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张彦老友

    直到四五个月前，我还有时对亲友们说，我96岁了，目前有联系的80年老朋友，只有两个人了：一位是1938年就相识，甚至曾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世交之子何康同志，曾任农业部部长；另一位就是1940年的老同学，离休前任《今日中国》杂志社第一副总编的张彦同志。

    然而，今年（2018年）7月，张彦同志在久病之后先我而去了。

    张彦和我是同龄人，长我7天，1922年5月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金石家，但于54岁英年早逝，由母亲维持家务，养育8个孩子。直到她96岁去世。

    张彦自小受到良好家教，勤奋好学。1941年我同他一起结束当时教育部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现为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所办“大学先修班”的学习时，他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当时顶尖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我成绩不如他，被送至四川大学（当时在四川峨眉山），后我转到成都上燕京大学。

    在大学先修班的一年中，我和张彦是班上英文最好的学生，因此很相投，常常一起看同一本英文小说。而且，我们都有一些进步思想。在这一年的第二学期，我经当时担任国统区内由党领导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鞏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此事为保密，未曾向张彦告知。但我们一起办进步壁报，宣传抗日，并都担任“学生自治会”的骨干成员。那时是所谓国共合作时期，郭沫若同志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派出宣传队轮流到各大学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我和张彦都积极参加话剧团、读书会等。记得那时还公开地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当时一起搞进步活动的，还有一个同学，叫王先冲。他也加入了“民先”，但我们没有组织联系，因为都是单线与“上级”建立关系，彼此都保密。王先冲也是成绩特别好，尤其是数学分数高，也被分配到西南联大。解放后，他到了清华大学，入了党，被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在清华物理系当教授，早几年已经去世了。我和张彦有时回顾往事时，常会谈起他。他也是当年的一位战友。

    那时我们的英语老师名龚质斌，约有60岁了，曾留学美国。他教我们唱许多美英进步歌曲，包括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的歌，如《老人河》，并向我们介绍罗伯逊如何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延安领导的进步力量。他告诉我们，罗伯逊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就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开音乐会，用中英文歌唱《义勇军进行曲》等，筹得款项通过宋庆龄转交中国，支持抗日斗争。这让我们从那时起就爱上了罗伯逊。

    张彦到西南联大后，在那民主的环境中，进一步接触了进步力量。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办壁报、出杂志，那时就已显露了他的文笔才华。同时他参与了由党组织策划的与当时驻昆明美国飞虎队成员的交往，让他们了解国民党消极抗日而积极反共、镇压进步力量的反动面目。张彦以他良好的英语写一些材料，通过他们传回美国，设法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组成了一个有十来个英语好的进步学生参加的“国际友谊小组”，每个星期与飞虎队员聚会一次，向他们介绍中国进步力量的情况。张彦就是小组成员之一。此活动延续了近两年时间。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一文时，小组成员就向这些美国人译述了文章内容。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些美国朋友开始陆续回国。其中部分人员提出，希望在途经重庆时会见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过联大地下党组织与我党驻重庆办事处安排，他们有幸在重庆红岩村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同毛泽东共进午餐。

    张彦在这一时期中，受到当时的联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马识途（当时名马千禾，后成著名作家）的亲切引导，从阅读《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党史》）等书中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1945年由马千禾介绍，张彦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进一步接近了共产党。

    1945年冬天，张彦已自联大毕业，离开昆明到成都探亲。当时云南地下党的负责人郑伯克在他的牙膏管里塞进一个微型密件，嘱他到重庆后就去找党组织接上关系。

    到达重庆后，张彦在一个晚上秘密登上红岩村，接上了关系。他由于在联大时经常为壁报和杂志写文章，又通过飞虎队成员向国外写些报道，已经在新闻工作方面具备一些条件，因此提出想在我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但组织上当时正在考虑加强对一份由重庆商会主办的《商务日报》的工作，因此就安排张彦去担任记者。可以说，这是他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

    在这一段时期，对张彦一生来说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1946年在上海由乔冠华和龚澎夫妇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张彦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事业奉献终生的共产党人的开始。

    说起新闻传播事业，张彦一生中参与了哪些重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新闻大事呢？

    首先，1945年末，抗战胜利结束后，张彦去湖南芷江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他所写的消息，振奋了全国同胞，也让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了解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骄傲和欢庆。

    其次，张彦作为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了自1945年开始的重庆国共谈判；接触到的人物包括我党方面的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还有担任调停的美国人马歇尔等。

    然后，那就是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了。张彦当时任我党在香港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文摘》英文版的驻京记者。他手捧照相机，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大量值得永恒记忆的相片，包括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身影，并用中英文写了报道。

    1952年，张彦随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5年，张彦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访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他有幸躲过了台湾特务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劫难。（而我的另一位好友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外交部李肇基同志，就牺牲在那次事件中，现与其他烈士一起安眠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会上，张彦亲耳聆听了周总理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宣布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主张。这些经历后写入张彦所著《亚非会议日记》一书。

    但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张彦经历了长达21年的劫难，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昭雪。这21年，像张彦这样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中国人都是详知的，无需多说。但是必须详细记载的是张彦在1979年回归人民队伍、恢复党籍之后到1999年离休的20年中，他焕发了新的革命青春，为改革开放后新生的祖国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张彦在1979年获得平反时，当然期待着重新分配工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组织部决定委派他担任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在中美建交后的首任驻美记者。这给了他一个新的报效祖国和展现才华的重大机会。

    在离休前的20年中，张彦除以他高超的英语水平、娴熟的新闻记者的经验，尤其是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地报导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人民了解这个新建交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美国报纸上，向美国人民介绍开放了的中国。有些文章，后收入他撰写的《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美国随想及其他》等书中。而尤其要以浓墨重彩记录下来的，是他在此期间除新闻报道之外所做的几件大大有利于中外人民交流的事情。

