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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图书全景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壮阔图景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沧海桑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景领域实现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进步。今年以来，一批精品图书全景呈现了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背景，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这些精品读物呈现出了多层次、立体化、分众化的特点，既有理论读物，也有普及读物；既有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记录，也有对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总结；既有知名专家学者的专著和解读，也有普通人的生动回忆。譬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他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认识与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近文选:2013～2017》，可了解中国改革进程、探寻未来发展路径；《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4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1978～2018》（清华大学出版社）、《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中国的治理变迁（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国基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激荡四十年：中国企业1978—2018》（中信出版社）分别从各领域回顾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刻：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为一套记录家国变迁的纪实作品，4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全景式展现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百态与精神面貌；第一部以浙江实践来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历史的长篇实录史志作品——《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
精品图书全景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壮阔图景，反映了中国出版界服务大局能力的提升。可以看到，主题出版学术含量、理论创新含量提升，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专业出版之间的界限在模糊；不少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题读物登上了畅销书榜，不管是内容策划还是营销推广，主题读物的大众出版之路正在形成之中。
现今的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创新与变革，不仅包括党员干部，广大民众也希望能够更好地认知社会，认知变革的方向，了解政策和世界格局会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由此，主题出版也是契合读者需求的大众出版方向。出版界应进一步重塑主题出版读物的创意开发和营销模式，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中国问题的理论概括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的基础上，推进主题读物的大众化、通俗化表达。
2.出版管理体制变革
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由中宣部统一管理。方案原文如是表述，“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
调整后，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宣传工作方针，拟订新闻出版业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管理新闻出版行政事务，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监督管理印刷业，管理著作权，管理出版物进口等。目前中央出版管理机构的改革基本完成，各省、区、直辖市的机构改革也基本完成。
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由中宣部统一管理后，将给新闻出版工作带来怎样的变化？
其一，彰显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强化主流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闻出版部门历来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整个出版行业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解放，企业化运营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然而，一些出版企业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新闻出版业，它们希望新闻出版业能够给它们带来巨额利润回报，出版的文化含量一再降低，传媒低俗化、碎片化。这些变化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出版生产和传播行为，甚至导致社会价值观发生扭曲，这个时候，就必须重提主流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性。
其二，新闻出版工作回归出版价值本质，出版物质量水平将会整体提升。
精神文化产品以质取胜。质量是出版业的立身之本，也是在媒体融合的新形势下出版业的最大优势所在。近些年，国家对出版工作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一再提升，并从政策引导以及业绩考核等多个方面予以倾斜，出版业本身对于出版价值回归以及提质减量的呼声也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所关注。机构改革将加速新闻出版业由“高原”向“高峰”迈进的步伐。
其三，行政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有望进一步规范，为数字出版转型带来新动能，推动出版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同时，中宣部作为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指导部门，也将对全民阅读态势产生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3.出版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化持续推进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今年，出版界一批好书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持续推进。
这些图书既有马恩经典原著，也包括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包含相关文献、年表等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献价值的图书，也有一批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读物，版本权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可读。
其中，出版界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精选马恩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如在中宣部直接指导下，人民出版社精心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纪念版、《资本论》纪念版及《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15种）。为方便读者了解这些经典原著的写作背景、相关脉络，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这些文本，人民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重读〈共产党宣言〉》《重读〈资本论〉》《十五部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等相关辅导读物，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所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艾四林总主编、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等。
