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中兴始于何时

    词学研究，已形成一种朝代分期的思维定势。研究词史，习惯根据社会政治史的朝代更迭来对词史进行分期。朝代更替，为国人所熟知，故词史、文学史附着于朝代，易于感知。但朝代的分割，给词史研究带来两种困境。一是易代之际的跨代词人，属上属下，难以两全。如张炎，生于宋元之间，研究宋词的，把他作为宋代词人的殿军来看待；研究元词的，则把他视为元词的先行者。旧朝新代，都想把他“争夺”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跨代词史的有机进程，常常被人为割裂。如五代宋初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的词史，我们习惯于从新朝开始思考词史的起点；而其实新朝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词史跟着重新出发，而可能只是前朝词史的自然延续。

    比如，清词中兴，是现代词学史的共识性命题。上世纪30年代，胡云翼《中国词史略》即下判断:“清词在词史上实被称为词的复兴时期。”陈乃乾《清名家词序》也说:“清代三百年间，问学之业绝盛，经史词章，远迈前代，词亦勃然中兴。”本世纪以来，学者们仍持同样的观点，如孙克强所著《清代词学》，立有专节讨论“清词‘中兴’”；沙先一、张晖合著的《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也开宗名义指出:“清词是继宋词之后的又一高峰,词史上号称‘中兴’。”

    然而，清词中兴，始于何时？成于何期？看法则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清词中兴，始于甲申之变，陈子龙首开其端。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叶嘉莹先生完全认同龙榆生的看法，并将清词中兴的具体时间节点定在1644年的甲申之变。其《清词丛论》说：“清词之所以有中兴之盛，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实在正是由于明清易代的惨痛国变所造成的结果。”作为引导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陈子龙，虽生当明清异代之际，但其词作的剧变是在明朝江山倾覆后的清初几年。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康熙年间的朱彝尊、陈维崧诸大家开始振兴清词。杜文澜《憩园词话》即说：“有明一代，未寻废坠，绝少专门名家。间或为词，辄率意自度曲，律因之益棼。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如朱竹垞、陈迦陵、厉樊榭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第三种意见是，清词中兴，始自常州词派的张惠言，而成于周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词盛于宋，亡于明。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于本原所在，未能穷究。乾嘉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独词也乎哉。”这三种看法，都是将清词中兴的起点定在清代，只是时间节点早晚不同而已。

    而沈松勤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则打破断代的局限，将跨越明清两代词的“中兴”史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来考察。他认为，清词中兴，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兴的起点，并不是在甲申之变后的清初，而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的明末。清词中兴的进程，经历了明末四十年和清初五十年，具体时间是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至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为时近一个世纪。

    将清词中兴的起点定在万历三十年前后，沈松勤教授有两大理据：一是此时的词体体制意识自觉形成，《诗馀图谱》和《啸馀谱》开始盛行。以往词被曲化的局面得到扭转，词体的“法律”全面恢复，词从“不合度”向“合度”转变，从“不工”向“工”转化，从根本上孕育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二是天启、崇祯年间，专力为词的人数渐多，词的专集之风兴起，并确立了词境、词风发展的新方向，从而开创出词坛初盛的局面。

    早在清初，当时的词选家就认识到词体的中兴，起始于万历三十年以降的明末。顺治十七年（1660）邹祗谟和王士禛合编的《倚声初集》，入选词人476家，其中430多家是由明入清的词人，而这些词人词作，都“仿佛乎两宋之盛”。邹、王编选词集，“网罗”近“五十年荐绅、隐逸、宫闱之制”，目的就是要保存和呈现“仿佛乎两宋之盛”的词史。康熙二十五年（1686）蒋景祁编刻《瑶华集》，入选明末清初之际506位词人2400多首词作，旨在突显“今”词之“盛”。也就是说，《倚声初集》和《瑶华集》有意识地以选本的形式，呈现明清之际词坛的盛况，昭示词人的群体性崛起。认为词体中兴之路早在明末就已启程，今天看来是惊人的新见，其实是渊源有自，既有坚实的史料依据，也有前贤的理论支撑。

    沈松勤教授打破断代思维定势的局限，认为宋词繁荣之后，词坛中兴的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而是属于“明清之际”。虽然跨越两代，却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发展阶段。这对重构中国词史、打破朝代词史观的书写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宋末元初词坛，时当13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朝代的更迭不论，将13世纪下半叶作为词史的一个完整阶段来看待，那么，既可以避免张炎等人是宋尾还是元头的争夺，也可以避免词史发展进程的割裂。此时的词史，实已进入第一个发展周期的尾声，张炎没有改变词史发展的方向。张炎之后生长于元代的词人，同样没有重启元词发展的快捷键。整个元代，词史按照惯性滑向衰微。打破朝代分期的词史观，词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就不会囿于固有的观念而被遮蔽或割裂。

    作为多年覃思精研的力作，沈松勤教授此著不止是打破了朝代分割的思维定势，同时打破了词史、词学研究分疆而治的格局。历来研究词史的，只注意词作的发展史，很少关注词的创作与词选、词谱、词论的关联；研究词学的，也很少注意词史的发展与词学的互动关系。沈松勤教授将词学研究中的词谱之学、词选之学、评点之学纳入词史研究的视野之内，从中寻找明清之际词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他发现，明清词的发展运行机制，与唐宋词有所不同。明清之际，词史的中兴得益于词学研究的推动，同时的词谱之学、词选之学，为词体创作提供了词体规范、学习样本和追步目标。评点之学，既提升了词人的声誉，也明确了创作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张綖的《诗余图谱》和程明善的《啸余谱》，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在“怎么填词”中恢复了词的“法律”，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而《倚声初集》等词选则展示了“词写什么”和以什么风格书写，以选学的方式谱写了自晚明至顺治年间“正声”与“变调”兼具并行的历史。同期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词集评点，不仅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也推动了词的创作，其中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词学与词作的共生互动，成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内在动因。

    沈松勤教授此著，不止是深化了清词发展进程的认识，更双向打破了词史研究中传统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格局，具有方法论的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