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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出生于成都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Crook）教授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先驱和拓荒人之一，她在20世纪30年代即深入中国西部农村开展调研，其后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等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柯鲁克一起留在中国，共同致力于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2018年4月，103岁的伊莎白教授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系伊莎白教授近年根据1940年代手稿重新整理而成，本书以抗战时期在兴隆场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全面而客观地记录和保存了当地历史沿革、政经法律、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鲜活史料。
兴隆场的茶馆社交
对兴隆场人而言，定期集市为这方圆二十平方公里内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交平台，大家能够相互认识、产生联系、增进感情。通过赶场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十分牢固，但毫无疑问会拉近彼此间距离。许多人的生活圈子借此扩展到亲戚、邻里以外。年复一年，熟人相遇，拱手寒暄，话题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就在这些闲言碎语间纽带变得愈来愈紧密。走在街上，或是无意听到几句闲聊，或是打眼觑见乡公所和茶馆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借机了解别人的情况。所谓“偷听”在这里不过是家常便饭，无丝毫冒犯之意。“收听”就是这儿的生活方式呀。
1940年的兴隆场，居民中几乎很少有人识文断字，因此各类消息多半以口头形式在集市上传播，这用四川话讲叫“摆龙门阵”。茶馆里的“龙门阵”除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八卦新闻，也包含诸多严肃话题，比如本省或县里的政治局势、物价涨落、官场腐败、土匪作乱、民间纠纷、百姓健康以及任何看似非同寻常的地方事件。讲述的故事必须生动鲜活，甚至带点儿戏剧性，而听众一般不少于两人。以某人得病为例，叙述者需要加入噱头，把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娓娓道来。“摆龙门阵”让人们有了共同的爱好和是非判断。周边乡民因为经常出入茶馆，也逐渐获得一份归属感，视自己为兴隆场大家庭中的当然一员。
许多人都是一边赶场，一边获得了种种小道消息，像谁谁生病了、谁又贪腐了、谁家为琐事打起来了、哪儿闹土匪了、哪儿又抓壮丁了等等。商贩们见多识广，总能及时通报璧山近况以及川、黔两省的市场行情，还有就是重庆、成都的时事新闻和战事最新进展。男人们最关心物价和时政，他们的活动轨迹大致是上午做买卖，下午剃头、泡茶馆、摆龙门阵、打牌。已婚妇女（年轻未婚女子一般不允许招摇过市）的节奏较为紧凑，逛完集市，要么赶紧回家，要么找到亲朋好友打听近况，或者问问算命先生某位病人情况如何。临街诊所似乎是个神秘的地方，每当有中医坐堂诊病，路人谁想过来看看都可以。最后，每个人都像小报记者一样满载而归，那些道听途说来的看法和说法真假参半、或琐碎或重要、或振奋人心、或令人沮丧。
镇上传播的大小新闻不胫而走，周围村庄和分散的农舍很快也能听到风声，这当然归功于川流不息的流动小贩。兴隆场的集市一散，他们立刻收拾行囊，挑担上路（行程远近取决于货物种类）。下一站可能是璧山县城、山谷中的另外一座场镇、或者山上零散分布的农户——总之所到之处，兜售货物的同时，他们少不了跟人聊起自己在兴隆场及沿途路上的最新见闻。事实上，这些小贩很愿意给乡下人充当耳目。
集市上的消息被流动商贩传向四面八方，是否走样且不去说，即便在兴隆场它们还要经过数道手续的加工方能定型。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交风俗”，乡民借饮茗来打发时光，而茶馆也因此成为本地新闻的主要生产地。茶客们把听来的故事改头换面，往往根据士绅阶层的口味决定细节的取舍，或夸大其词，或略而不谈。最终形成的版本好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虽然总有个别人私下窃议，指出真实事件与口头传说的出入之处。
