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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中
两个好朋友挤作一团，在这个炼狱般的世界中，他们是彼此的救赎。这是1944年的6月26日。他们是战争中的俘虏，从1942年初开始就一直被日本人囚禁在遥远得几乎被人遗忘的苏门答腊岛。此时，他们又被关进了“韦麻郎”号上的囚室。这是一艘日本人用来在营地间转运战俘的船。船航行在海上，囚室位于海面以下几米。大家挤坐在地板上，在高达三十七八度的恶臭空气中，绝望地努力保持呼吸。两个好朋友想办法在舷窗边的台阶上找到了立足之地，相比下面的密不透风，这里还能让人感到些许的解脱。船在苏门答腊岛沿海缓慢航行，他们在高温中所承受的煎熬也显得格外漫长。
这些人个个瘦骨嶙峋，这是两年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的结果。有时候，他们甚至只能以老鼠和蛇果腹。每一天，疟疾、脚气等各种疾病如影随形。他们频繁地受到毒打和死亡的威胁。他们被派去做艰苦万分但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忍受着各种可怕的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哪怕是意志最坚定的俘虏，也难免会沮丧、麻木，感到自己被抛弃了。
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战俘都是差不多的情况。在整个太平洋战场，盟军战俘都有着相似的遭遇。但这一对战俘，有点与众不同。
他们其中的一位是一条狗。
它叫朱迪，在被关进这艘“地狱之船”前，它已经有过无数次奇遇和历险。它是一条纯种的英国指示犬，白色皮毛上带着棕色斑点。英国指示犬是热爱运动、血统高贵的犬种。但朱迪和绝大多数指示犬不同，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喜欢置身于热闹的活动中，而非仅仅满足于为别人做出指示性的动作。
1936年，朱迪出生于上海英租界犬舍。接下来的五年，它是英国皇家海军炮艇上备受大家呵护的吉祥物。这艘炮艇一直在长江上巡游。1939年，英国海军部开始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便将朱迪所在的炮艇转移至新加坡。没过多久，1941年夏天，弗兰克·威廉斯也来到狮城新加坡，当时的他刚满二十二岁，是皇家空军二等兵。数次劫难后，他与朱迪最终在战俘营相遇，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弗兰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朱迪争取到了正式的战俘身份。
弗兰克认真照顾着这只勇敢机灵的指示犬，但在被日军囚禁的现实条件下，他的保护显得那么脆弱——他们被赶上“韦麻郎”号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晌午刚过，囚室里的潮湿闷热几乎让人窒息。小小的囚室里挤进了一千多人，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船身在海浪中颠簸，地板吱嘎作响。要不是一丝微风从舷窗的缝隙吹到朱迪的脸上，只怕全身是毛的它早就比人类朋友们先一步热死了。
海上困境
突然，一道闪光亮起，紧跟着，船身中央发生了巨大爆炸。囚室中火焰腾起，麻木中的战俘们像被电击中一般一跃而起。大家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第二次更猛烈的爆炸又来了。
船被鱼雷击中了。很不幸，发射鱼雷的还是一艘英国潜水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艘船上运送的是盟军战俘。这意外的友军炮轰，让几十人当场死亡，剩下的数百人如果不尽快找到出路，从燃烧的囚室废墟中逃出去的话，很快也会随他们而去。
弗兰克在舷窗边的台阶上看清了混乱的局势，不免觉得如坠冰窟。甲板上的货物直接砸向战俘，很多人被砸死或砸伤，而掉下的货物形成了一道让他们无法迅速逃脱的巨大障碍。如果还要带上一条二十几千克的狗，那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弗兰克转过身看着朱迪，这位忠诚的伙伴并没有在混乱中逃跑。在巨大的压力下，它竟然还保持着冷静。弗兰克抱起它，给了它一个短暂的最后拥抱，接着，把它从舷窗中推了出去。朱迪回头看他，脸上满是困惑与悲伤。考虑到它无数次侥幸脱险的经历，那表情中也许还有一丝丝“怎么又是这样”的意味。
“游啊！”弗兰克对着朱迪大喊，同时最后猛推了一把。它从舷窗中飞了出去。下面是翻涌的海水，到处漂浮着从这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漏出的油污和四散的碎片。伤者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再过一秒，也许是两秒，这条狗就将在这片残骸中为活命而奋力划水了。
可它最好的朋友，还被困在不断下沉的“韦麻郎”号上。
