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献中的北京岁时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先秦时期，今天的北京地区就建有一座名为“蓟”的都邑，也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燕国都城。秦灭燕后，蓟城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却仍是北方的一座核心城市。由汉至唐，因而未改。五代时期，幽蓟之地入北，辽太宗以之为南京，号为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又称燕京。金朝灭掉辽和北宋后，鉴于原都城上京会宁府地方僻远、气候苦寒，遂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及至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在中都附近大兴土木，起建大都城，作为新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雏形。这么算来，北京的人民在燕山脚下、永定河畔的这片土地上生活，前后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里，北京经历过金戈铁马、边声四面的战乱世道，也赶上过重译款塞、九有来王的太平盛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日中为市、男耕女织的平凡日子。此城坐落于燕山与太行山的怀抱之间，往北是游牧民族聚居的边塞之地，往南则是人文綦盛的礼乐之乡，两种文化在北京融合，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热情，大方，眼界广，“讲究”多。特别是在过日子方面，一年三百六十日，哪天该干什么，北京人总是记得一清二楚，说得头头是道。

 

    比如说，正月十九，在大多数地方的人看来，都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日子，然而如果您问“老北京”这天有什么说道，他们多半会告诉您：“这是燕九节呀！您不上白云观‘会神仙’去？”您看，元宵刚过完，北京人又给您弄出个“燕九节”来，有意思不？

 

    又比如，“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我国民间常有的说法，并非北京特有的节日。然而在北京，关于“二月二”也有一堆要注意的：首先，这一天妇女是不动针线的，说是怕伤“龙目”。其次，这天吃饭也有很多名目，吃饼要叫吃“龙鳞”，吃面叫吃“龙须”，吃饺子叫吃“龙牙”，吃米饭叫吃“龙子”……总之，一切都跟“龙”有关系。搁在别处，可没北京这么多说道。

 

    其实，这也不能怪北京人瞎讲究。首先，北京地区四季分明，何时春来，何时入夏，大家都很清楚，季节更替容易给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且旧时不像今天生活条件优越，想吃些好的，穿些好的，往往要借着过节的由头，而随着季节变化“过节”，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时间久了，这种“顺时而动”的岁时文化就成了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其次，北京在历史上先是边镇要地，后来又是帝都，不仅市井繁华，而且人文荟萃，每当季节交替之时，公卿贵戚、文人雅士辄有游赏，如春游满井，夏看洗象，秋登窑台，冬观冰嬉，给北京增添了很多热闹，逐渐就成了习俗。除此以外，北京历史上又是诸多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名人留下的事迹、佳话，乃至被后人附会出来的传说，都成了岁时文化的一部分。如正月十九日白云观“会神仙”，就是因为俗传丘处机“成仙”之后，每到这一天都会“临凡度世”，北京人去白云观，为的就是凑这个热闹。像这样的节令，大都是北京特有的讲究，有着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北京的岁时文化可说是非常丰富的。不但从正月到腊月，每个月都有一些特殊的节令；而且就现在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看，从辽金到明清，乃至到了民国，每个时代也都有不同的好尚。更难得的是，同是一个节，往往官家有官家的过法，民间有民间的说道，这就更加凸显了北京岁时文化的丰富多彩、底蕴深厚。

 

    可惜的是，记载北京岁时景象的古籍文献颇为浩繁，但又往往不为今人所熟知，导致本地虽有丰富的岁时文化因素，当代北京人却往往对其不甚了了。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姑以本篇小文抛砖引玉，简单介绍几部关于北京岁时文化的古籍文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和作者对北京岁时文化的重视。

 

    一、北京岁时文献的概况

 

    说起与北京岁时有关的古籍文献，自然是非常浩瀚的。唐、五代以前，相关资料还比较稀罕，自辽代将此地定为“南京”以后，就渐渐丰富起来。一方面，辽人自然会记录本国的社会风俗。这些文献虽然如今大多已经佚失，但在《辽史》里还保存下来一部分。另一方面，宋辽之间既有交战，又有使者往来，因此使者回国后往往会将见闻笔之于书。这些散见于笔记和文集的材料，也给我们了解辽代北京的岁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到了金代，情况又有所不同。辽代的南京只是五京之一，皇帝四时捺钵往来，定期停驻，并非完全的统治中心；金代则自海陵王完颜亮起，就彻底徙都于燕，称之为中都大兴府，在这里设官立朝，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数十年之久。故而相对辽代来说，金代官私文献中记载燕京风俗的更多、更全面。比如说，当时文人名士的诗文集中就有很多关于贵人击球、射柳，民间放偷等风俗的记载，而且往往描写颇详，比起辽代的文献记载来，显然进步很多。但到蒙古兴起之后，金国在军事上长期陷入不利局面，不得不迁都开封，中都大兴府由金代的国都变成了蒙古的燕京路总管府治所，人物凋敝，城邑荒残，也就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当地的岁时文化了。

