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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1月30日 星期三

    拨乱反正开启中小学语文教材新时代

    ——记“文革”后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和新版中小学语文教材

    刘真福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1月30日   05 版)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读的仍然是“文革”中产生的各种“地方版”杂牌教材。1977年,邓小平再度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深感当时科技和教育的深重危机,主动请命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在1977年8月8日中央组织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此后不久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他提出统编全国版中小学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在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同时提出教材编写队伍建设,强调“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他还想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教材,做了具体批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在当时外汇储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中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当年的东德)、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材,尽快空运回国,给教材编写人员参考。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文革”后的教材事业不仅极其热心,而且充满智慧,富有远见卓识,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小学教材拨乱反正浪潮的总闸门。

     

        1977年9月,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统编中小学各科教材。以人教社的各科编写人员为基本力量,又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200多位大中小学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开展工作。当时人教社大院被其他单位占用,这么多人一无编写场所,二无住处。在邓小平的关照下,由中央机关协调,先后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后改为西苑饭店)、香山饭店租房办公。教材会议规格极高,由教育部建立领导小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任组长,并邀请了全国几十位一流学者做各科教材的顾问。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方针和各科教材的编写原则,并组织制订各科教学大纲,重大原则问题报教育部党组审定。教材会议按学科设立政治、小学语文、中学语文、数学、英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等12个编写组,共完成教学大纲15种15册(初中、高中政治课4种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是1982年颁发的,未计入),教材32种106册,教学参考书27种90册。

     

        “教材会议”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历时两年。1978年9月1日,全国小学、初中起始年级使用新版教材;1979年9月1日,全国高中使用新版教材。那些从全国各地临时借调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人员,在教材完成后都返回原工作单位。

     

        仅语文学科的编写组,就是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由袁微子负责,共20多人。笔者多方询问,仅记下袁微子、何慧君、钱琴珠、崔峦、宋德福、莘乃珍、常振家、经如宝、王修荣、庄杏珍、汤金云等人名字。中学语文编写组由刘国正负责,开始时20多人,后减少至18人。如今仅记下刘国正、张志公、朱堃华、潘仲茗、田小琳、张定远、顾振彪、黄成稳、周正逵、魏穆紫、冯克正等人名字。还有一些人名恕难记录全尽。再有,这是最早进入编写组的人员名单,后来陆续增补一些人员,如后来成为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的庄文中,以及成为著名作家的张中行等,他们在当时都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编者们,首先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以确定是否有资格进入编写队伍,以及可否直接参与编写教材。人教社在“文革”前有240名员工,“文革”时有100人被确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接受审查,直到“教材会议”开始时尚未平反。当然后来都平反了,他们得以平安度过后半生。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解放前在中央大学读书,后转到金陵大学读书,他的一些同学在解放前去了美国。在“文革”时他被定为有海外关系的“问题人员”而接受审查,开始时不能参与编写教材,只能帮着制订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并与田小琳和黄成稳一起编写阅读和写作知识、汉语语法知识、逻辑知识和修辞知识等,将这些知识分散穿插到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中。

     

        当时社会上有个口号“把十年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参加“教材会议”的编写者们可以说是带着“解放了”和“等待解放”心情投入工作的,热情非常高涨,不计名、不计利。可惜当年的教材上面没有署他们的名字,后来也没人记述当年“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语文编写组的人员情况和编写情况。有些人健在,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张志公、张中行和刘国正,二张早已仙逝,仅刘先生一人健在,且年逾九秩,对当年的许多事情他表示“记不得了”。今天的人们应该对前辈们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光荣而艰难的语文教材拨乱反正事业表示敬意。

     

        两年的“教材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语文学科而言是三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先编成小学和初中的单册(一、三、五册),于197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后编成小学和初中的双册(二、四、六册),于1979年春季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而最后编写高中语文教材,于1979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也就是说,高中教材比小学和初中教材晚一年使用。这三套中小学语文教材是那个社会转型时代的产物,它们既努力回复“文革”前的语文教育传统,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革”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烙印。本文只简要分析这套教材的语文内容和语文特色,也就是考查它们如何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确立语文学科本位,建构当代语文知识与能力的新体系。下面从三个方面分别概述。

     

        确立语文学科本位

     

        虽然这套教材中仍有“半个政治课”的特点,但毕竟体现1978年教学大纲中所提出的“初步打好阅读和写作的基础”,将语文课区分成“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等学科本位的多重要求。例如小学1-5年级识字要求分别为700、1000、800、300和200个字。再如初中阶段要求能够阅读通俗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抓住文章的中心和要点;要求能够写一般的记叙、说明、议论的文章。又如高中阶段要求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能够写比较复杂的记叙、说明、议论的文章,等等。这些教学目标在教材中一一呈现,对提高当时的中小学生的语文能力有很大作用,比起“文革”时仅有政治而无语文,只学伟人文章,外加几篇鲁迅的充满战斗力的文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就像找回了语文教学原有的正确路标,此后的教材几经改革,都是沿着这一版教材的学科本位方向前进的。

     

        当然,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称量,还远不尽如人意;再联系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提出的“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可以说仍未走出历史的低谷,给后来的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改革遗留了艰巨的任务。

     

        设计单元教学

     

        所谓单元教学就是将教学的整体目标和全部内容分解为单个目标和细部内容,一段教学时间解决一个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集中精力打教学的“歼灭战”;教材中的单元由单元目标(知、能、情、意等目标)、单元内容(课文内容、知识点、能力点、训练方式等)、单元重点等构成,各个单元之间应是分量均衡的,并且应有层次递进的关系。单元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始于20世纪30年代,夏丏尊、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们探索现代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的改革,逐步形成以单元组编语文教材、组织语文课堂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夏、叶二老早年所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就是典型的单元组织的教材。教材单元化是现代语文教材所必有的编排方式,当今的语文教材已经把单元教学发展到极其完善的地步。但是在夏、叶二老所编写教材之后和1978年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之前,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单元教学模式并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无论是著名的文学汉语分科教材,还是1963年版教材都看不到正规的单元编排形式。