    首先是他专程到加拿大拜访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文是出生在四川嘉定（现乐山市）的加拿大基督教会牧师。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涯使他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争取解放的斗争逐步有所认识，因而成了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多种形式下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的人。他曾在国共谈判期间结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但在美、加政府的干预和国民党当局的制压下，1947年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但在近50年中，他坚持以写文章、办杂志、报告会等方式报道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建国事业。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不顾加拿大政府的威胁，亲自来到我国东北调查揭露美国军队实施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其后，曾多次回中国访问。于1993年以95岁高龄离世。

    张彦与文幼章自1945年起在成都有所接触，以后多有联系，但在那黑白颠倒的21年中，他们的关系中断了。而1979年张彦到美国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与文幼章恢复了联系。

    我在1944年以前在成都上大学时就与文幼章熟悉。当时燕京大学在成都市内有一处学生宿舍，在陕西街，对面就是文幼章每星期要去布道的一所小教堂。那时，我因为对文幼章的敬重，时常在礼拜日上午去教堂听他讲话，他不用英语讲，而是用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讲，听的人有各色人群，以学生和一般白领工作者为主。他讲的内容，常常与他所了解的抗日战争形势有关，包括对国民党一些官僚作风的批评。而且他讲话十分风趣、通俗、老百姓化，常常引用四川方言中的成语和歇后语。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提到一些粮商囤积大米以便抬价，结果许多大米都霉烂了。他说，这对米商来说，也是“钩（沟）子上吊冬瓜（沟子是四川土话，指屁股），大货（祸）临门啰！当然，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城头的老百姓和地头的黄泥巴脚杆（注：四川土话，指农民）。”

    1946年，张彦在重庆《商务日报》任记者时到成都采访，与文幼章相识。我当时已经随父母“复员”到南京。我写信给张彦要他一定要去找文幼章联系采访，他回信说报社早已要求他这样做了。我记得他还寄给我两三篇他写的有关的小文章（分别登在重庆的《商务日报》和当时著名报人邓季惺主办的成都《新民晚报》上。我在成都上学期间，曾任该报的自由撰稿人）。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张彦到美国后，立即与他在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结交而当时仍在世的美国飞虎队成员恢复了联系。他们都早已成为同情中国人民斗争的进步人士，也一直惦念着引领他们认识中国并热爱中国的老朋友张彦。他们在美国重聚，并且其中几位日后还专程回到中国来访问，做了许多加深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

    此外，一件张彦终身引以为荣的事情是：他长期在宋庆龄同志终身关心的党的外宣事业中工作。他离休前任《中国建设》（ChinaReconstructs，今名《今日中国》）杂志社的第一副总编。而《中国建设》当年是宋庆龄同志亲自命名的。张彦从1947年在香港开始接触宋庆龄同志起，终身是她的崇拜者。在他心中，宋庆龄是中外各国革命斗争中伟大妇女的榜样。

    另一位对张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同志。艾培（Eppy，这是老朋友们给他的爱称）是在波兰出生的老共产主义者和老新闻工作者，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的一生（从2岁开始）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上世纪30年代他在香港追随宋庆龄参与“保卫中国同盟”等进步活动，并受我党组织之邀参加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和党的重要文件的翻译出版工作。1944年，艾培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成员曾访问延安和西北边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艾培应宋庆龄之邀由美国到北京主持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并任总编辑。那年夏天，就是张彦陪同陈翰笙先生一道去前门火车站迎接艾培回到北京的。从那时起，张彦就开始与艾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亲密的搭档（他们的办公桌多少年面对面连在一起）。可以说，艾培是张彦在对外新闻工作中终生最重要的同事和朋友。

    我与张彦作为78年的老朋友，友谊从未中断。但在“十年浩劫”中，可以想象，我们不敢交往了。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批试着联系的友人之一就是张彦。“文革”中，我虽逃过了被划右派的厄运，但也被赠送一个“右派同情者”的“雅号”。1979年后，我和张彦因有许多共同的朋友而且工作都直接与外语有关，我们的长期友谊日益加深。2009年，他风雨同舟58年的爱妻裴毓荪因病离世后，他受到极大打击，身体日益虚弱。我就更经常地与他联系，去看望他，或一同吃个小馆子，等等。张彦和裴毓荪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又是进步学生活动的搭档，彼此相知极深。1948年，小裴（亲友给她的爱称）因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副主席、领导进步学运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得不离校进入解放区。解放后，小裴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以她高尚的师德和质量高超的教学赢得青年学子的爱戴。

    2012年5月，国家外文局为张彦90岁生日举办了隆重的祝寿会，我作为老朋友荣幸地应邀参加。我们热烈欢庆，又感慨万千。人生就是这样，有自我争取，也有命运安排。回顾张彦老友的96年，他以21年的苦难，捍卫着前半生的奉献，换取得后半生的辉煌。他的一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正如马识途为《张彦自传》所题的书名，他经历了“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的另一位老友、享年112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在为《张彦自传》所书序言中写道：“他生活在风云变幻、波涛起伏的动乱时代。每当历史掀起冲天的高浪，他都站立在浪尖上。……这样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浪尖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新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张彦去世前，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ICU）一段时间。我因行动不便，无法去探望他，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大龙，嘱他转达我的惦念，并要他随时告知我情况。他说：“我用手机给他照相传给您。”我告诉他，我不忍心看他满脸浑身插着各种管子的样子。让他在我心里和脑海中永远存留着年少英俊、精干坚强、遭难无悔、报国终身的光亮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