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说,《考工记》这个书名是一个有意的设置。借用经典命名自己的小说,王安忆之前有过,那就是曾经风靡的《长恨歌》。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小说发生的时间空间背景基本重合,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姐弟篇。如果说《长恨歌》的命名借用还有依稀仿佛的行迹影响的话,《考工记》就显得不免游离,小说中的确在涉及到那座老宅的时候或有一些榫卯之类的鳞爪片段,甚至还有一对老少瓦匠腾挪房顶的修瓦桥段,更有一位堪称老宅知己的“大木匠”傍在老宅左右,点拨一二,但却终于没有阅读者看到标题而暗暗期待的围绕老宅而生发出来的营造法式之类工匠技艺的酣畅铺展。于是,这就不免是一个引人入彀的设置,王安忆借用此名显然意不在此。
这实际是一部上海小开在大时代洪流中脱胎变形的改造史。那座老宅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意义仅仅在于是小开或小开们变形改造史叙事的一个承载体,说是意象也未尝不可。从这个意义上,它的确和《长恨歌》弄堂里的上海小姐有了照应。
作为“西厢四小开”的“召集”人,那座老宅后人的陈书玉当然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其实也是王安忆轻重取舍的着意,尽管看起来这几个结缘在工部局夏季音乐会草坪上的兄弟淘分别表征了小开蜕变的不同路径——或者如奚子那样投身革命,或者如朱朱那样举家去了香港,或者如大虞那样迁回原籍变成农人,都有骤然跳脱小开身份或者上海背景的机缘——实在只有阿陈始终守住了上海小开的身位,于是他的经历似乎才更有逐渐蜕变的呈示,于是才是真核。
他就像大时代洪流中的一条旧船,在风浪的颠簸中宛如昆虫一般层层变态,最终成为他应该有的样子。这是他的宿命。那座日渐倾圮的老宅,则是一道穿插其间的颓败线。正像小说里提到的,“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
王安忆以为,人是历史滔天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在大河拐大弯的大历史面前,那么多的变幻和无常,个人可能顷刻从碧玉而成齑粉。而上海小开在大时代洪流中脱胎变形的改造史云云,也可以从王安忆本人得到确认,用她的原话,长篇小说《考工记》是写一位上海洋场小开经历各种变革和改造,逐渐蜕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
相较同代,王安忆的创作力保持得相当不错,成名后担任的行政职务也几乎没有造成影响,这是十分难能的。她的叙事一向是有魅力的,有意无意错开宏大叙事而着意于小人物,大约可以说,这是从乃母茹志鹃延续下来的一个定数。
虽然同是写小人物,但王安忆此前的《匿名》则脱开了她一贯的风格,淡化了具象的写实,而流连于仿佛谈玄的抽象。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本的尝试,甚至得到了评论者的赞誉,以为是在虚写与实写之间表达对于文明进化的独特理解。不过,文学的试验一向存在许多变数,它也许可以博得专业人士的期许,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读者而言,难读却是一条横亘眼前无法逾越的硬门槛。说到底,小说或者文学乃至文艺,都需要更多人群的理解和接受,那些堪称伟大的文艺变革和文艺作品,如果没有俗众的追捧,也许根本就留不下任何印记。所谓传世之作,首先是要能够传下去。所以作为文艺的从业者,必须做出选择。文学的试验也许是在为后来者进行书写,但牺牲当下也是一种不容易规避的风险。实在说,王安忆小说叙事的魅力,原本正在于溢出专业群体的更广泛读者的认同。
有意味的是,《考工记》又回到了王安忆更擅长更从容也最有辨识性的样态,尽管其中或有试验尝试之后的调整,但大格局是确定的,仿佛偶尔淘气之后的回家。
毛尖发现,《考工记》中的干部族似乎得到了作者的特别加持,她以为,因了这一番加持,这部新小说别开生面。的确,与阿陈家人的凉薄正相对照,包括干部一族以及之外的其他人,譬如厨房女人,都鲜活生动,富有泼剌的力量。譬如后者执着于帮爷叔灌热水瓶,老宅抄家时红卫兵问“什么成分”,她昂然答“穷人”,透着市井细民粗粝却不乏温暖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小说的后部,伴随阿陈的步入老境,叙述中也颇不乏老到的感悟:“他越来越节制,攫取和消耗均适可而止,让自己贴世界的边缝,最不起眼,有和没差不多。大约就因为此,方才能够历经变更而以完身。”那位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弟弟”,则在在提醒阿陈“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这些简直就是老庄的道法,是生存的哲学,也不妨是世故的哲学,当然更是智慧的哲学。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正是这片俗世社会中的大学问。
写上海,写小人物,似乎王安忆一直如此。但其实,正如有人注意到的,1980年代很少有人觉得王安忆属于上海,直到1990年代《长恨歌》大红大紫之后,王安忆、上海、海派文学和城市叙事才成了越来越自明的话语共同体。论者以为,这不仅是理论阐释的结果,更应视为王安忆强烈的写作自觉。这也自然,任何自觉都是需要过程的。
王德威先生曾经高度评价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以为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的传人。的确,上海作家写上海原本不乏其人,但王安忆的确是其中海派味道最令人留意的一位。其实,传人云云也是一个过程。王安忆原本曾经是上海文化的外来者,大约正是因此,较之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姑且不论几近消逝的小开老克拉,她更有久居其中而独具的“没有让经验干预”的他者视角,即便时或闪烁海派自我欣赏的倨傲,也会有自觉的克制氤氲其中。
说到写小人物,写市民生活甚至小市民生活,原本同样可以构造不同凡响乃至伟大的作品。从前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虽然历史书上更多是大人物的事略,但包括小市民在内的人民,“是粗粝的人世间的生命”,每日的生活并非意在如何创造历史,但这生活却正是发生着的历史,尽管不免鳞鳞爪爪琐琐细细,却鲜活泼剌,正是文艺最当留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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