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澄衷学堂

    1936年4月16日，是上海澄衷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创办三十五周年纪念日，蔡元培应澄衷中小学校长吴友孝之邀，为《澄衷中小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亲笔题词如下：

    三十五年前，澄衷学校创立时长校者为刘葆良君，曾邀我代理数十日。之后章一山君长校，我从弟国亲及僚壻薛朗轩君均在校任教员。最近十余年主持校务者为曹慕管、葛祖兰、陈彬和、吴粹伦诸君，均我在业识我。对于澄衷三十五年之经历，大抵耳熟能详。循序渐进，成绩斐然。校董之精明，校长及教职员之尽责，诸同学之勤勉，足以副澄衷先生创办是校之盛意焉。敬祝进步无量！

    蔡元培（载1936年4月16日《申报》）

    此题词透露了蔡元培与澄衷学堂结缘的渊源，也折射了蔡元培对澄衷学堂的深厚情谊，是研究蔡元培教育经历及其思想颇有价值的资料。但查阅浙江教育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的《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的《蔡元培年谱长编》、王世儒的《蔡元培先生年谱》等著作，均未见收录，这应该是蔡元培的一篇佚文。

    1901年3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蔡元培在张元济的陪同下，走进了位于虹口东南隅、黄浦江畔的澄衷学堂，造访时任校长的刘树屏（字葆良）。三位昔日翰林院同事相见甚欢，分外亲切。澄衷学堂是由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于1900年捐资兴建的新式私立学堂。建校伊始，百端待举，蔡元培此番来校，就是受刘树屏之邀，襄理校务，编审教材。七月间，刘树屏因事请假，聘请蔡元培代理校长一月。蔡元培在澄衷期间，协助校长规划课程、厘定学制、审定教材，时间虽短，却奠定了澄衷百年名校的长青基业。其中最有影响的，当为参编并审定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此书共四卷八册，由校长刘树屏主持编纂，延聘宿学老儒与新学少年合力纂成，蔡元培则被委以主审重任。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01年8月19日，蔡元培“识别澄衷蒙学堂所编《字课图说》竟”，第二天即“致章一山书，送《字课图说》，并还《文通》”。日记中的“识别”二字应是审读校对之意，说明《字课图说》最后由他校勘考订，主审定稿。《字课图说》图文并茂，形式新颖，既是适于儿童启蒙的识字教材，又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此书甫一出版，即风行海内，成为晚清启蒙读物的发轫之作，至今仍多次再版，广受赞誉，其中亦有蔡元培的编审之功。

    在澄衷学堂短暂的日子里，蔡元培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虽为翰林出身，但崇尚新学，思想超拔，且平易近人，善待学生。澄衷学堂的早期学生项雄霄在《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校》（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写道：“蔡先生和易可亲，与刘葆良的官僚封建气大不同。因此大家对蔡先生另有一种尊敬”。蔡元培还介绍他的几位亲戚、朋友来澄衷学堂任教。题词中提到的“从弟国亲”就是他的堂弟蔡元康，字国亲，清末举人。他在澄衷任教数学，兼教国文，常在学生中宣扬革命。薛朗轩是绍兴名宿，以学问闻名，是蔡元培的连襟，亦系其少年同窗好友。此外，还有蔡元培挚友寿孝天，他是“三味书屋”馆主寿镜吾之侄，经蔡元培引荐来澄衷任教历史，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译中学数学教科书。薛朗轩、寿孝天还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时的同事，过从甚密。

