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的法国作家和龚古尔奖得主埃里克·维亚尔('EricVuillard)刚刚出版了历史小说新作《穷人的战争》(Laguerredespauvres),其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
就书名而言,这本新作与当前席卷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极为合拍。事实也的确如此。出版商南图坊原计划春天推出此书,但维亚尔决定提前至1月4日上柜,以响应国家面对的现实状况。
“文学和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维亚尔告诉1月20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这本书讲述了宗教改革期间的一场人民起义,其原因是徭役和被判定无法承受的捐税。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苛捐杂税的故事。但它所写的也关乎普遍的不平等,不平等正是我们社会的基础结构。当前的局势召唤着这本书,我感觉是出版它的时候了。”他决心发扬大革命以来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重新将文学投入解放的运动,以司汤达、雨果、左拉、马尔罗和萨特为榜样,不辜负身处的时代,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留下个人的芳名。
《穷人的战争》仅厚八十页——恩格斯1850年的雄文《德国农民战争》写得都比它长。主人公乃托马斯·闵采尔,神学家和马丁·路德的学生,但与路德不同,他坚信暴力革命,自称“带着大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出自《耶利米书》:“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因此成为革命的布道者和起义军的领袖。
“你们沉睡得太久了,向那些亵渎神灵的家伙们卑躬屈膝也够了,你们应该站起来了!”他号召人民,“前进吧!前进!打铁要趁热……前进,前进!因为你们总有这一天,上帝走在你们的前面,紧跟着它,跟着它前进!”(陈静译文)
闵采尔以上帝之名发动群众。“但这不是上帝。起义的是农民。”维亚尔在《穷人的战争》中写道,“除非你把上帝叫做饥饿、疾病、羞辱和衣衫褴褛。唤起起义的不是上帝,而是徭役、征收年贡的土地、什一税、永久管业、地租、人头税、临终圣体、草料、初夜权、割鼻子、挖眼睛、烧肉灼皮、车轮刑、各种各样的折磨。”
恩格斯说,闵采尔在历史上第一个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
恩格斯慨叹人民没有文化,常常形同散沙。最后,大约十万农民军被杀,闵采尔装成病人,仍然被俘。恩格斯说他“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二十八岁”。
恩格斯弄错了闵采尔的生年。他死的时候年龄要大一些,但也不过三十五六岁的光景。洪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冈特·福格勒在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闵采尔传》中写道:“在缪尔豪森的起义者被杀戮后的[1525年]5月27日,托马斯·闵采尔和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也在位于缪尔豪森和戈尔玛之间的住地被刽子手砍下了脑袋,被砍下的首级悬挂在竿上示众,以便警告所有的人不要再妄想起义暴动。”(陈静译文)
这也的确是穷人的战争。形同丐帮的鞋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生动地描写了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约斯·弗里茨等鞋会领导人的秘密串联:“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的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八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十人已经讲定了,以两千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郜同时放火。”
2017年11月,维亚尔凭借一百六十页厚的历史小说《日程》(L'Or⁃dredujour)获颁龚古尔奖。该书以1938年的德奥合并为背景,道出了由赤裸裸的威胁与恐吓所构成的“纳粹外交艺术”的真相。
今年年初与《穷人的战争》同日上市的,还有中华读书报上期介绍过的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的小说《血清素》(Sérotonine),书中借一个颓废农学家的双眼,描写了法国贫苦地主和广大农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现状。在书里的一个场景,走投无路的农民拿起武器,阻断了卡昂到巴黎的A13高速公路,在路口焚烧农业机具,企图逼使政治家们采取救国救农的行动,却与防暴警察发生交火,十一人死于非命。由于如此强烈地关注当前的社会冲突和困扰法国的现实问题,《血清素》已被媒体奉为黄马甲时代的第一部小说力作。
维亚尔偏左,韦勒贝克偏右,但这两位龚古尔奖得主的近作都可以称得上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花园里新生的两朵奇葩——是的,有才华、有个性、有力量、不落俗套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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