坊间传闻究竟如何添油加醋、炮制出炉，可以拿在茶馆广为流传、当时引起轰动的劫狱事件来作说明。据说，1941年4月14日，来自兴隆场及邻近大鹏场、三教场的三十来名土匪结伙袭击了璧山县的临时监狱。原先的监狱在上一年7月毁于日军炮火，囚犯有的被炸死，有的趁乱逃脱，剩下的或侥幸获释、或被转到城外这家由一座祠堂改建的临时监狱中。从茶馆流出的故事说袭击发生时，大约二十名守卫死的死，跑的跑。土匪凿墙而入，用事先带来的工具从容打开被关押同伙身上的镣铐，全部逃之夭夭。
最早版本强调土匪在成功解救三十个同伙后，队伍得到壮大，接下来还准备血洗兴隆场，报复一向热衷剿匪的乡政府，同时抢劫乡建工作组里的那些下江人（在当地人看来，下江人几乎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然而被救同伙的身体状况实在糟糕，甚至连路也走不动，反倒成为累赘，让看似完美的攻击计划最终泡了汤。
几天后，茶馆里又开始盛传另一种说法。4月18日夜，也就是劫狱发生后的第四天，土匪决定洗劫兴隆场。当晚十点他们从三教场出发，去兴隆场途中遇到一队县里的保安团。按照惯例，团丁走夜路时往往故意大声喧哗，暴露位置，以免跟任何危险分子不期而遇。但这回不走运，藏在野地里的土匪立刻抓住机会展开伏击，枪战中一名团丁受了重伤。新版本声称兴隆场得救的原因就在于土匪跟保安团的这次狭路相逢，因为枪声一响，再去偷袭自然变得毫无意义了。
仔细检视以上叙述，不难发现其中人为雕琢的痕迹。首先，土匪并未劫狱，而是日机轰炸后，守卫惊慌四窜，无人看守的犯人趁机打开牢门自己跑掉了。县里派保安团搜捕，但一无所获。通过夸大土匪本领，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组织严密、作战凶猛、而且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茶馆版本的故事就以一种巧妙方式彰显出保安团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从而掩饰了政府在对治匪患问题上的无能。一个明显事实是，那些越狱囚犯肯定个个都病恹恹的，没人帮助根本跑不了多远多快，却无一人落网，对此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猜测或解释。至于乡民团为什么不去协助县保安团一起搜索，同样没人提及。类似的刻意疏漏只能说明一件事，即普通民众惧怕越狱者跟本地权势阶层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凡涉及敏感话题宁可装聋作哑、轻轻带过。即便破绽百出，当这则故事从一个茶馆传到另一个茶馆，人们还是津津乐道，表现出浓厚的兴味。
“摆龙门阵”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使故事能一再传播。茶馆内外，大家坐在一起高谈阔论，重温往事，或痛彻心腑，或壮怀激烈。引人入胜的讲述让所有茶客意识到，作为兴隆场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一种抱团心理油然产生。我们注意到军阀混战时期的骚乱留给当地人的记忆最为刻骨铭心，尤其三十年代初谷玉山加害平民的暴行，让他们至今谈起来心有余悸。作为刘湘麾下二十一军军中的一名下级军官，谷带领一团人马（约四百人）来到福禄场剿匪，并代理乡长一职。他在那里待了八个月，所做头一件事就是毫不留情地除掉前任乡长戴胜显。戴是梓潼乡人，据说在任时每当土匪绑票，都会出面充当中间人，安排赎金，从中赚到不少油水。利用戴去给亲戚祝寿的机会，谷玉山指使自己儿子埋伏在路上，将他射杀。此举算是杀鸡儆猴，随后谷便以剿匪为名，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展开了清洗行动。凡可疑对象统统抓去砍头，闹得人心惶惶，以致许多人害怕被仇家借机攀诬报复，不得不离家外逃。
谷玉山滥杀无辜的行为最终被他的母亲制止。听说这边发生的事情后，老太太专程从仁寿（位于成都附近）赶来，并当街下跪，央求儿子饶过一名正打算处决的犯人。从此谷玉山才稍稍放宽了高压恐怖政策。讽刺的是，导致谷垮台的原因竟跟他真正消灭一个为害一方、声名狼藉的土匪头目有关。上司刘湘那时刚巧收编了这股土匪，谷不知内情出兵镇压，本想建功立业，结果却以“滥杀”罪名遭到解职。据说后来有人见他在成渝公路上干起了拉人力车的营生。
兴隆场的四家茶馆不光是本地人谈天说地、炮制新闻的重要“车间”，让人们形成共有历史的共同记忆，还帮助集市变得更受欢迎。正是在这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共聚一屋，或洽谈生意，或调解纠纷。在此基础上，大家公认的种种不成文法才得以执行。
