自己这代学者做研究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这也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面对古代文学资源不可再生的客观事实，年轻学者当如何面对这一困境？

 

    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将如何发展，我没有能力预知，更提不出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回归经典，认认真真地读懂几本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个时代又都有相近的共性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魅力就在于，面对相同相近的材料，每个人、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吸引人去探索。经典蕴含着无限的资源。我想强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方法是什么？要关注新的变化。我最近参与组织了好几个读书会，就是希望大家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点去读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至于怎么读书，见仁见智。我个人比较欣赏四种读书方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读书，以钱锺书为代表。他主张从基本典籍读起，纵横比较，探寻文艺心理的精微变化。二是探本求源式的读书，以陈垣为代表。他特别强调史源式的研究，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读书，以陈寅恪为代表。他的研究把人生体验带进来，问题大多很具体乃至细小，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启发。四是集腋成裘式读书，以严耕望为代表。他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总是先做好资料长编工作。不管采用怎样的读书方法，前提是要有兴趣。对学术缺乏兴趣，只是为做论文而做论文，这种学术研究极为乏味，没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您本人提出，新一代学者应关注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20到40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等这些问题。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本人的答案会是什么？

 

    刘跃进：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做学问的方式方法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有些学科死了，有些学科生长了。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对艺术的感受、对文献的关注、对建立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思想方法等，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过去强调超越学科意识，现在更应强调超越中西之争，无问西东。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从学科层面来说，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就个人研究而言，建立自己的学术基地、创作自己的学术品牌，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在强调学术研究专门化的同时，依然不能忘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使命，那就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人文学科要具有人文情怀，这就是需要我们放下身段，去从事一些学术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