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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挖掘毛泽东著作的原始版本的政治历史意义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该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
虽然人们都不否认，毛泽东著述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和比较，对于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实证地把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萌发、确立和转化机理，解读当代中国之所以然的核心命题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角度，还是存在和呈现出相当的缺憾。在日本著名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教授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辑、东京北望社出版的10卷本中文版《毛泽东集》；1983-1986年又由苍苍社出版了10卷本中文版《毛泽东集补卷》。考虑到这个20卷本的《毛文集》既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又存在相当多的遗漏和错误，于是2009年底当我见到竹内实教授时，就向他提出重编《毛泽东集》的设想。竹内实教授于2010年3月30日给我写信说，“这[项]工作做起来艰苦，希望先生担任中文版主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重编《毛泽东集》的准备。
十分幸运的是，201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申报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批准（批准号：14ZDB001），由我担任首席专家。数年来，在课题组诸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持续的艰苦挖掘、精心比较和系统整理，现在课题已接近尾声。这是我们邀请各位著名专家召开课题的最后一次学术座谈会，是想从历史文献学和政治思想史的视角，聚焦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这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特定历史文本，集中对其版本的生成、演变和传播等方面的过程和意义，进行若干历史文纵深的“还原性”讨论，以期在课题结束时，能够大致描述出一个这一研究领域“政治知识生产”的概要图景。
二、还原文献原貌是解读历史的基础一环
齐得平（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直至退休。中央档案馆馆藏毛泽东手稿两万多件，毛泽东阅批图书九万多册。中央档案馆馆藏毛泽东最早的文献，是他1912年所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最晚的一件是1976年6月与华国锋谈话时写下的便条。有传言说，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下四张纸条，其中一张是“有事找江青”。我负责任地向大家报告，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确给华国锋写过四张纸条。前三张字条是1976年4月30日用铅笔写的：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而最后一张字条是1976年6月25日用铅笔写的，内容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至于那个所谓“有事找江青”的字条，纯粹是子虚乌有，压根就没这回事。
这里，我想特别是针对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谈谈我自己亲历亲见的历史。我不知道《真相》一文的作者署名是否真实？这篇文章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多少懂得些中共历史和对毛泽东个性稍微了解的人，都会一眼就看出这位作者完全没有基本常识。
这里我仅举一个事实，以正视听。《真相》一文说，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其实，这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原标题是《二十八年》，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增加了很多内容。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16页，毛泽东用毛笔把标题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历史研究要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所以这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非常重要，也有非常有意义。我为能给课题组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澄清一些历史事实，感到荣幸和高兴。
丁敏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几经分分合合，2003年2月底，“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合并，正式组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本馆共收藏毛泽东各类文物近50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百余件；照片5000余张，其中原版照片数百张；图书约1400余册，含珍本孤本。其中文稿、批示命令、信函、记录、电报、译稿、影像等文献占据着主要部分，还有相关宣传品、美术作品、货币、邮票等。例如，我馆馆藏毛泽东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油印本）；1927年由瞿秋白作序，汉口长江书店印行的毛泽东著《湖南农民革命（一）》等，都是相当珍贵的馆藏极品。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文章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是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翻印了此文，发给苏区军民学习，后因战争环境，该文散失，故未能收入《毛选》第一版。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人员在福建龙岩专署文教局征集到了这本小册子。1961年1月由田家英亲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自己往昔所写的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百感交集。1月20日早晨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信，要求把该文分送陈伯达、胡乔木认真看，并要求给去浙江、湖南、广东搞调研的同志每人发一份。3月11日批示，送林彪阅。3月13日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位同志，说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同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会议上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指《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今年1月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办。”
后经毛泽东亲自审订，把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后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这件作为孤本的《调查工作》（1930年8月石印本）就成为我馆现代革命历史文献的镇馆之宝。
三、从文本修改和选目原则看“经典”的知识生成