来镇上赶场并频繁出入茶馆的当地显要尤其引人瞩目。这些所谓“名流”包括各处的富裕地主、乡政府官员以及茶馆老板。在历史悠久的兴隆场，大地主和普通百姓之间早已不再隔膜。每位地主的脾气秉性、社会关系尽人皆知，其私生活也毫无秘密可言。人们见惯了他在茶馆聊天、充当和事佬、赌博时输钱、或跟老婆拌嘴，普通人感觉到与他也有一种连接。
乡民一旦发生纠纷，通常选择集日去茶馆“讲理”，但这并非唯一途径。另外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当街大吵大闹解决个人问题，尤其是家庭矛盾或对付镇上“名人”亦用此伎俩。关键是要造大声势，让对方当众出丑。当众吵架，弱势一方便能为自己辩护。地位高的人多看重脸面，这一点恰成其软肋。弱势一方每每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对他们来说，围观者越多形势越有利。围观的人或听听而已，或出面说和，建议双方无论对错各让一步，免得颜面尽失无法收场。总之，相比公正，息事宁人方为目的。
撒泼尤其是妇女——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对付侮辱的一种必备方式。事实上，女子如果无端遭人中伤，必须挺身而起，用破口大骂的方式公开予以回击，否则即被视为对自己行为不检的默认。可是经这么一曝光，飞短流长的各种谣言立刻变得无人不晓。
尽管兴隆场看上去松松散散的，它的定期集市在这一带还是家喻户晓。得益于各种基础设施的齐全，集市安然无恙，并未被军阀混战时期的动荡与骚乱吞噬掉，倒是对塑造当地社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镇上赶场已经成为周边乡民一成不变的习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们，不但彼此间联系日趋紧密，其内心深处的归属认同感也愈发强烈。随着时间流逝，小镇建设日益完善，不但成立了乡公所，各种民间组织也陆续成立，其中包括两座庙宇、数个宗亲会以及声势极盛的袍哥等。
在一片面积仅二十平方公里的狭窄山地中，近一千五百户兴隆场人能够活得游刃有余，靠的就是举办集市和集约耕作的生产方式。定期集市给缺田少地的人带来了额外收入，提供了商品销路，以免忍饥挨饿、陷入绝境。还不止于此，集市又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社交场所。在这里，人们产生冲突又解决了冲突，而社区不同势力的政治角逐也表现得最为露骨。
袍哥的源流和结构
清王朝的灭亡为哥老会的发展创造了契机。与清末许多民间秘密组织一样，哥老会也一视同仁把不同职业、身份的下层民众聚拢在自己旗下（包括僧尼道士、江湖艺人、炼丹术士、算命先生、衙门皂隶、戏子、小店主等，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共同从事推翻清政权的活动。为了显示有别于常人，成员一律身穿长袍，“袍哥”即由此得名。
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各省官吏开始意识到秘密组织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威胁。1883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给巴县衙门的饬令中就说，“川省幅员辽阔，匪类丛生，所谓啯匪、会匪、教匪、盐匪各属多有，或白昼而拦途抢掠，或黑夜而毁室行强。”然而清政府自身难保，根本无暇对付层出不穷的“匪类”。至十九世纪末，据一位法国传教士所见，袍哥势力已经遍布川省“所有大中城市”。1891年重庆开埠通商，随着商业活动的日趋活跃，当地哥老会更加如鱼得水。清政府对此仍是一筹莫展。1909年，时任川督竟无力说服新成立的谘议局通过一项压制哥老会等民间组织的法案。当时哥老会成员已不再限于“下九流”，而是逐渐分布到社会各个阶层。许多有钱有势的绅商也加入袍哥，借以广通声气，同时自己头上也多出一顶保护伞。
袍哥势力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进一步壮大，革命后完全公开、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它由早期的流动互助团体逐渐发展成人员众多、结构严密、并且有着稳定地盘的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把带有反清色彩的四川帮会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吸收有威望的袍哥首领入会，并将大批同盟会员安插到对方阵营中。1911年四川发生的铁路风潮最终酿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其中就有帮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孙中山曾经说，正是同志军暴动为不久之后推翻清朝的武昌首义铺平了道路。