 

    四十年后，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元世祖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元”，将国都迁至新建的大都城。自此以后，北京重新成为国都，对北京地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化。元代著名文学家，曾“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的欧阳玄，就曾写过《渔家傲》词十二首，每首咏一个月份的北京风物，如其中的《正月》词：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帕欢相抱。

 

    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

 

    这首词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了京城正月气候、元旦大朝、以相抱为礼的习俗、贵家妇女衣饰、拜年，以及元宵节（“烧灯”）等与北京岁时文化相关的内容。尤其由于欧阳玄具有卓越的天分，故能将优美的笔调与丰富的文化信息相结合，使读者感到回味无穷，这是更难得的。我很想向读者们仔细推介绍这十二首《渔家傲》，可惜文章篇幅有限，只能姑举其一为例。好在欧阳玄的《圭斋集》依然存世，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关于元代北京岁时的杰作，就是熊梦祥的《析津志》。熊梦祥是江西人，曾任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后来入都，历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后以老致仕，隐居在今门头沟的斋堂村，致力于编纂《析津志》。这部书在明代中后期就已散佚，幸而《永乐大典》和其他明人著作中还有征引其书之处，故上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就该书做过辑佚和整理工作，后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的名义出版。此书虽是残阙之本，但其中的《风俗》和《岁纪》两部分仍然保存了大量与元代北京岁时风俗有关的记载。如《风俗》记夏日宰辅游西山，名为“巡山”，以及京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属官同赴通州，名为“巡仓”，都是后人初所未闻的。又如《岁纪》载二月八日游皇城、九月皇帝还京、十月开射圃的场面，以及每月太庙荐新的食品名目，也都有裨于闻见，足资谈助。

 

    元代以后，除明初的三十年外，明清两代皆定都于北京，关于北京岁时的文献愈加浩繁。据不完全统计，在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里，文献涉及北京年节习俗的，至少有一百六七十种之多。其中，纯以载录北京岁时胜景为主题的文献，就有《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春明岁时琐记》《春明采风记》等书，辟有专门章节记述北京风俗的，又有《万历顺天府志》《宛署杂记》《酌中志》《康熙大兴县志》《康熙宛平县志》《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十几种。北京岁时文献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难得的是，北京岁时文献数量虽多，也有彼此借鉴、影响之处，但各书之间却绝非简单的互相抄录、引用关系，而是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根据自己的见闻与考据加以辨正。如《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同为清人之作，同记北京岁时风俗，但一系雍乾全盛时期之著作，一记光绪渐衰时代之景况，虽同记一事，而盛衰自有差异。即如同记新春琉璃厂之景象，《帝京岁时纪胜》曰：

 

    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燕京岁时记》则曰：

 

    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据此，则至光绪朝时，琉璃厂已无灯景可言，较之雍乾极盛之时，显然是要逊色一筹了。

 

    又如同为有关元宵节的记载，《帝京岁时纪胜》的说法是：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庆贺上元佳节。是以冠盖蹁跹，绣衣络绎。而城市张灯，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悬灯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

 

    《燕京岁时记》却说：

 

    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兵部灯于光绪九年经阎文介禁止）。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

 

    按“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即今前门外的大栅栏地区。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区。据清代中期的记载，每年一进正月，大栅栏商户白天做生意，夜晚张灯取乐，而灯景多与所营业务一致，算是一种宣传自己的手段。由于灯景之讲究与否，能够侧面映射商户的经济实力，故而各家多竭力营求，所制之灯争奇斗艳，为京城胜景。到光绪时期，大栅栏的灯景已无可观，转而以东四、地安门这两个较新的商业区，以及工部、兵部两衙门的灯景为盛，这无疑象征着大栅栏商业区的衰落。对于渐就衰落的清王朝来说，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好兆头。