朱迪在半空中翻腾，海水离它越来越近了。
得救后
“安特诺尔”号用了六周时间才开到英格兰，对于弗兰克和其他战俘来说，这是最悠闲最放松的一个半月。年轻人都在努力适应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没有繁重劳动，没有伤痛折磨，不用忍饥挨饿，也不用担心随时可能死去的新生活。
海上航行的缓慢旅程对弗兰克尤其有利。此时的他与朱迪的关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与其他人打交道还是很不自在，之前艰难的环境让他变得越发内向。没有朱迪，他也不可能活下来。现在，他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终于可以以成年人（二十六岁的他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在军中服役，就是在海上航行，要不就是被囚禁在战俘营中）的身份体会与同龄人交流的快乐。他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慢慢恢复的机会。船在英国靠岸时，他基本完全康复了（至少是身体上）。朱迪的康复过程则要慢一些，不过，它绝对是被“安特诺尔”号上的厨子给喂胖了。厨子是唯一一个从登船第一天开始就知道它存在的人。
随着船离利物浦越来越近，弗兰克很清楚，是时候向船上的长官坦白朱迪的事了。一路上，战俘都在帮弗兰克保守秘密，船上有些下级军官要么听说过关于朱迪的故事，要么意外撞见过它，但船长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船离英格兰只有三天航程时，弗兰克终于满怀歉意地向他进行了汇报。
一开始，船长当然很生气，但弗兰克详细讲述了他与朱迪一起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后，他改变了态度，甚至可以说，他成了朱迪的拥护者。尽管有不允许携带犬类的规定，但他还是提前与岸上通话，强烈要求允许朱迪登陆。
朱迪悄悄溜上船时，帮助弗兰克分散检查人员注意的有四个人，其中一位也是皇家空军战俘，名叫布赖恩·康弗德。他的父亲是伦敦颇有影响力的律师，在他的父亲坚持不懈地打电话求情后，朱迪前方道路上的障碍终于被扫清。朱迪得到了上岸许可。
然而，还有一个程序是免不了的。所有在英国境内上岸的动物，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为期六个月的检疫隔离，避免将狂犬病毒传播到英国国内。即便是欧洲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来英格兰为盟军攻入法国做准备时，也不得不将他最喜爱的苏格兰小猎犬泰莱克送去隔离了六个月。
1945年10月29日，船终于在利物浦靠岸。对弗兰克来说，本该是欣喜若狂的胜利时刻却变成悲喜交加的分别之时。他走下舷梯，萨塞克斯的朱迪被绳子拴着，走在他前面。在朱迪长达九年的生命历程中，它第一次踏上英国国土，等待他们的是农业部的一名官员。
弗兰克犹豫了。他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接受即将与朱迪分别的现实，可当分开的一刻真正来临时，他还是无法接受。一起熬过丛林中艰难的牢狱生活，一起从被鱼雷击沉的“韦麻郎”号上逃生，在新加坡重逢，又一起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后，他该如何向朱迪解释他此刻要抛下它呢？他无法解释，他觉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他飞快地摸了摸朱迪的耳朵，让它先走。他把绳子交给了那名政府官员。
“它在舷梯上停下来了，”弗兰克回忆说，“像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它充满疑惑的眼神和不停摇动的尾巴像是在等待我把它召唤回来。最后，它还是像往常一样，听从了我的指挥，朝码头走去，跳上了检疫部门的卡车。”
朱迪再一次成为囚徒。只是这一次，它只能独自承受。位于萨里的哈克布里奇犬类检疫所离伦敦仅有二十分钟的火车车程（在哈克布里奇车站下车的乘客一下车就能听到旁边犬舍的狗叫声），这里的生活比朱迪在集中营甚至是炮艇上的生活都要舒适得多。一到这里，工作人员就对它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为它清洁和梳理皮毛。这是它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甚至可能是从出生以来都不曾享受的待遇。弗兰克经常来看它，犬舍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在听说了它的故事后，也都不遗余力地精心照料它。
