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我们为什么要出国考古

    近年来境外考古迅速发展，开展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大，步伐也越来越坚实，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我们综合国力提升的反映。中国文明是自主发生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兼容并蓄的胸怀。研究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与其他文明进行平行比较，可以对“中国道路”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出国考古，是展现中国考古学实力的重要契机。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推进过快，而是起步相对较迟。境外考古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与早期西方考古学家的探险、掠夺行为不同，我们的境外考古，完全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我们。

    （详见13版）

    日本武士的三张面孔

    日本当代的武士小说，有司马辽太郎、藤泽周平、池波正太郎三大家，仿佛中国武侠排行榜“金古梁”的地位。有人说，拼命想发迹的人，读司马辽太郎，对发迹死了心的人，读藤泽周平，想摆渊博的人，读池波正太郎。成王败寇，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像平敦盛那样毫无主角光环，一上阵就掉了脑袋的，恐怕才是现实中“可怜的人间”。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和平，像黄昏清兵卫那样，身为藩府财务部门员工，实为无形派刀法的高手，“封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该上班上班，该做账做账，做饭扫地洗衣服，柴米油盐，才是本分。身负绝世武功，也不过拿普通俸禄的公务员一个。藤泽周平笔下的武士生活，才是武士的真实生存状态。虽然藤泽会给他们安上一门听上去很美的剑术刀法，那也不过是程序员苦练的编程技术而已，“唯手熟尔”，没有丝毫脱离地心引力的传奇色彩。

    （详见9版）

    赵景深与《中国小说丛考》

    在《中国小说丛考》中，有两篇文章的研究视角很特殊，一篇是《所罗门与包拯》，另一篇是《马来文的中国小说》，这两篇文章皆跳出地域本身，从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去审视考据。写《所罗门与包拯》，起因是在《佝偻集》上见到郑振铎《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文中设谜，其中一个谜是所罗门和包拯，借机发问这两个分别流传于犹太、中土的民间故事是巧合还是转变。于是，赵景深对此做了一番详考，广征博引，最后推断“二母一子”故事起源于古代印度，然后分两径传布，一路经中国汉人再传至西藏，还有一路经希腊、罗马传至犹太，殊途同源当属转变。《马来文的中国小说》作于1940年前后，专门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马来文中国古典小说译著，列举了各种书目版本乃至书价，并指出，这些用马来文出版的中国小说是基于满足有些在印尼的华人因“时日渐久”“不能读中文，却渴想知道一点本国的文学、艺术和历史”之需求。

    （详见14版）

    怎样学写古诗词之因联成诗

    传统教作诗，都是从教起承转合开始。一个人刚学诗，老师先要求他胸中有明晰的主题，再安排妥当第一联怎么起，第二联怎么承，第三联怎么转，第四联怎么合，这样做违背了诗性思维的规律，也对初学者的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诗与作文不同。文章家作文，大多先于胸中拟好提纲，列出一二三四，如何起笔，如何承接，如何转折以增加波澜，正说反说以面面俱到，最后又如何点明题旨，总结全文，这些都想好了，才会挥洒自如。诗不必像文一样细密理性，诗是感性的，诗人大多数时候，是先有了一点感兴，一点触动，由此而先得一句或一联，再扩充成整首诗。诗的主题很少有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全诗完成了，才会自然产生主题。

    （详见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