在由袍哥发动的成千上万苦力、农民的围攻之下，省城成都陷落，这对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同盟会领导人尹昌衡成为新建立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后，极力倚重袍哥势力，并封自己为舵把子，把他主持下的军政府称为“袍哥政权”。据说尹大都督曾身披红袍招摇过市，公开亮明他对袍哥的支持态度。这样一来，袍哥地位陡增，士绅视之为新政权的化身，争相加入以求自保。
然而所谓的“袍哥政权”仅仅昙花一现，滇、黔两省拒绝承认，并发兵入川，企图驱逐袍哥势力。而尹昌衡也逐渐意识到袍哥组织过于松散，难以驾驭。各地码头即公口虽然行规森严，但各行其事，相互间缺乏配合（“码头”一词显然与袍哥等地下组织兴起于长江流域有关）。尹最后决定改弦易辙，把袍哥“请出”军政府。1912年2月，成、渝两地的军政府合并，随后成立四川都督府，开始限制哥老会的活动。
袍哥虽遭受重创，但元气未伤，转入乡间继续发展。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袍哥队伍内部出现了分化，形成以下层群众为主的“浑水袍哥”和由官僚士绅控制的“清水袍哥”。浑水袍哥继承了老一套打家劫舍的土匪做法；而清水袍哥则以“乡村领袖”自居，道貌岸然，有时也能凭借权势保全地方利益。
袍哥分化还表现在“职业袍哥”与“半职业袍哥”的对立上。所谓职业袍哥，平常待在茶馆——即袍哥的办公处所——洽谈生意、招待客人或是寻欢作乐（如赌博）。他们不但负责管理本堂口，时不时地还要插手地方事务。半职业袍哥之所以加入进来，多半都是出于对自身利害得失的关切，其中包括工商教育界名流以及政客、军人之类。
接踵而至的是军阀连年混战，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沃壤。仅川省战火就燃烧了二十年之久，经常是五六个派系的军阀队伍互相打成一锅粥。有人统计，从1911年至1932年，该地总共爆发过四百六十七次军事冲突。枪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遂成为家常便饭。重庆数度易主，直到三十年代初刘湘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军阀政权，局势才算稍微安定下来。战争令军火生意空前繁荣，打红了眼的军阀们先得从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地收购鸦片，再运往上海去换武器。这种双向贸易当然离不开袍哥帮忙。贩卖私盐是哥老会等秘密组织的另外一个生财之道。所有这些非法活动最终导致一张地下经济的大网在千疮百孔的中国土地上蔓延。
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以及农村传统秩序的崩坏都让袍哥有了可乘之机。通过行侠仗义、“主持公道”，他们在乡村这片政治真空地带扮演起一方权威的角色；一面又从开办赌场、囤积货物（包括粮食、鸦片）、收取会费及保护费等赚到数不清的钱财。毫无疑问，正是四川军阀的崛起为袍哥组织的极度膨胀创造了空间。像随风飘荡的种子一样，他们离开城市，终于在无人问津的广袤乡野找到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1940年初，袍哥在兴隆场已经发展得有模有样，经营着两座茶馆和一家曲艺社。起初我们以为，王明轩开的茶馆之所以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全由于老板善做生意，又能用一副会唱歌的好嗓门招徕客人。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王氏茶馆原来是仁龙社的码头，即袍哥大爷议事的场所。每逢集日，各位首领坐镇茶馆，仲裁纠纷、监督交易的同时，遇有所谓名流从外乡或县城赶来，也不忘茶酒款待，借机跟对方拉关系。
茶馆还是各路客商来到镇上的落脚点。任何陌生人只要在此亮明自己的袍哥身份，便会有位管事前来招呼，并尽力提供方便或者保护。场镇可以说是袍哥活动的主要舞台。这里共有四个分社，春节期间会举行一些特别仪式，一年还要召集两次声势浩大的盟会。
袍哥早已不是早期的秘密团体，除了偶尔关起门来密商大事，一般情况下都公开活动，无所顾忌。因而大家不但可以随意谈论各堂口的字号、辈分、成员以及帮规，而且相当踊跃地参加他们举办的任何公共活动。事实上，我们听说遍布全乡的六个袍哥分社几乎吸纳了兴隆场的每一个成年男人。如果有谁不肯加入，那么他在众人眼中就变得“身价不明”，毫无信誉可言。