一批理论著作，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中国社会甚至世界范围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杨耕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当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丛书》，高放教授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史》等系列图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赵敦华所著的《马克思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等。
面向大众读者的图书，既有对马克思人物生平的全方位展示，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当代生命力的全面揭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有情感、有温度，如韦建桦主编、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马克思画传》；袁雷、张云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接力出版社出版的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资本论〉少儿彩绘版》等。
4.出版政策利好增值税优惠政策持续至2020年
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继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确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对7类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对2类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50%的政策。各项优惠政策和过去基本一致，有效期仍是3年。
该政策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在出版界纸张成本飙升、人力成本逐年上涨、电商折扣战挤压上游合理利润的当下，从资金上给出版企业“输血”，极大改善了企业的“造血功能”。出版业具有精神文化属性，海量品种对应消费者的海量个性化需求，难以大规模复制倾销，出版企业的规模也往往小于其他制造企业；虽然出版业已经转企改制，并以营利性为重要导向，但公共公益属性无法完全剥离出出版行业，社会公共利益仍是出版行业的首要价值内涵，由此，世界范围内都对出版业采取了税收优惠政策。
作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通常要向国家缴纳两大税种：一是增值税，二是企业所得税。在所得税方面，自2003年以来国有出版、发行单位转制为企业，就免征了企业所得税。在增值税方面，目前我国出版企业负担的增值税优惠税率为10%，低于普通商品的17%，而且对于出版单位的增值税是50~100%的先征后返；对于发行企业的增值税，2006年开始免征县以下（含县）新华书店的增值税，2013年来又免征了所有批发零售企业的增值税，直接推动了实体书店的回暖。
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来资助出版企业发展，采取“先征后退”的方式，也就意味着盈利能力越强的单位，得到的资助越多。
相对于国外出版业，我国出版环节增值税税负降低仍有空间。美国出版环节的增值税税率为5%，法国为5.5%，西班牙为4%，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新闻出版业享受零税率。1980年9月国家颁布个人所得税法，这期间薪酬的个税起征点已经提高到3500元人民币，而稿酬的个税起征点却一直是800元人民币。稿酬虽然是由作者个人承担纳税义务，但是由出版企业代收代缴，实际上加重了出版企业的负担。
此外，税收政策应体现引导扶持、长期稳定的原则，为新闻出版业留出转型成本和铸造文化精品的时间。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提出了《关于出版（文化）税收优惠政策法制化、常态化的建议》，希望把出版（文化）税收优惠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长期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5.《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促进全民阅读久久为功
3月3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至此，国家层面的阅读立法工作已经尘埃落定，促进全民阅读，久久为功。
在2018年各大城市的政府报告中，几乎各个城市都提出要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之城”。全民阅读热潮持续升温。以读书化人、育人、立人，以阅读弥合价值观撕裂、凝聚社会共识，焕发中华文明复兴光彩，正是全民阅读重大意义所在。十年的全民阅读活动，为立法打牢根基。
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2007年世界读书日之前，中宣部等17个部门再次联合发出倡议：以“同享知识，共建和谐”为主题，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2009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圳联合召开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就进一步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展开深入交流。
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其间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如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全民阅读工作需要法律保证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等。如此，推动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为全民阅读立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民阅读开始被纳入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立法计划之中。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立法起草组成立，草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民阅读立法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
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连续3年，全民阅读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6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至此，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立法正在“换挡提速”。
2018年3月3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至此，国家层面的阅读立法工作已经尘埃落定。
为全民阅读立法，即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还原政府“服务型”本质。
6.加大书号调控力度引导出版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对书号总量进行了宏观调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图书品种快速增长局面得到控制，重印图书品种增加，单品种图书的销量实现了增长。据CIP统计数据，2018上半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141527种，比2017年同期减少9406种，同比下降6.23%。
当然，书号调控政策也使得不少出版社感到了不适应，自费出书的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民营书业企业感到了更大压力。书号资源趋紧，对出版社来说，即要求杜绝平庸出版，改变以品种扩张带动规模增长的观念，实施精品战略。
多种问题累积，导致图书的单品种效益不断降低，库存图书越来越多。数据披露，全国出版业的图书库存已经超过当年的造货码洋；图书的单品种平均印数从1994年的6万册下降到2017年的1.8万册，下降了70％，这说明，图书单品种的边际效益逐年在下滑、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市场上的重复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层出不穷。这些都说明，出版业依靠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出版业要从以市场为中心过渡到以价值为中心，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渡，这就要求出版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发展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告别数量扩张性发展，通过质的大幅提升来带动量的大幅增长，探索建立以单品种平均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将是中国出版业今后发展的基本遵循和根本着力点。