 

    上述的两例，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文献记载，以见北京岁时风物变迁的极好证明。像这样可供比对的记载，在北京岁时文献之中是极为常见的。无论是研究北京的社会风俗，还是仅对北京的年节文化感兴趣，北京岁时文献都不可不读。

 

    二、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

 

    如前节所说，关于北京岁时的古籍文献是非常浩繁的，书海茫茫，寻觅颇难，而找到之后，从中爬梳史料又要花费很大精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要天天跑图书馆，翻书抄卡片，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更何况仅是对北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爱好者呢？面对这种局面，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就应运而生了。

 

    杂抄文献，汇为一编，古已有之。如《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之类，先确定天地日月、风雨雷电、草木鸟兽等门类，再将所见文献中相关的内容一一抄出，归于相关门目之下，以便写文章时查检。以其据类成书，故谓之“类书”。及至清初，朱彝尊仿其成法，组织门生将古来文献中与北京有关的一一抄出，分门别类，编为《日下旧闻》。乾隆朝时，清高宗又命廷臣以《日下旧闻》为蓝本，加以考据、补充，遂成《日下旧闻考》。这一段故事，是治北京史地之学者无不知道的。

 

    进入民国时期，西方的学术体系传入我国，史料之学渐受重视，当时的学者颇有致力于搜集文献，纂辑成编，以助研究者。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社会风俗也在逐渐更易。旧日万人空巷、兴高采烈的庙会、香会，在新知识分子看来，已有“迷信”的嫌疑；从前商家过年休市的习俗，也因经济不景气，不得不做出改变，以求多奔些“嚼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部重要的北京岁时文献集成，就是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与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

 

    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本名仲锐，后改江裁，次溪是他的号。父亲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张伯桢，号篁溪，故他取号“次溪”，以示克绍箕裘。他自幼随父母居住北京，所以名虽粤人，实则对燕京风土的了解远过于故乡。一九三〇年，刚从孔教大学毕业的张次溪受聘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志》的纂修工作。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参与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走访北平的各处寺庙、古迹，编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与许道龄合作）》等文献集成和工具书，并自刻《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记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等，其中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当数《北平岁时志》。

 

    “岁时志”之作，始于六朝。梁人宗懍作《荆楚岁时记》，记载自元旦以下二十多个节令的荆州民俗，是为“岁时志”“岁时记”体例的开端。此后历代撰述，续有仿作，多记一时一地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于研究岁时文化极有帮助。单就北京地区而言，此类文献就有明人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清人潘荣陛《帝京岁华纪胜》、让廉《京都风俗志》、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多种，进入民国以后，尚时有作者。张次溪编著《北平岁时志》，可谓对岁时志撰著传统的接续。

 

    不过，张次溪编著的这部《北平岁时志》，与传统的岁时文献有很大不同，其显著特点在于张氏将自作文字与引述前代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此书自正月至十二月，依月分卷，卷首先有张氏自作的一篇小序，谈本月节令风俗之概况，以及自身目见耳闻之节俗流变，有提纲挈领之效。小序之后，乃自朔日至月末，以日为目，历引文献中关于该日习俗的记载，以见时序之推迁、风俗之流衍。哪怕是对北京岁时文化毫无了解的读者，读起来也感觉眉目很是清晰。特别是所引各书上起明代，下至晚清，前后相去数百年，时世盛衰不同，人情好尚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故虽同记一事，而内容常有歧互。张氏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献搜集在一起，按时代排列，则每一节日、习俗在不同时代的情形灼然可见。这种体例既是对传统文化中“岁时志”一体的沿袭，也是旧学术受到新风气影响的结果，可以在史学史上留下一笔。

 

    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成书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据书前林志钧序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可知），约一年后，另一部北京风俗史料方面的杰作就出版了。这就是李家瑞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

 

    李家瑞是云南剑川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入中国文学系学习，师从刘半农。一九二八年，李家瑞从北京大学毕业,经刘半农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助理员，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李家瑞著成《北平俗曲略》（一九三三年出版），此后便在刘半农的指导下，从事北平民间风俗史料的分门辑录，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辑录了数十万字的史料，命名为《北平风俗类征》，于次年五月出版。该书分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十三门，征引文献达五百种以上，堪称洋洋大观。