张素华（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述的版本研究中，著名的《矛盾论》是值得仔细考证的一篇。专家们都知道，《矛盾论》原是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这一节的标题改为《矛盾论》，并独立成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的讲课提纲。现在保存下来的最主要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共318页；一个是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印刷本，71页，这个版本没有出版日期，但其中一本封面上有毛泽东的手迹：“毛泽东一九四O年八月十二日”，由此判断似应是1940年出版的。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1940年之间，延安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等人对“两论”提出许多意见，还有说艾思奇到延安后，他个人对“两论”提出许多意见，毛泽东因此对“两论”进行了较大修改。1951年为了编辑《毛泽东选集》，对《矛盾论》又进行了大的修改，这次具体执笔修改者是陈伯达，毛泽东只是一个审阅者和定稿者。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矛盾论》在延安时期是否做过实质性的修改，我和我的同事一字一字的与《矛盾论》的依据件进行过比对，认定《矛盾论》的修改依据件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1940本是一致的。经过1940本与1937年9月的油印本的比对，二者有近百处属于个别文字、标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内容的修改主要有4处。其中两处是1937本原来的话没有讲完，或是1937本把有些话刻蜡板时刻丢了，1940本使之完善了，字数很少。另两处是1940本删掉了两句话，即：“封建的西班牙正在变化到人民民主的西班牙”；“今日的西班牙战争”。因此，1940本对1937本并没有实质性的修改。
1951年10月，按时间顺序《矛盾论》应该和《实践论》一样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但因毛泽东对《矛盾论》不是“很满意”，所以在收入以前，花很大的功夫作了较多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于是决定推迟出版，即放在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问世。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矛盾论》过程稿来看，《矛盾论》的修改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现在保存下来的有5个过程稿，从过程稿判断，至少有7稿以上。在这7个过程稿中，缺3、4两稿，而第7稿也不是最后发排稿，同公开出版的《矛盾论》，还有个别文字和极少量内容的差别。毛泽东在第一次动手修改之前，由陈伯达先改一稿。陈伯达改得最多的为《矛盾论》的第2部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毛泽东是在陈伯达修改的稿本上进行的，他接受了陈伯达对第2部分的修改；对其他6个部分，毛泽东吸收得不多，几乎都被删掉了。在第一次修改时，毛泽东将原来的题目“矛盾统一法则”改为《矛盾论》，并写了题注，接着又把题注删掉了。然后重写了带有“引言”性质的三段文字，几乎重写了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原来的题目“两种发展观”改为“两种宇宙观”。之所以说“几乎是重写”，是因为有6页纸（连同引言）是毛泽东重新手写的，并对其余部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对第3部分“矛盾的普遍性”、第4部分“矛盾的特殊性”、第5部分“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第6部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和“结论”部分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对第7部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作了大量的修改。毛泽东在第2稿上，又作了不少修改。相对来说，对第4部分“矛盾的特殊性”改得最多。毛泽东在第5稿上，对“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改得较多。也是在这一稿上，原有的第2部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没有了。毛泽东在第6、7稿上有少量的修改，并对注释作了修改。陈伯达在第2稿上没有留下笔迹，第5、6、7稿上也作了少量的修改。
这样看来，从保存下来的《矛盾论》的修改过程稿看，毛泽东作了反复的、大量的修改。从修改的内容看，首先，使文章的标题更加醒目，简洁有力。第二，突出了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更强调了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删掉不少例子，原来的讲授提纲更口语化些，修改后的文章理论性更强一些。第四，增添了一些新思想，比提纲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虽然对修改后的《矛盾论》仍不是很满意，那是相对于《实践论》来说的，总的来讲毛泽东对自己的《矛盾论》还是比较欣赏的。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研究员）：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简称“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简称“农考”）两篇文章，被作者本人列为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首，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的，其“经典”意义非同小可。从文本传播史的角度看，它们是理解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两把钥匙。
毛泽东在1925年底发表《阶级的分析》，其问题意识是在国共合作出现了裂痕时，试图论证共产党掌握国民党主导权的合理性。《阶级分析》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革命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策略错”的意思是，革命党没有能够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后在1951年版本中，毛泽东修改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这一修改，一方面使表达更为简明；另一方面也使论述的议题更加地普遍化了。文章用上、中、下的三分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等：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小工商业者、小地主、高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半佃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依次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为：“极端的反革命”，“半反革命”，“中立”，“积极参加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和次主力军”。毛泽东不是以生产力标准，而是以贫富标准来划阶级，这可能是更符合革命动员的方便法门。对于正在传统社会解体、大量人口从农村析出的中国来说，没有稳定的社会生存基础的流民“无产阶级”，要比真正靠劳动技能吃饭的“工人阶级”，更容易被革命动员起来。文章还区分了革命的目标对象、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初步形成了依靠多数，团结中间，打击少数的策略雏形。其中关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两面性的认识和分析，是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以后的革命中，毛泽东划分“敌、我、友”的斗争策略得到了全方位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1927年3月发表《农考》的背景是，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国共合作发生破裂危机，共产国际试图推行激进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湖南长沙附近进行了32天的农村调查，给中央做了“农运好得很”的报告。