哈克布里奇犬舍修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接收来自欧洲大陆的被救出或是被收养的狗。它最多可以同时容纳六百条狗，但与朱迪同时生活在这里的狗的数量远远没有这么多。为了确保隔离效果，狗与狗之间是绝对不能接触的，甚至都不能一起进行锻炼。所以，犬舍为每条狗准备了充足的空间。犬舍位于萨里郊外茂盛的草原和树篱旁，这让朱迪有了很多探索大自然的机会。战后的食物限量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犬舍对狗粮饼干的供应，而且，他们还有数量丰富的其他多种选择，比如新鲜蔬菜等。对朱迪而言，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食物直接送到面前，应该算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奢侈待遇吧。
然而，一切并没有那样轻松。在丛林中的生活艰难到了极点，但至少朱迪是相当自由的。在这里，它能享受宠爱，能尽情奔跑，却失去了自由。弗兰克经常来看它，还有从苏门答腊岛回来的一批批战俘、海军队伍里的老朋友和好奇的爱狗人士们。
朱迪的情况相当特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费接受隔离。弗兰克得为它的食宿付账，金额大约是十二英镑，也就是将近五十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六百多美元）。弗兰克在皇家空军服役和被俘期间的补发薪水有限，为了帮助他，1945年12月，“摇尾者俱乐部”在其官方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筹建一个小型的基金会，以帮助支付朱迪隔离期间的各种费用，并会将剩余款项交给朱迪的主人，作为它未来生活的开支”。
读者们纷纷响应，几个月间捐款源源不断地被汇来，甚至有一名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外籍雇员也寄来了两加元。最后的总数大大超过了需要，竟有三十五英镑。
对主人和宠物来说，这是漫长的六个月。1946年4月29日，朱迪终于自由了，它回到了弗兰克的怀抱。身着皇家空军制服的弗兰克看起来也更加精神抖擞了。那天早上，为了盛大的团聚，工作人员还特地给朱迪洗了很久的泡泡浴，它全身的毛发光亮而整齐。可以想象，他们的见面充满了欢乐。
朱迪离开犬舍时，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很多新闻记者都参加了。英国养犬俱乐部的主席阿瑟·克罗克斯顿·史密斯将该俱乐部的“英勇奖章”授予朱迪，并给了弗兰克一张二十二英镑一先令四便士的支票（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一百多美元），是摇尾者俱乐部筹款的剩余部分。一本杂志登出了这样一句话：“威廉斯先生请我们向所有为朱迪慷慨解囊的人表示感谢。”狗粮生产商斯普拉特专利有限公司的代表还为朱迪赠送了一个新的项圈，和它标志战俘身份的81-A项圈戴在一起，这条项圈上写的是“斯普拉特公司赠曾被日军俘虏的战俘朱迪”。
朱迪待在哈克布里奇期间，弗兰克也没有闲着。在交出朱迪后没多久，他就登上了一列从利物浦开往什罗普郡科斯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火车。从该基地到其北边的米德兰兹郡大约九十分钟车程。科斯福德是“106号战俘接待中心”，是欧洲战场上的战俘重新归队时办理手续的地方，当英国归国空军具体人数被统计出来时，它迅速开始处理远东战场上的战俘的相关事宜。
英国人民对英军与德作战的每个细节都非常清楚，也牢记在心。可将士们在太平洋上所经历的痛苦更像是一件“眼不见心不烦”的事。很多人刚刚知道战俘在日军手中所遭受的恐怖折磨。
根据科斯福德工作日志的记录，29日共有两批战俘乘火车抵达。第一批三百四十人，于一点五十分到达。第二批三百四十一人，于三点十分到达。弗兰克回答了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崭新的皇家空军制服，拿到了补发的薪酬，包括战斗和特殊服役薪酬，并接受了医生的检查。经过海上航行后，弗兰克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他通过了基本检查，进行了汇报，便离开了。从10月开始到11月，他还有六周假期，可以回到朴次茅斯与家人一起度过。
弗兰克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里已非他年轻时住过的那个繁忙的港口城市。纳粹的炸弹彻底摧毁了整座城市。弗兰克位于霍兰路38号的家在1941年1月10日到11日的闪电战空袭期间也遭到了袭击，神奇的是，房屋受损并不严重。像这样幸运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1941年的《朴次茅斯晚报》这样写道，“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丑陋的伤疤，有些地方被夷为平地。”三十间教堂、八所学校、四个电影院被毁。历史上，纳尔逊将军在出海前曾住过的乔治酒店和全城最高的中心酒店，也都成了残砖断瓦。
在家期间，弗兰克收到一封来自乔治国王的信，欢迎他归国。信写在白金汉宫的专用信纸上，落款日期是1945年9月，那时弗兰克还在亚洲，这说明信的内容只不过是照搬模板，但国王所表达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与王后热烈欢迎您的归来。您遭遇了种种困难与日军的折磨，我们始终记挂着您与您的战友们。我们已从报道中得知您所受的深重苦难，也很清楚，您以最无畏的勇气承受了一切。
