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岁末读书浮记

    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发现居然没读过几本新书。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老之将至，老人好读旧书，书房里一本本旧书就像一个个老友，老友叙旧，不亦乐乎；其二，老虽老矣，然尚未闲居，讲台上下仍诲人不倦，而传道授业解惑，往往还得求教于老友；其三，旧书耐读，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每每还要靠那些老朋友来解答或解决，真可谓旧书不老，历久弥新。值此岁末，就结合一年来遇到的几个新问题，说说手边的几本旧书。

    《形式逻辑》，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对今天的文科生和文科学者而言，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应该是：“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就不会有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今春主持一场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某某某翻译思想研究》，答辩老师问：“何谓思想？”答辩人竟茫然不知，答非所问。而在当今学界，此种“始于不知何所云，止于不知己所云”的现象绝非个案。所以我认为，文科生都应该读读《形式逻辑》或同类逻辑学著作，不然表述观点、辩难对话，都很难有效地展开。该书内容经典，条理清晰，讲解到位，浅显易懂，例句中的时代政治色彩乃白璧微瑕，并不影响阅读和理解。

    《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段连城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3月

    该书告诉我们，任何传播行为都包括五个要素，即传播的主体、对象、渠道、内容和效果。而我们应该知道，传播的主体、对象、内容和效果会因时因事因境而不同，故与之并列的传播渠道也不止一条。但在当今译学界，有些人没意识到对外文化传播有多种方式或途径，翻译只是其中的一种，从而把其他方式或途径混同于翻译，提出要重新认识翻译，重新定义翻译。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使对外传播的实际从业者左右为难，据原文要旨改写或另撰的外语文本被人批评为不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有时又“缺乏对外沟通性”，于是有人认为，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参见2013年9月11日《文汇报》）。其实，我们常说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借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我们不妨自问：架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过河或跨海。可要是在地理水文气象等条件不适合架桥的地方，人们又必须过河或跨海，那该怎么办呢？可否造船？可否凿水下隧道？当然可以，因为船和隧道同样能让人达到过河或跨海的目的。但是，我们不能在概念上把架桥、造船和凿隧道混为一谈。同理，我们也不可把根据原文要旨改写或另撰外语文本混同于翻译。翻译只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们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传播手段，该翻译时就翻译，该改写时就改写，该另撰文本时就另撰文本，有时候还可以像建造港珠澳大桥那样多种手段并用。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认识翻译，既可让翻译活动保持其正轨——忠实于原文，又能使对外文化传播更富有成效。

    A Taoist Classic Ch-uang-Tzu，trans. by FungYu-Lan，Foreign LanguagesPress，1989（《庄子》，冯友兰译，外文出版社1989）；《〈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姜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6月

    将上列四书并在一起说，也是为了澄清一个概念：何谓翻译？《〈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是本好书，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但书中有个小小的瑕疵，即作者告诉读者：冯友兰在其英译《庄子》自序中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并宣称“认为翻译是‘评注’的，冯友兰应该是第一人”。其实在英译《庄子》自序中，冯友兰并没有为翻译下这个定义，而只是说明了在坊间已有数种英译本刊行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新添一种译本的原因，即“一种译本只是一种阐释，或一种注解”（atranslationisaninterpretationorcommenting），相似的说明见于冯先生用英文著述的《中国哲学简史》，其行文为：Atranslation,afterall,isonlyaninterpretation。涂又光教授的译本将这句话译作“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赵复三教授的译本则作“任何翻译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解释”。顺便说句闲话，所谓“一种译本只是一种解释”，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上述后三种译文虽“高低胖瘦”不同，但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奥赛罗或麦克白。

    《身边的逻辑学》，[美]伯纳·派顿著，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

    此书英文原版于2004年在纽约出版发行。原书名为Truth,Knowledge,orJustPlainBull，可以翻译成《真理、知识或纯粹谬误》，中文版书名《身边的逻辑学》是译者另取的书名。有时候，为某些原著另取书名，比直接翻译书名更适合译文读者，林纾当年就为TalesfromShakespeare（《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另取书名为《吟边燕语》，为PauletVirginie（《保尔和薇吉妮》）另取书名为《离恨天》。但为原著另取书名并非翻译，这同翻译不是改写，翻译不是解释，翻译不是评注是一个道理。该书英文原版第19页末的一句话值得铭记：Mostincorrect,illogical,false,erroneous, unreasonable,and defective thinkingisduetomentallaziness（几乎所有不真实、无逻辑、虚假、错误、悖谬或有其他毛病的观点，都源于思想的懒惰）。

    开篇说今年少读新书的原因有三，其实还有第四，那就是数年前我在《恨无闲暇读闲书——岁末读书浮记》中说的，这些年读书仍然是“急用先读”，或为著书撰文而觅句寻章，或为备课审稿而开卷涉典。日前英国友人伊恩·梅森（IanMa⁃son）来信，把他刚出版的一本书称为其“最后的贡献”（mylastcontri⁃bution）。复函祝贺之余，略有一丝伤感，感悠悠岁月，逝者如斯，退隐之念悄然而生。虽身居水泥丛林，无乡可还，无田可归，但可退居小楼，隐于闹市，坐听阴晴，闲阅春秋，回归少时的“原生态阅读”。临窗阅故卷，倚床读新书，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