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安庆的文学观就像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一样,正直、向上,最重要的是,稳稳地抓住土地,以此汲取得以破土而出仰望天空的营养。安庆以小说创作为主,偶尔写些散文,但无论什么题材,都几乎离不开乡土。说实在的,在这个城市化如此盛行,如此中心的当下,写乡土题材极其不容易。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多半书写了乡土文明的溃败和乡村生活的破产,这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溃败和破产”。面对乡土生活的当下状况,作家又如何能真实、冷峻地进行书写?尤其对于安庆这样一位作家,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乡村有着信仰一般的“执念”,这种执念携带着他强烈的情感,他是不忍心直面这种溃败的。但要是一味的怀旧,又容易染上“都市怀乡病”的虚假症候。对于这些,似乎安庆不会考虑,他只管自己写,沿着一条荒芜的乡村小径,孤独、执拗地走着,竟走出了内心的一片繁荣。
收到安庆最近出版的两本集子《遍地青麻》(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镇》(河南人民出版社),又集中地读到了他的系列乡土小说,围绕一个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瓦塘村,他写出了生活中的温暖和诗意,同时也写出了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世间伦理。他将自己所虚构的那些部分,悄悄地折叠入现实之中,最终变为自己虚构的现实。瓦塘村,就是安庆将自己对乡土以及农民的认知和美好的愿景折叠进千疮百孔的真实中,构建起来的一个村庄。
在小说里,安庆跟每一个笔下的人物,都进行过细致的对话。跟那些粗粝地写乡土的男作家很不一样,安庆很擅长营造抒情的氛围。与其说他天生情感细腻,不如说是他面对土地有着无穷的耐心,就像一个农夫细心地饲弄他的良田,能听得懂庄稼的语言,会跟庄稼嘘寒问暖。《挑花生》里的李月季,在面对父亲去世,不得不辍学回瓦塘村继承父亲卖花生货郎生涯时,告别城市的那一番细腻描写,真切体现一个年轻的农村孩子告别一种可能性命运时的内心撕扯:“他沿着大街,在一个城市的深夜里散步,他看见了一条河流,彩色的灯光在水中波动,河成了彩河……原来城市的河是有颜色的。”“他扒拉开面前的麦田,对自己说,融入吧!他又弯下腰,对自己说,融入吧!你根本就没有走出土地,一直都还在村子里,自己就是一棵麦苗、一根草、一根乡间的芦苇,那就先从土地开始吧!”可以说,安庆的这一系列乡土小说,都是在这种告别又重返的无奈中拉扯,不极致,不惨烈,带着一种无奈又坦然的情绪,重新唤醒人对土地那种血缘般浓厚又宿命的情感。或许正因为如此,安庆的小说里虽不乏狡黠和狭隘的人物,如长篇小说《镇》里那些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遍地青麻》的彭小柱、《在瓦塘呼吸》的李大由等,但却没有那种心藏大恶的人物,“善”是安庆对笔下人物的礼遇,同时也体现了他人生观里最为珍视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安庆的长篇小说《镇》,我认为这是他向路遥的《人生》的致敬之作。改变命运是大多数当代乡村小说的主题,《镇》也不例外。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朱小涌,成为打工大军中一员,在城市里依靠自己的实力、能力,获得了城市的认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跟《人生》里的高加林不同的是,朱小涌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底线动摇过,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人事,他笃定地坚信正义、正直、积极、向上,镇守自己的内心,赢得了尊严和尊重。这是新一代的“高加林”。也许,这样的书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会太过于“正确”,更甚至认为他是在构建当下农民的一个“乌托邦”。但我认为,在面临如此“不得已的溃败和破产”,借助人性的力量(这难道不是我们最初的力量吗?)走出一条少有人走的救赎之路,是安庆的执念,亦是人心之必然,我愿意去相信有这样的一条路。
纵观安庆小说里那些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绝处的逢生,大多来自他对这个世界所秉持之“格”。也正因如此,孤独地走在荒芜乡村小径的安庆,才能走出一片内心的繁荣来,那些充满了尊严和仪式感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