对于您众多勇敢的同伴的牺牲，我们与您一样深深地感到悲痛。
我们全心全意地希望，您的归来能让您和您的家人从此开心幸福，长长久久。
1945年12月中旬，弗兰克在朴次茅斯休假结束，回到科斯福德空军基地，接受全面医疗评估，幸运的是他符合了重新归队的标准。其他很多战俘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问题比欧洲战场上的战俘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他们患有疟疾、痢疾、眼部疾病，或体内有寄生虫，日军没有为战俘提供任何医疗救治。
1946年伊始，弗兰克来到新的岗位——位于伦敦郊外、阿斯科特附近的森宁希尔公园战俘康复中心。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来到这里的人会了解军队发展的最新情况，学习如何在被囚多年后重新融入平民生活。他们还与商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见面，听他们励志的演讲；参观各种各样的公司，熟悉一个正常的而非战时灭绝人性的社会是怎样运作的。
弗兰克回家时的真实心情是一个谜——他没有在任何采访中提起过这段时间的事，也没有人知道他再次回到故土时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他一定也有些无所适从吧。
曾和弗兰克一起被困在邦邦岛的约翰·威廉斯在战后写了一本短篇回忆录，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大致了解战俘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原因。多年后，他再次修改回忆录时，发现写得很不完善。于是，他写了一篇注释，附在回忆录之前，其中是这样写的：“与情况更悲惨的贝尔森集中营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相比，大肆宣扬我们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的暴行在当时似乎不太合适。”
英国军方在一定程度上也预料到了战俘们的情况。科斯福德的医护人员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预计战俘们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对一切感到陌生，害羞，沉默，不喜欢人多的环境，难以集中注意力，想法多变，强烈地讨厌一切约束，等等。”所有这些症状，都多多少少体现在弗兰克身上。
在朴次茅斯海边的酒吧喝酒时，他的嘴唇始终紧绷。在漫长的战俘生涯中，他曾被守卫打成一摊烂泥，被疟疾和脚气病折磨到卧床不起，还曾想过结束自己和朱迪的生命。这些经历都是他不愿再回想的。
离开康复中心后，弗兰克被安排到一个新的皇家空军基地。无论他经历了什么，他毕竟还是一名正在服役的空军士兵（这也是他不愿谈及战俘经历的另一个原因）。他被分配到利物浦附近西科比空军基地的四号流动雷达部队。他只跟基地指挥官说了一声，朱迪就在未出场的情况下被正式安排进了基地。和很多回归的空军战俘一样，弗兰克也经常受到基地附近居民的邀请，到他们家里吃饭喝茶。
弗兰克和朱迪在西科比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地，第一站便是伦敦。在伦敦，朱迪在战争期间的英勇事迹终于被大家充分知晓。
英雄归来
在隔离的六个月里，朱迪不可思议的经历和它对生存的强烈意志让它成了全国的英雄。报纸上全是它在炮艇上、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的神奇故事，以及它对日军不屈不挠的反抗。媒体称它为“炮艇上的朱迪”“神奇的指示犬”。1946年5月3日，在伦敦西区的卡多根广场（相当于纽约帕克大街的高档社区），英国人民兽医药房为朱迪举行了一场庆典仪式。当时，弗兰克正为药房筹集善款。这个成立于1917年的组织在当时是（现在也是）英国重要的动物慈善组织，旨在照顾穷人和受苦受难者的人的宠物，创立者是著名的动物保护先驱玛丽亚·迪金。
1943年，为表彰在战场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动物们，玛丽亚·迪金设立了“迪金勋章”，这是英国国内授予动物的最高荣誉，相当于人类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朱迪之前，已有三十五只动物赢得了这一奖赏，其中包括十一条狗和众多信鸽。这些信鸽中有温克、白眼和泰克（亦称乔治），它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功送出情报，拯救了一支空军队伍”。此刻，七十六岁高龄、备受英国国王尊敬的迪金看着罗德里克·麦肯齐少校——他同时也是第四代克罗玛蒂伯爵、塔巴特子爵、英国归国战俘协会主席——走上前，授予朱迪这一光荣奖章。在前战俘和爱狗人士的围绕中，这条指示犬悠闲地坐着，让少校把奖章别到自己的项圈上。
