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尝试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了解《儒藏》编撰进展情况，并与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他向在场的师生指出：“继承、发展、创新五千年唯一没有断流的一个文明，儒学在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传承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汤老做了一件非常大贡献的事情。”应当说，儒学传承中华文明体现于一代代有担当的学者的章句训诂与义理阐扬的具体工作之中。汤先生正是这样有担当的学者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这本书，也很好地呈现了汤先生以“解释学”的思路与方法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学术实践。这对于我们寻求解释中国传统经典的方法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1654年首次出现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而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中世纪的奥古斯丁、16世纪的马丁·路德、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又陆续将解释学从方法论、认识论引入本体论的研究。总体上，解释学指的是西方哲学与文化中通过解释传统来发展新思想的专门学科。这是汤先生主张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以发掘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与条件。按其时间先后，汤先生先后撰写了《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其实1998年初，汤先生在其《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一文中已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并基于此对郭象注释《庄子》的两种方法“寄言出意”和“辩名析理”做了具体的分析。

    如果说“追求普遍和谐”主要是从内涵上把握汤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解释的话，那么“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则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发掘汤先生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学术成就，以及交代究竟该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一文中，汤先生认为，与西方“解释学”的形成已有一个多世纪相对，“在中国，本来也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汤一介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35页）。与在儒释道三家之中分别阐发其所包含的“追求普遍和谐”的精神这一思路相通，汤先生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理论进路的展开也是在中国多个经典维度加以全面掘发。

    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述，汤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郭齐勇著：《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52页）。汤先生曾多次强调，我们可以说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传统，但不能说中国自古就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学。他认为，一种“学”即一种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地把他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这正是汤先生不把自己的工作叫作《重建中国解释学》而叫作《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原因所在。应当说汤先生的这一学术态度是足够理性和有前瞻性的。这就为向西方借鉴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奠定了基调。有的学者提出：“你这样说岂不是认为我们中国的许多学科都是跟着西方学术的屁股后头跑吗？”汤先生的回应认为，有些“学科”我们确实需要先学习别人家的，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一学科，比如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他还经常拿中国化的佛教来例证其说。在这一基础上，汤先生认为，新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必定是经过西方哲学的冲击的洗礼，经过“改造”（或新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发展成为适应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中国哲学与文化。

    一般而言，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问题积累”和“资料积累”的历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宋学、清学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问题与材料。在汤先生看来，我们应当对这些思潮包括的具体经典中的“重要名词概念加以解析”，“并从中揭示它们的‘解释’原则和方法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第338页）。我们今天都讲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果将这一工作落到实处，无疑指向的就是汤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分析学术概念和归纳研究方法。汤先生本人正是这一学术实践的代表。1986年，傅伟勋教授曾认为对于郭象的研究较有诠释学创见的有钱穆先生的《老庄通论》、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和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于此可见学界对于汤先生解释学成就肯定之一斑。

    此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汤先生的著作，共有四个模块，无论是通过全球视角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通过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问题”，通过“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还是通过把握“‘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来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无不展现了汤先生创建中国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其实诸如“当代意义”“当代价值”和“理论体系”等，都需要通过一套严格的解释学工作才能获取。

    在为人与为学中，汤先生一生秉承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面对究竟该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典这个大问题时，汤先生不是诉诸一般的语文工夫，而是主张通过塑造一门系统的现代学科来实现。应当说这与汤先生长期以来会同中西古今的学术志向密切相关。郭齐勇先生认为：“汤先生敏锐地应对海外文化与哲学的新论域，予以回应，他致力于中国大陆中国文化思想与哲学界的改革开放，在对外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对儒释道三教都有研究，最后归宗于儒。”（郭齐勇著：《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第154页。）汤先生苦心极力创建中国解释学正是其不避难、不逃责的体现，而这亦即郭教授所言汤先生“归宗于儒”的义理担当的体现。他通过重视研究方法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也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