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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3月06日 星期三

    自谦“写字匠”的香港新文学宗师

    汪胜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3月06日   14 版)
    刘以鬯

        提起刘以鬯,恐怕大家并不熟悉,但若提起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两部由王家卫导演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以鬯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以鬯一生都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上默默耕耘,然而他却始终自谦地说自己就是个“写字匠”。他被誉为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因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

     

        刘以鬯1918年12月生于上海,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广泛的阅读让他打下很好的文学底子。早在大同大学附中读初中时,刘以鬯就常常在壁报上发表短文,他参加了叶紫组织的“无名文学社”和盛马良的“狂流文学会”,这些文学活动在他心里埋下了早期的文学种子,他开始尝试创作。

     

        1936年,年仅16岁的刘以鬯创作了小说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同校学长华君武还为他画了插画,这篇小说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人生画报》第2卷第6期上。1937年,刘以鬯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政治学,副修历史。1941年,大学毕业的刘以鬯本来准备在父母安排下赴美留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刘以鬯只身逃离上海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到《国民公报》编副刊。

     

        抗战胜利后,刘以鬯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风萧萧》,这本书一年内连出三版,销量不俗。之后,怀正文化社又接连出版了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为战后文化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

     

        1948年,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的数十年里,他先是为《香港时报》编副刊,此后,又先后担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和《西点杂志》主编。1952年,他应聘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主笔兼编副刊。数月后,报纸因销路不佳而停刊。恰好吉隆坡《联邦日报》请他去当总编辑,于是他又到了吉隆坡。一年后,因《联邦日报》竞争不过《中国报》,他又从吉隆坡回新加坡,先后担任《中兴日报》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1957年,他重新回到香港定居。之后,刘以鬯重入《香港时报》主编“浅水湾”副刊,该刊主要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鼓励创作,提倡现代主义,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园地之一。

     

        当时,香港工资很低,刘以鬯每月的薪水仅够付房租,为了应付日用开销,他不得不大量写作。晚年忆起这段往事,刘以鬯这样说:

     

        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我们忙得很。

     

        刘以鬯对待自己作品非常严厉的,没有把他写过的流行小说出成单行本。刘以鬯坦言,许多文字都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他写了一生,只出版了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

     

        每次谈起创作理念时,刘以鬯都说自己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有人请教他关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时,他说是平等的,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类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道路上,他不断追求探索、突破创新。1963年出版的《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在小说中,刘以鬯对西方意识流手法做了中国式的改造,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这样的写作方式,让读者既明白情节,又感受到人物内心。

     

        《酒徒》之外,刘以鬯又对现代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其中一些小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名声大噪。有香港媒体报道过,因为看了《酒徒》,导演王家卫去拜访刘以鬯,刘以鬯赠他一本《对倒》,王家卫被《对倒》深深折服,于是才有了《花样年华》的故事。

     

        2013年,刘以鬯回忆道:“他们拍戏时,曾经叫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花样年华》杂糅了《酒徒》与《对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这个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则神似《对倒》里的淳于白与亚杏。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商品经济和消闲读物的冲击,香港文坛面临危机。1985年1月,《香港文学》创刊,刘以鬯应聘担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希望《香港文学》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振香港文坛。于是,刘以鬯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南来作家,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文学回流。他说:“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

     

        当时,刘以鬯还特意请台静农先生为刊物题写了刊名。为了办好这本杂志,他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全力以赴。因为《香港文学》人手少,刘以鬯又一人承担起了组稿、审稿、改稿和发稿等一系列工作。他审稿认真,一丝不苟,经他修改过的稿件,有的看上去满篇通红。刘以鬯认为,办好《香港文学》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

     

        凭借着这种精神,《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生命。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作家,他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刘以鬯还邀请众多香港早期报刊的创建者回顾历史过程,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团体、文学奖项的回顾等。刘以鬯是在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了香港文学的定位。香港文学界人士谈到刘以鬯无不肃然起敬,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一代宗师。

     

        晚年,刘以鬯一直笔耕不辍,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他不遗余力地扶掖后进,除了努力发现、培植文学新苗,还积极鼓励、指导中青年作家,他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人们普遍认为,就其著作成就和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而言,他已超越国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

     

        2018年6月8日,刘以鬯先生逝世,而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制作的题为“百年巨匠——刘以鬯”的纪录片,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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