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大历史系的“三老”

    虽说离开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已经三十四年了，但母校美丽如画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尤其是授业恩师，一直在我这位年近六旬的学子的心中，牵肠挂肚。

    我本人是1981-1985年在山东师大读历史系的。当时历史系一共有三位教授，按年龄论，即刘祚昌先生(1921-2006)、胡滨先生（1927-1996，原名胡福彩）、安作璋先生（1927-2019）。这三位前辈，性格有异，专业有别，然均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其中，刘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于四川大学），以世界近代史、美国史见长，其杰斐逊研究，海内第一。除主编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外，还著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简史》《美国内战史》《杰斐逊》《杰斐逊全传》。胡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以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洋务运动史见长，著有《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与李时岳教授合著）、《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等，译有《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等。安先生毕业于齐鲁大学，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秦汉史名世，并率先推动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的研究，著有《学史集》《学史集（续编）》《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的关系史》等，主编多卷本大型丛书《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等。

    若略作比较的话，按照我这个晚辈未必确当的观察：刘先生最具个性，对学术最执着，成就也最大；胡先生最聪明、最正直，然最短寿；安先生最长寿，在山东史学界，影响力最大，培养的博士弟子最多。

    俗谓“一山不容二虎”，但就像山东大学历史学科曾有“八马同槽”的美丽传说一样，在小小的山东师大历史学科，这三位老教授大致和平共处，君子之交。其中，刘、胡二老均系从东北某知名大学转会而来，故私谊甚好。1957年，刘先生被打成右派，妻子离婚，陷入人生低谷；改革开放后，翻身得解放，事业人生均处巅峰，两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南开大学礼聘为博士生导师。胡先生以译事为重，成就斐然；晚年曾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后调往青岛大学任教。安先生一直顺风顺水，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山东政界，呼风唤雨，悠哉快哉。晚年一直在山东大学、山东师大指导博士生，桃李天下。

    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读大学四载，印象中，无论是哪个场合，从未见过这三位前辈一起出席过；也许是孤陋寡闻，我本人从未见过、也搜索不到这三位前辈的合影。胡先生去世后，刘先生曾写过一篇情感色彩甚浓、一言难尽、似乎欲言又止的追思文章。安先生虽得享九旬有三之高寿，然从未见过其写刘先生、胡先生的回忆文章。

    余生也晚，然有幸与三老均有程度不同的交集。其中，和刘教授来往最多，读大四时，还旁听过他给美国史研究生讲授的美国近代史课；刘先生亲自签赠其大著《杰斐逊》《杰斐逊大传》，也和刘先生吃过若干次饭，通过若干信件，也合过影。胡教授来京开会时，曾专门往会议地点拜见过他老人家，但未合影，后搜集过胡先生的若干签赠本。安先生是我读大学四年期间唯一为本科生开设过选修课的老前辈，但由于我对隋唐史之外的古代史不感兴趣，故未选修其“秦汉史”。安先生逝世后，我发了条微博悼念先生，其中谓：“安先生严重口吃，但讲课，抑扬顿挫，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深受欢迎；安先生大概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界个子最矮的，且有腿疾，拄拐，但自信，达观；读本科时，常见安先生拄拐爬楼，往当时设在主楼的图书馆借书，虽已逾三十多载，然其情其景，历历在目，心生感动。我也未尝单独拜访过先生，因前年购得先生签赠本和其处女作《汉史初探》等若干，托业师程汉大教授，代求先生签名，蒙安先生不弃，均欣然签名留念”。我的大师兄、现任北大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满运龙教授评论道：“安教授教我中国古代史，是我们七七级开学后第一位中国史老师。安教授学术渊博，有古人之风。”三老中，我唯独没有和安先生有过单独往来，怅憾也。

    如今，三老均已魂归道山。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