    1901年8月，蔡元培离开澄衷赴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不久，澄衷学堂创办人叶澄衷的灵寝即将移葬其家乡宁波镇海。蔡元培十分推崇叶公“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远见卓识，仰慕叶公诚朴守信、乐善好施的高尚人格，慨然为叶公撰写墓志铭。他在文中追述叶公一生行宜，称赞叶公为“卓尔不群”的“贤豪”，“富教两界皆自君始”，表达了对叶公的敬仰之情。1902年，蔡元培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每周在张园进行演讲，宣扬革命，澄衷时有师生前往聆听演讲，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澄衷教师白毓昆、蔡元康后来就是在蔡元培的鼓动、感召下，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积极投身反清民主革命活动。蔡元康、寿孝天等教师“常在教课和课外活动中对学生讲革命。所以推溯澄衷学生的思想转变，可以说是从蔡先生始”（项雄霄：《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校》）。澄衷后来有白毓昆、何友谅、史宵雯等多名校友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慷慨赴义，奋勇牺牲，与蔡元培思想及人格的影响可能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历任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对澄衷的感情，不因岁月的流逝、地位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他仍然关注澄衷的发展，与澄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前面的题词可知，他对澄衷三十五年的发展经历“耳熟能详”，对澄衷师生的勤勉尽责及斐然成绩颇感欣慰，对澄衷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他曾三次回到澄衷，给澄衷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1926年12月5日，澄衷学校为已故校董陈瑞海举行追悼会，陈瑞海曾为叶公澄衷生前同事兼好友，遵照叶公澄衷生前遗嘱，董理校务先后达二十七年，蔡元培代理澄衷校长时即与其相识。是日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冒雨前来，发表演说。他追念叶公当初欲创办学校，召同事议之。时人众说纷纭，有欲办医院、工厂、养老院、施粥厂诸多意见，还有西人前来游说欲办教会学校。独陈瑞海先生力排众议，倡议兴学，澄衷学校得以兴办，“是所最可追悼者也”。还为陈瑞海先生亲自题写挽联：“创议建设学堂，偕叶公不朽；力阻依赖敎会，为中国之光”（《澄衷校董陈瑞海追悼会记》，1926年12月07日《申报》第15版），盛赞陈瑞海先生之功德。

    1929年12月14日，蔡元培再次莅临澄衷，参加前校董王海帆、岑廷康暨原校长曹慕管的追悼会。王海帆、岑廷康均为叶氏旗下企业经理，亦是襄助校务有功之臣。曹慕管是绍兴上虞县人，与蔡元培有同乡之谊。曾为澄衷学堂初创时期学生，后赴日本留学，1912年归国后任澄衷校长达十五年，苦心孤诣，恢复中学，增办商科，居功至伟。蔡元培两度以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尊，亲临澄衷校董及校长的追悼会，足以见其对澄衷的关注之切、情谊之深，亦可见其博大而深厚的教育情怀，感受到他平易近人、至情至性的人格魅力。

    第三次是在1933年4月16日，澄衷学校举行建校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不辞辛劳，赶来参加并热情地发表了演讲。第二年，他受时任澄衷校长陈彬和的约请，来到位于上海黄河路的功德林素菜馆，一同赴宴的还有中华职教社的领导黄炎培、江问渔。此时陈彬和校长即将退任，急需物色一位“爱校如家”的校长。他看中了在黄炎培属下任总务主任并在澄衷兼职的吴友孝（字粹伦），但遗憾的是，虽屡次游说，黄炎培仍坚辞挽留。黄炎培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的高足，就在这次宴会上，蔡元培从中权衡、斡旋，终于说服黄炎培同意吴友孝出任澄衷校长。吴友孝任职期间，正遭战乱，学校被毁，举步维艰，他惨淡经营，携手师生，共赴时难，最终病倒在校长任上。

    1939年，是蔡元培病逝的前一年，蔡元培此时滞留香港，为国事所忧，疾病缠身。但他依然牵挂着澄衷的发展，这一年4月，他拖着病弱的身躯，为澄衷学堂创办三十八周年纪念刊题写封面：“立校三十八周年纪念——两年来之澄衷”，其字笔锋奇崛，拙中藏巧，一如他温润平和中包裹着的峻峭刚毅的性格，给澄衷师生留下了最后的珍贵的回忆。

    蔡元培来澄衷学堂之前，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及嵊县剡山书院院长，筚路蓝缕，锐意革新，全力践行教育救国之道，但绍兴城内闭塞守旧的环境氛围，让他感到压抑难耐，心灰意冷。可喜的是，命运再度眷顾于他，新学思潮涌动的上海向他敞开胸怀，伸出援手，重又点燃了他心中的教育梦想。从蔡元培的日记可知，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初还一度居住在澄衷。可以说，澄衷学堂是蔡元培立足上海、施展抱负的崭新起点，是蔡元培生命旅途中的重要驿站。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在其71岁生日贺诗中称赞的那样：“因材施教始澄衷”，正是澄衷，让他在新旧激荡、风气大开的上海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开启了教育事业的新征程。此后，他在刘树屏的推荐下赴南洋公学任教，朋友圈日益扩大，随即相继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光复会等，逐步完成了从清朝翰林到教育大家和革命党人的转型。他对澄衷学校的深情厚谊或许也源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