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砖艺术

    七八十年前，电影、话剧、歌剧、评剧、舞剧在北京艺坛上还属于空白的时候，戏曲独占春色，京剧尤为领先。上自宫廷豪门，下至人民群众，无不陶醉于京剧的艺术魅力。欣赏之余，口摹其声，手制其容，社会上涌现了许多“票房”和各种形式的戏曲手工艺品。他们制作出来的单个人物形象，叫“戏人”，集体的舞台形象，叫“戏出”。由单个的人物形象组为整出戏曲的也叫“戏出”。所谓“戏出”，就是一“出”戏的意思。这些“戏出”作品，都是民间的手工艺人，娴于戏曲，癖于戏曲，从兴趣出发而发展为艺术商品。其中最使人惬意而引起甜蜜的回忆的，谁也不会料到，是当时一个铜元一包的“烧砖戏出”。当年一块银元，兑换四百六十个铜元，一块银元就可以买到四百六十包“烧砖戏出”，也就是四百六十出戏的舞台形象。

    一个铜元一包，并不是货郎担上作为戏曲艺术品售与京剧爱好者或作为“玩意儿”卖与儿童的价格，而是货郎从晓市上趸来的价格，也就是“烧砖戏出”制作者的批发价格。货郎担上的售价，则是两个铜元或三个铜元，利润很大。就以售价而论，两三个铜元，在当时也属于低到九渊之下的细微之资。而“戏出”的艺术价值，却在九天之上，与价格成为反比例。

    “烧砖戏出”是用上好胶泥，范型于“模子”之中，磕出原胎，再借用土窑的烧砖技术，入窑烧固后，按舞台上人物的扮相姿态，精致而忠实地敷以彩色，罩以鸡蛋清，光华绚丽，细巧可喜。每出戏，选十个个体为一包，所以货郎担上称之为“包人儿”。每一包的十个个体，叫“十件儿”。“十件儿”并不能包括大戏里所有的人物，也不能随意扩增小戏中的仅有人物。每包的组织方法，是大戏择要而选，小戏补景而凑。例如，《失街亭》的十件儿，是诸葛亮、马谡、王平、赵云、马岱、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和两个老军。实则戏中还有两个童儿、双方龙套，限于十件，不能入选。《大保国》的十件儿，是李艳妃、徐延昭、杨波、李良、四个宫女、两个太监，主角不多，正好配搭侍从人物。《回荆州》的十件儿，是刘备、孙尚香、赵云、吴国太、周瑜、鲁肃、张飞、诸葛亮、一个女车夫、一个大太监，合成十件；其余丁奉、徐盛、陈武、潘璋、四个“小张飞”，若干龙套、宫女，就不能入选了。《四进士》的十件儿，是宋士杰、杨素贞、万氏、毛朋、顾读、田伦、刘提、杨春、田氏、姚庭椿；实则还有杨青、师爷、黄大胜、丁旦、田母等，囿于十件，也不能增益而全。但是，也有主要人物不足而凑以舞台道具的，如《辕门斩子》的十件儿，是杨延昭、佘太君、穆桂英、杨宗保、孟良、焦赞、穆瓜、八贤王，外加堂桌一件、小帐子一件；小帐子下有细铁丝，可插在堂桌之上。这是因为《辕门斩子》全剧，主要八人，虽有龙套，不能“拆堂儿”地拼凑，宁用堂桌和小帐子补其不足，不用不合规范的两个龙套以实其数。又如《探阴山》的十件儿，是包拯、油流鬼、柳金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另外加两个山片、一个堂椅。全剧人物七人俱全，不能滥增其他。根据舞台上演出的情景，摆两个山片表示“阴山”，包拯勘案时坐于椅上，所以增加山、椅，组为一包，而舞台全貌也就收于“一包”之内了。再如《祭江》的十件儿，更为巧妙，见于舞台上的人物，只有孙尚香、大太监和四个宫女，六人之外，再不能增，而制作者则以四个朱红栏杆，凑成十件，用朱栏代表当时的舞台。这样的组织，就不只表现了舞台全貌，连舞台的装置也包括在内了。从这一包“十件儿”的组织来看，制作者何止娴于剧艺，而且熟习舞台。然而，它的艺术价值，还不止于此。