嘉奖令如下：
谨以此表彰朱迪，它在日本战俘营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和持久耐力鼓舞了其他战俘的斗志，又以聪明才智和高度警惕拯救了众多生命。
还是在这场庆典上，英国人民兽医药房授予弗兰克圣贾尔斯白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为朱迪所做的特殊贡献，这也是该组织授予人的最高荣誉。麦肯齐少校将勋章别到弗兰克的外套上。弗兰克和朱迪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在场的众多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接下来的几周，各种荣誉接踵而至。英国终于真正开始庆祝打败轴心国的胜利。根据英国战时最高长官、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命令，朱迪享受着英雄的待遇。在之前的慷慨捐赠后，摇尾者俱乐部又给了弗兰克一张大大的（具体金额未知）支票，确保朱迪以后都将衣食无忧。在伦敦的英国归国战俘协会，朱迪受到盛宴款待，麦肯齐少校将它收为协会正式会员——无须多说，它也是会员名单上唯一的一条狗。
紧跟着，便是1946年6月8日胜利日的庆典活动。这场盛大的庆典包括游行、焰火、鸣炮等各种内容，整个伦敦都在举办舞会，交响乐团为人们伴奏，就连国王都亲自出席。之后，朱迪成为各种筹款活动的常客，从英国人民兽医药房到其他动物权利组织，从英国少年总会到战后复苏债券俱乐部，在各种组织的活动中，都能见到朱迪的身影。在每一场活动中，弗兰克都陪伴在它的身边，而当观众们都挤上来看一看或是摸一摸这条英雄战犬时，朱迪也从来没有远离过弗兰克。
在儿童医院，在归国战俘们的家中，在没能回来的战俘们的家中，它发挥的作用最大。对生病的孩子和悲痛中的家属们来说，它无疑是一剂良药。尽管它有海军的背景，但它是以皇家空军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的，穿着绣有皇家空军徽章的衣服，配合弗兰克的军装。在所有这些场合，弗兰克也一定会给它戴上各种荣誉勋章。
弗兰克和朱迪还完成了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当时，无数战俘的家庭都接到陆军部发给他们的电报，告知他们，他们深爱的家人已在战场上失踪或牺牲。很多家属向这条大名鼎鼎的指示犬求助，他们通过皇家空军或陆军部给它寄信。有时候，信封上连地址都没有，只写了“朱迪”的名字。绝大部分信件最后送到了弗兰克手中。这些人想要的只不过是更多一点关于自己亲人的情况，他们的丈夫、儿子、兄弟或父亲都是上了战场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朱迪和我走遍英格兰，告诉这些悲伤的家属，他们的亲人并没有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腐烂。”弗兰克说，“我们要向他们解释，战友们是在怎样残酷的环境中死去的，这项任务太残忍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死去的战俘并没有和弗兰克、朱迪关在一起。这不是重点。弗兰克和朱迪活了下来，回到了家。悲痛欲绝的家属们只想和这一对打败了命运之神的幸运儿待一会儿。正如弗兰克所言：“朱迪的出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场合的悲伤气氛，让很多家庭得以宽慰。”
对弗兰克和朱迪而言，这是极为繁忙的几个月，直到军队缩编，和平时期到来——更不用说，战后经济的衰退已在英国全面呈现——整个国家不得不开始向前看。1946年7月22日，弗兰克和朱迪复员了。在利物浦附近的迪河岸边，英国皇家空军技术训练中心举行了一场退伍仪式。朱迪把各种勋章都戴到项圈上，立正站好。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仪式结束后，他们俩走出大门，尽情呼吸着海边的空气。他们的军旅生涯从此结束，他们现在是普通百姓了。
弗兰克把朱迪带回了他的家乡朴次茅斯，这个南方的海滨小镇是许多船只的起航之处（包括“小虫”号和“草蜢”号），弗兰克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此时，他要想的是该如何度过余生，但无论怎么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朱迪将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摘自《二战忠犬录》，［美］罗伯特·温特劳布著，王一凡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定价：4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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