 

    《北平风俗类征》虽然出版较《北平岁时志》稍晚，但论对岁时文献搜集整理的全面程度，则骎骎乎驾其上。李家瑞所辑录的岁时文献，上起辽金，下至民国，达一百八十余种之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出自张次溪所忽略的俗曲、报章等文献，因此对历史上的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展示更为全面。此外，李家瑞编著本书，本意在于推进对风俗的研究，故于每条史料，均用简短的三五个字概括出其大意，以便检阅，这对于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统观两书，《北平岁时志》在史料丰富程度方面，显然要比《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逊色一筹，但《北平岁时志》每月均有张次溪自作小序，对北平的岁时风俗有所总结，这又是胜于《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的了。而且，张氏所收史料虽不及《北平风俗类征》浩博，但也有超出李家瑞所辑之处。因此，这两种文献集成之间，颇有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可以并行不废。

 

    说到这里，笔者又有了一点儿想法：张、李二著，均成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忽焉又是八十年过去了，这八十年间的风俗变迁，比之前的几百年还要剧烈。可有读者愿埋头于故纸堆中，编一部新的《岁时志》，又或新的《风俗类征》吗？笔者拭目以待。

 

    三、北京岁时文献的出版

 

    北京岁时类的文献，固然如前文所说那样浩繁，但至今也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种。特别是以出版“北京古籍丛书”闻名的北京出版社，从1960年出版《长安客话》以来，已组织点校了八十多种与北京文史相关的古籍，其中如《析津志辑佚》《帝京岁时纪胜》《康熙大兴县志》《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京都风俗志》《燕京岁时记》等，都与北京的岁时文化关系密切。特别是2010年出版、2017年再版的《北平风俗类征》，辑录的北京岁时史料尤为可观。我们虽然不能说，北京岁时文献已经被北京出版社“一网打尽”，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部分文献，确实已经以点校排印的形式贡献给广大读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由于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目的主要是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预计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专业研究者，故其成品多以繁体竖排的形式面世。这固然是从保障史料可信性、减少编辑错误的角度考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导致书看起来不那么“平易近人”，无形中提高了读者接触古籍的门槛。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读北京史料，主要还是为了从中寻找乐趣，那么一些趣味性较强、文字比较通俗的古籍品种，是否可以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出版，以便利普通读者的阅读呢？于是，就有了“北京岁时”书系。

 

    “北京岁时”书系，是“北京古籍丛书”的子系列，第一批预计出版三部，依原作的成书时间排序，分别是《燕京岁时记（外六种）》《北平岁时志》《北平岁时征》。

 

    《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一书，顾名思义，一共收录了七种北京岁时文献，按时代顺序，分别是陆启浤《北京岁华记》、王养濂《宛平岁时志稿》、张茂节《大兴岁时志稿》、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让廉《春明岁时琐记》、蔡省吾《北京岁时记》。这七种文献篇幅都不大，故合为一书，而以篇幅最长的《燕京岁时记》名之。把这七种文献读完了，从晚明到晚清，北京的岁时风俗变迁，也就大致可见了。

 

    《北平岁时志》，即前文提到的张次溪之书。张书有小序，有文献，两相参证，相得益彰。《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中，最晚的是清末民初蔡省吾所著的《北京岁时记》，而蔡氏生于咸丰年间，至清末民初，已如鲁殿灵光。张次溪则生于宣统元年，刚刚记事，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基本算是民国的第一代“新人”。因此，《北平岁时志》各卷小序中的张氏亲所见闻，正好与蔡省吾《北京岁时记》中的记载相接续，而其所杂引的各种文献，更可与《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互相印证。这就是《北平岁时志》不可不出的原因。

 

    继之其后的，则是《北平岁时征》，也就是《北平风俗类征》中的《岁时》一门。如前文所述，《北平岁时征》是一部为学术研究而编纂的资料集，编者搜罗文献时，不但穷尽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古籍，而且还遍及报纸、歌谣、俗曲等前人所不措意的文献。在“北京岁时”书系的三部图书之中，《北平岁时征》虽不如《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与《北平岁时志》的内容有明确的时代性，但若论搜求广博、用功深湛，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体现，确当推此书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