这篇报告阐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革命道理，赞扬农村“痞子”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符合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的赞赏。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转载了此文，成为毛泽东第一篇走上世界的文字。文章表现了毛泽东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经验，打通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与中国游民文化传统的联系，将苏俄革命的暴力动员方式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土地上。《农考》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喊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激烈口号，宣扬群众暴力的道义正当性，这些都是中共其他领袖力所不逮的。从《农考》的历史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共农村革命动员模式的几项基本内容：实行群众专政；制造红色恐怖；勇敢分子充当“革命先锋”；群众天然正确；按贫富划分阶级；摧毁农村传统伦理信仰。《农考》成为中共文献的政治经典，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当年毛泽东为澄清党内的政治是非，亲自编辑“党书”，《农考》首次被编入《六大以来》之中。1944年春，陈伯达写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小册子，对毛泽东这篇著作，以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加以诠释，陈伯达在该书结尾时称：毛泽东代表了“布尔塞维克的真理”。
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毛泽东这两篇经典著作的版本修改情况，但纵观历史，《阶级分析》与《农考》已融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革命文化血脉之中，值得研究者反复思考。
黄江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1951至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是毛泽东本人亲自选编的中共历史和思想经典，第一版共收录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间的毛泽东著作158篇（不含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不完全的数据，该时段内各类毛泽东著述的总量超过2900篇。这意味着，《毛泽东选集》收录的著作与同期全部毛泽东著作的比率不会高于5.5%，可见收文相当审慎，可谓“百里挑一”。那么，毛泽东自己编书选目的取舍之道又是什么呢？
首先，1952年《毛选》编辑之初就有考虑，只收论文、讲话、报告、决议、评论、电报等等著作，书信基本不收，诗词、散文、笔记等完全不收；只收录属于对公的文类，非对公的文献著作则一律不收；性质或主题重复的著作并非一一入选。比如，毛泽东曾于1930年代写下不少调查报告。1941年，毛泽东将部分调查报告集结发行，题名《农村调查》。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建议毛泽东收录此书，而他只同意收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其次，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本人的著述已有不少结集，这些结集共涉及毛泽东著作175篇。重新编辑的《毛选》时，从这些文献中收录文章103篇，入选率为58.9%。对于这些取舍文本做具体分析，正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
距前三卷发行7年之后，1960年才编辑出版了《毛选》第四卷。这一卷承接历史的时间线索，按毛泽东的要求收录数篇国共决战时期的即时评论和几大战役的决策电报。毛泽东说他特别喜欢这一卷。
四、基于原始文本的思想信息解读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当代中国史专家）：
对《毛泽东选集》可以作意识形态的解读，也可以作历史文献的解读。我认为，对于作为历史文献的《毛选》进行解读，仍然存在着如何解读史料的视角和方法问题。这里我以收入《毛选》第四卷中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为例，以说明面对一件历史文本，解读者必须渗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才能把握住文本的原始脉络。
第一，这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原始手稿为两页，是毛泽东1946年4月所写的一个党内文件，全文三个自然段，共488个字，仅供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毛、刘、任、康）；1947年12月才作为中共中央会议文件印发；最后将全文收入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这里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些疑问：（1）为何1946年4月要去“估计”国际形势？（2）为何1946年4月做国际形势估计要弄得如此神秘？（3）为何要到1947年12月才在中央印发此文？
第二，如果渗入历史语境，我们至少可以在3个方面看到1946年4月底以前交叉事件的复杂性：“国内政治的基本形势”（马歇尔调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谈判，及中共中央2月初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相关指示）；“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势”（战后美苏争夺、斯大林选民大会演说、丘吉尔“铁幕演说”，三[四]国外长会议继续）；另外也要考虑是什么因素刺激毛泽东必须考虑重大政策的变动？（整军谈判、较场口事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东北争夺形势逆转，长春四平争夺战）。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毛泽东的“估计”一是对国民党不“打”不行，二是中共的这种“打”不会给苏联造成不利影响。但此时毛对这样估计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既要向中共核心传递这个判断的信息，同时也要看形势发展说服自己。于是1946年4月底毛的这个“估计”只宜在政治局常委“内部传阅”。
第三，在此之后，形式发生了若干变化：5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五四指示》，主张和平土改；5月20日四平保卫战失利，两天后长春易手，5月底6月初毛泽东酝酿发动“报复作战”，下旬中原之战打响；7月中共发表“七七宣言”抨击美蒋，公开主张“自卫”；9月30日周恩来宣布国民政府进攻张家口就意味着破裂；10月11日国民党占张家口，11月12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19日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撤回延安。在这种情况下，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认定：“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于是，原来在政治局常委内部传阅的个人“估计”，时隔一年半，就成为党内的公开决议。
这样，我就从这篇仅488字的内部文件的变化中，把握到了毛泽东战略决策根本改变的历史线索。我们也才能理解毛泽东本人之所以对《毛选》各卷中理论色彩并不浓厚的第四卷情有独钟的内在理路。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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