     

        这种单元式编排教材的方式,是在原来的文选式编排教材基础上的突破、飞跃。所谓文选式编排,是将课文整体集中在一起,课文之间无主题、文体的区分,整册教材也无若干个知识点、能力点。这是一种粗放式的编排,早已被淘汰,现在连与教材配套的课外读本都按单元编排了。

     

        1978年版中小学语文教材“复活”了单元编排。笔者就其目录和正文内容,揣摩其编排方式和编排原则,一是同文体、同主题的课文相对集中,二是单元课文数相同或大体相近,三是单元末尾有基础训练或知识点归纳。其中在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分外引人注目:小学低年级的“基础训练”主要是复习本单元各课所学字词句;小学高年级主要是编排知识短文,提示学生在学过这类文章后再学习一些相关的文体知识、读写知识。初中的单元知识主要是汉字知识、汉语知识、阅读知识和写作知识和文体知识等。高中的单元知识主要是文体知识、逻辑知识、文言知识和阅读方法等。各学段的这些知识短文都非常精要而实用,如小7册(四年级上学期用)《怎样读懂一篇课文》《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怎样才会喜欢作文》等;初3册(初二上学期用)《读书提要和写作提纲》《谈谈诗歌》等,第5册(初三上学期用)《记叙中的议论和抒情》《论点和论据》等;高2册(高一下学期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谈谈小说》《文言词的一些用法》等,高3册(高二上学期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论证的方法》等,这些短文对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有帮助。这些语文知识后来在教材中不断演变,有的一直存留,有的很快消失;有些知识的去留竟然引发争议,如逻辑知识,许多老师反映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太难,到1986年版高中语文教材即被移除,但移除后又引来另一部分老师的不满,说不学逻辑无以训练学生的思维。

     

        总之,这套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单元设计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表明那个年代教材编写的进步和课堂教学的进步。如此设计单元的教材明显地优于此前1963年版的教材,也为后来的教材在更高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精选经典课文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构件是课文。教材对课文的选入有很高很严格的标准,历来都要求思想性强,语言文字功夫好,深浅难易度适合,篇幅长短也适合。1978年版的小学大纲指出“入选课文的语言要合乎规范,体裁力求丰富多样”,中学大纲指出“入选的课文应当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研读这套中小学语文教材,会发现虽然大量选入紧跟当时政治的最新时文,但仍然照顾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规律,充分体现了语文性、语文味;此外教材还选取了大量的经典课文,这些经典课文在此后几十年中一直长留教材中,成为几代学生阅读的范文。下面整理小学5个年级10册、初中3个年级6册和高中两个年级4册的课文篇目,找出此前教材中未增选入、如今仍在印行的教材中的经典课文,按不同类别排列,以唤醒广大读者对早年上语文课的记忆。

     

        红色经典 小学:吃水不忘挖井人、王二小、手术台就是阵地、难忘的泼水节、十里长街送总理、狼牙山五壮士。初中:纪念白求恩、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母亲的回忆、沁园春·雪。

     

        现代诗歌 小学:小小的船、植物妈妈有办法、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瀑布。初中:有的人。

     

        古代诗歌小学:春晓、早发白帝城、绝句、登鹳雀楼、江上渔者、望庐山瀑布、山行、枫桥夜泊。初中:望天门山、郑人买履、刻舟求剑。高中:念奴娇·赤壁怀古。

     

        寓言(古代、现代、外国)小学:刻舟求剑、狐假虎威、自相矛盾、掩耳盗铃、亡羊补牢。

     

        童话 小学:小公鸡和小鸭子、小猴子下山、小壁虎借尾巴、坐井观天、要下雨了、小蝌蚪找妈妈。

     

        科学小品小学:爬山虎的脚、蝙蝠和雷达、蟋蟀的住宅。初中:中国石拱桥。

     

        议论文 高中: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拿来主义。

     

        散文 小学:雷雨、日月潭、葡萄沟、荷花、美丽的兴安岭、海上日出、威尼斯的小艇、燕子、鸟的天堂、落花生、月光曲。初中:最后一次的演讲、藤野先生、海燕、绿。

     

        小说 小学:跳水、将相和。初中:变色龙、孔乙己、范进中举、我的叔叔于勒。高中:药、装在套子里的人。

     

        文言文 初中:狼、马说、三峡、出师表。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前的小学教材中没有古诗,1978年版选入了大量的古诗,难以尽述,以上仅列举了一部分。

     

        何谓经典课文,众说不一,但有一点应为普遍认可,即选入教材之后几十年稳居其位,未曾移易,这就是经典课文。1978年版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艰辛地遴选出大量的经典课文,几十年来惠及亿万学子,也惠及后来的教材编写事业,可以说功莫大焉。

     

        如今几十年过去,其间经历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由“文革”时的各地分编,到“文革”后的统编,又发展到各出版社分编,最后到近两年新的统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可以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语文教材视为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今天解读这一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会发现它们的课文内容浅,它们的能力目标、教学水平都偏低,但是在它们正式印行之后,教学一线反馈的意见是:深了,难了。笔者以为,所谓“深了,难了”不是当时的编写前辈们的错,是时代错了:“文革”十年贻害了一代青少年,降低了整个民族的语文水平、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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