7.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童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主宾国
3月26日，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开幕，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童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主宾国。
近百家中国出版单位精选的4000多种优秀原创精品图书参展。中国原创插画展、中国原创少儿精品图书展和中国少儿出版百年回顾展等中方主办的系列活动亮相，吸引了众多中外读者和参展商。曹文轩、熊亮等50多位中国著名儿童作家、插画家、评论家、阅读推广人与世界各国同行开展丰富多彩的对话和出版交流活动。中国主宾国活动大放异彩，充分展示了中国少儿出版的实力与原创能力。
博洛尼亚书展远不只是一个童书版权贸易的商业平台，它为儿童图书领域各方面的国际交流创造着条件。博洛尼亚书展长期以来是由西方话语主导的，然而，随着中国少儿出版不断清晰坚定的发声，随着中国少儿出版的市场规模与原创实力的不断展示，中国的少儿出版不断融入世界主流出版圈并逐步掌握规则。201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当选为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也是国际安徒生奖设立以来的首位中国评委；201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次由中国作家问鼎；2018年，中国成为博洛尼亚书展的主宾国；2018年9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张明舟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主席，成为该组织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首位中国人。
近5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中国少儿出版实力的强劲发展，中国儿童文学原创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少儿出版真正走进了世界少儿出版的主流圈。目前，少儿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零售市场最大细分板块，中国年出少儿新书4万种，年动销少儿图书品种达20多万种。“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童书出版最重要的力量。”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齐·亚当娜如是评论。
中国正在加快实现“由出版大国向强国”的转变，中国少儿出版业适逢其会，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见证者和实践者。持续考验中国少儿出版的，一是世界性的儿童图书品牌的打造，二是如何在国际层面更好的发挥童书文化主导权。
8.“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即将对外提供服务
6月1日，知识服务模式（综合类）试点单位遴选结果发布，55家单位入选。至此，“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已遴选试点单位110家，国家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夯实基础，一个以专业出版单位、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即将对外提供服务。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可供选择的知识服务平台不仅仅包括清华同方、万方数据等科技公司，也包括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07年就开始论证推进的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
据了解，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07年就开始论证推进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建设，2015年3月启动了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推动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体系建设。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承建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今年7月，中心门户网站已基本建成，实现门户网站和单点登录系统同步上线。
在专业、教育、大众三大领域的出版之中，专业出版是最有可能形成数据服务、知识付费盈利模式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专业出版商就在积极开发在线数据平台。如爱斯唯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发电子产品，于2000年推出ScinenceDirect在线数据库；施普林格1998年启动数据库建设，1998年建成；威立1997年推出在线平台，1999年开始运营。比如爱斯唯尔，其线上收入已达75%以上，经历了从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直到全球专业信息解决方案领先提供商的转变。
推进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也是为了构筑国家的知识护城河。据本报了解，国外的学术出版社，比如威利等，早就邀请我们国内最尖端的研究者写书，然后再把资源卖过来。如果这些学术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一旦封锁，我们就会束手无策。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及总门户，即是打通知识生产与服务的各个环节，开展“知识”的大数据汇聚与应用。
9.国家出版基金走过十年
国家出版基金于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自2008年开始实施，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设立的基金。作为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国家出版基金运行十年来，共遴选资助了33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1000多个，资助对象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0多家出版单位。截至目前，已有2300多个项目推出成果，其中近500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十年来，国家出版基金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一种品牌出版的认可，与国家出版基金优中选精、公平公正的评审立项机制息息相关。
国家出版基金对资助项目的评审立项标准，首先体现在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上。最开始，国家出版基金强调资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进一步修订的时候，把体现国家意志、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扶持精品生产，作为国家出版基金的宗旨。
基金使用虽然是政府在主导，但国家意志和专家的专业评审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整个基金的评审流程，光专家评审就有初评、复评、终评，另外还有基金委部门联系会议、基金委会签，严谨规范的程序，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机制，都是资助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要保证入选图书项目都是精品，还需要严格的项目评审、实施监管和结项验收等一系列机制保障。
10.短视频成出版营销新宠
短视频毫无疑问成为今年的互联网风口，正在上演的“战国杀”之中，除“抖音”外，360携带“快视频”，腾讯复活了微视，百度上线了Nani小视频的短视频软件，淘宝推出名为“独客”的短短视频应用。网友们一边惊呼抖音是“时间杀手”“全民娱乐”，一边纷纷入瓮争夺95后网民的时间，企业商家纷纷在抖音上投入营销，试图抓住95后们的消费力。
数据显示，目前抖音用户数已超过7亿，75.5%是24岁以下年轻人，其中66%的用户是女性。另据艾媒咨询提供的数据分析显示，在14~22岁的短视频用户中，平均停留时长大约在1.5小时/天。
“两微一抖”，正逐渐成为当下企业开展社交媒体营销的主战场；抖音号，成为了营销图书的新工具，成为出版营销新宠。比如，今年，长江新世纪发布的关于著名主持人朱迅新书《阿迅》的一条抖音，一天内观看量突破千万，促销效果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抖音平台用户大多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图书的宣传营销还需有的放矢。另外，从4月起，抖音开始了内容电商的商业探索，加速将流量和电商的结合，图书的社群销售又迎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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