    “烧砖戏出”的个体戏人，虽然限于模子的范型，不太生动，可是穿戴扮相、脸谱服饰，无不忠实于舞台，精细到无懈可击，无疵可指。身上穿的蟒、靠、官衣、箭衣、褶子、帔、氅，形式颜色，绣活花样，俱有规范；头上戴的王帽、侯帽、相纱、忠纱、尖纱、圆纱、扎巾、额子、紫金冠、倒缨盔、金踏镫、银踏镫、黑踏镫、荷叶盔、福字盔、夫子盔、狮子盔、罗帽、棕帽以及文生巾、武生巾、员外巾、老人巾、荷叶巾、棒槌巾、鸭尾巾、夫子巾等，具体而微，鲜明有别。至于生角戴的黑三、白三、苍三、白满、苍满等髯口，花脸戴的黑扎、红扎、黑满、白满、苍满、黑一字、红一字、铃铛扎、二桃髯，也能清清楚楚地分出来。细至旦角的化装，诸如大开脸、小开脸、歪桃儿、小弯儿、月亮门、水葫芦；花脸勾画的脸谱，诸如整脸、水白脸、三块瓦、十字门、花脸、元宝脸、六分脸、揉脸、歪脸等，无不循规蹈矩地呈现于一寸砖人的三分脸上。手里用的道具，如徐延昭抱的铜锤、诸葛亮摇的羽扇、佘太君拄的龙头拐杖、柳金蝉戴的手杻、太监手里的蝇帚、宫女手里的提炉，也都不厌其精地标志出来。当时把这种价钱极微的“烧砖戏出”，视为儿童的玩意儿，实则在社会交易的流动中，无形地为京剧艺术扩大了影响。在京剧爱好者的鉴赏之下，它等于是富有资料价值的戏曲艺术精品。

    天赋戏缘的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现终日玩弄的这些“烧砖戏出”和舞台上演出的形象，一而二，二而一。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艺术价值、资料价值，只从占有欲出发，尽量地省用“饽饽钱”（当年家长给儿童的零用微资），每天在“打糖锣儿的”货郎担上，买而又买，务求其全。“打糖锣儿的”，是当年串胡同的儿童玩具担子，“鬼脸”“风筝”“刀枪”“泥人”“拨浪鼓”“小喇叭”等应有尽有，兼卖梨膏糖果；每到一巷，鸣锣招徕，所以叫“打糖锣儿的”。他们代卖的“烧砖戏出”，都是从晓市上以一个铜元一包的低价趸来，售价则倍蓰之。我因乐此不疲，日积月累，不下百包，方以为已备大观。哪知父亲看到我所收藏的“戏出”及问明价格之后，说我是“俄观鱼鳖，谓察蛟龙，未尝涉川，遽云越海”，区区百包，距离他在晓市上所看到的，仅仅是五分之一。当时，我父亲在朝阳门外东郊学区任社会教育宣讲员。朝阳门内东城根例有晓市，批发儿童玩具、膏糖、干果、水果；一方小贩，每晨四五点钟，趋而趸货，天明即散，故曰“晓市”。我父亲曾在朝阳门的晓市上，看到“烧砖戏出”的批发者，分类而列，什么“三国戏”“列国戏”“隋唐戏”“西游戏”“八大拿”“七块白”等，任人挑选，每包只售一个铜元。父亲即兴闲谈，涎得我憧憬于怀，泥着父亲给我带几包新鲜别致的，以补不足。父亲与我约定，每周多背诵一篇古文、三首唐诗，即以十包为赐。从此，我每周多诵诗文，父亲就每周以十枚铜元买回十包“戏出”。两年之后，积存到三百余包。但是我的指标，仍在五百之数。胆随年大，问清了晓市的路线，终于在一个仲冬之晨，四时起床，只穿一件大棉袄，戴顶棉小帽，风微而厉，寒彻肌骨，从我的住家椅子胡同（前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所在地），徒步绕过皇城根，直穿东单牌楼，抵达朝阳门晓市，专心诚意地找到了“烧砖戏出”的制作者兼批发者，即以大洋一角，买到四十六包，继又买到九十二包，包包不同。计算我的收藏，已然有四百多出戏的舞台形象了。后来我还不甘心，又与制作者攀谈厮熟，到他家去搜寻购买。制作者姓何，住朝阳门北小街。我参观了这位民间艺术家的制作间，斗室之内，模子堆积如山，色碟罗列，彩笔纵横。室外一座烧砖小窑，柴火不断。全家三辈，各司一角，流水作业，其乐融融。艳羡之余，恨不躬参其事。

    （本文摘自《春明梦忆》，翁偶虹/著、张景山/编，北京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