人们选择哪个堂口，似乎主要看其阶层高低，而这是依照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信加以区分的。镇上的四个分社分属仁、义字号。仁字号辈分最高，仁龙、仁罗两分社（前者规模更大）皆向士绅敞开大门；其次是义字号，成员以富裕自耕农为主。设在乡下的另外两个分社我们不太了解，据说都属于辈分较低的礼、智字号，成份也较复杂。参加礼字号的有无地农民和手工业者；智字号则更像是个商会，成员包括商人、店主等等。以上只是笼统而言，未必准确。比如仁、义字号的组成分子就不会局限于某个阶层，而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都有。当地人声称他们加入辈分高的堂口，不光要缴更多会费，关键还要品行端正。这种说法不可信，我们发现，除了所谓人品和经济实力，帮派力量、人际关系也是入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至于说仁、义字号要求全体成员必须出身清白、为人正直，更是一派胡言。
显而易见，领导袍哥堂口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士绅之流。任何人梦想出人头地，首先就得加入袍哥，并设法成为里头的上等人。袍哥大爷对待弟兄要有担当精神，遇事要么出面斡旋，要么拔刀相助。这种荫庇关系当然不是靠花钱就能买来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加以培养，因而含有相当多的个人成分。举例来说，某位袍哥利用吃饭机会求本堂大爷帮忙，并获得允诺；那么逢年过节，龙头大爷家中请客，欠下人情的他必须到场以示效忠。来的弟兄越多，场面越热闹，主人脸上便越有光，而双方关系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的宗族或地主势力何尝不想通过施恩于人建立起有利于己的纽带；但在兴隆场，唯有组织严密、上下一心的袍哥凭借其超强的凝聚力才做到了这一点。
各堂口内部的等级十分森严。六爷是普通成员能够谋到的最高位子，大多数人都待在底层的九牌和十牌。入会、提升牌位均需缴不少钱，故而能做袍哥大爷的往往是家境殷实的地主、富商以及政府官员。相比士绅，商人对入会的要求似乎更加迫切。这是因为花钱买一个虚衔，既有安全感，又能得到各种实惠。比方说，袍哥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可以帮助他们走到哪里都无需缴税。抗战爆发后，曾有两个本地农民看准不断扩大的棉花市场，于1938年各自做起布匹生意，并加入了袍哥。至1940年，他们的买卖越做越红火，会内地位也一路攀升。其中一人被提拔为三爷；另一个年初由九牌进入六牌，年底又打破常规，升入五牌（照规矩，会员在同一牌位内必须待满一年）。
袍哥的组成相当复杂，士绅、富商只占极小部分，基本成员都是引车卖浆者流，如破产农民、小商贩、苦力，甚至包括剃头匠、裁缝、算命先生以及除痦子的江湖郎中。农村地区戒备较严，任何来历不明的陌生人都有可能被关进乡公所审问几天。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麻烦，那些走街串巷、四处谋生的人不得不向袍哥寻求庇护。缴钱入会成为普通一员，仅能保障出门在外免遭欺负而已。跑远路的生意人只要舍得花钱，升入较高牌位就能享受更多优待：往返成都、重庆，不但土匪不敢骚扰，沿途关卡也免费放行。
缴纳会费对普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考虑到这一点，人人都入会似乎大成疑问。的确，一些沾光较少的穷人在缴钱时就表现得犹犹豫豫。入会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首先得找三位袍哥做保人，酒肉款待，缴纳入会费；然后凭其引荐，参加一年两次的“开香堂”仪式，从而成为一名新会员。在1941年，做工的人家要想凑够三块钱入会费——这是头等堂口的标准——并宴请三位保人，殊非易事。如果家庭背景有问题，保人还得增加到六个。
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兴隆场六个堂口的龙头大爷个个颐指气使、威风八面，连堂堂乡政府也不放在眼里。另外还有许多帮规，诸如“出卖码头挖坑跳，杀害大爷拿命偿”、“莫把大爷欺，小心遭扑灰（指内部处死）”、“上不服义兄，下不助义弟，必喝洗脚水”等等，愈发使袍哥内部的尊卑秩序牢不可破，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本文摘自《兴隆场（1940-1941）：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加］伊莎白［美］柯临清／著，余锡玑／顾问，邵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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