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们的遭遇

    编者按：郑也夫先生自2010年始讲授“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教学相长中，他的著作《吾国教育病理》和这门课上挑选出来的同学们的调查报告汇编《科场现形记》（2014）联袂问世。薛涌称后者为“我国教育实况五十万言书”。 2018年11月《科场现形记续编》出版。《续编》43万字，含35篇文章。用郑也夫序言中的话说，其意义在于“向有心的读者们呈现中国教育现状，它的不为统计局与资深研究者关注的若干细部”。下文摘录于《续编》。

    此调研基于笔者这个“圈内人”的身份开展，这个身份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了接触“状元”们的难度，另一方面，笔者自身的经验和经历也是研究的补充和佐证。研究主要通过访谈的方法，主要访谈的对象是省、市两级的“状元”，重点对3名高考“状元”进行深度访谈。希望通过对3位“状元”的访谈结果比较，结合笔者所探查到的背景资料，展示“状元”们的真实“遭遇”与实际看法，并进行分析与解释。

    笔者对Z君、H君、G君三位状元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基本信息如下：

    Z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本，现留校读研。他是西北某省份的文科状元，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受到多家媒体专访，在省内很是知名；

    H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本，现留校读研，他是东北某省地级市的文科状元；

    F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1级本，现已参加工作，他是长江下游某省份的市级文科状元。

    笔者和上述3位受访对象都是有着数年以上的接触，且都有着北大的教育背景。3位受访者目前早已远离高考那段岁月，可以相对比较冷静地去回顾、讲述那段历史，那些高考成名后“遭遇”。

    一、Z君——被立传了？

    “当时听别人说我是全省文科状元，我不相信，笑着说那只是个传说。”最终“传说”变成了事实，Z君成为了当地人口耳相传的“状元”。Z君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大学教授。Z君从小学开始一直都是所在班级的前1%，直到大学也依旧如此。Z君成绩一直很稳定，在身边同学眼里他是挺会学习的人，当时高三学习很紧张，但他不觉得苦，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Z君颇有“领袖”气质，见识不凡，好读《毛选》，有着超强的领导才干、政治情怀和口才，在现在的院系里也是“风云人物”，被众生送一外号“总理”，他也不以为忤，欣然接受。五年前，当得知Z君成为“状元”后，周边的同学大多都不觉得意外。Z君其实自己心里在考完之后也有底，省文科状元“到手”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尽管Z君自己很是淡定，但家里人和学校却都在得到消息之后沸腾开来，场面如同妻子爷娘奔相告,尘埃不见咸阳桥。Z君能理解家人的心情，但还是更希望在高考结束后享受安静的读书时光。但这却由不得Z君，一系列活动也随之展开，这让Z君取消了一系列考前已经确定好的读书学习计划。Z君的母校随即举行了盛大的公开表彰活动，活动邀请了Z君的家人、同学、老师以及当地媒体，并奖给Z君以及其班主任Y老师高额奖金。在公开表彰之后，Z君先后接受了近5家媒体的专访，从全国性媒体到地方媒体，Z君坦言媒体报道的效力是显著的，见诸纸媒、电视、网媒之后，Z君出门都被热情的家长们拉着传授“学习经”，Z君的家也常常被慕名打听而来见见省“状元”的人造访，这让Z君有些苦恼，在第6家媒体发来采访函之后，Z君建议他们多转引摘录之前的报道，因为自己“实在没啥可说”了。

    Z君和其班主任Y老师关系很好，Z君在刚入校时，学习成绩并不是学校最好的，但学习踏实心态很好，后来成绩慢慢就到了最前列。Z君每次考完试都要和Y老师沟通交流，高考也不例外。因而对于Z君成为省状元，Y老师有着满满的成就感，Z君也对其非常感激。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在Y老师的安排下，Z君还接拍了当地教辅材料的广告，这一教辅材料至今一直是Y老师所教班级和学校备考学生的必备“法宝”。Z君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有些无奈，这些教辅材料其实他自己并没有看过，也不知道后期刊印的知识点范畴是否能与高考内容接轨。他如今还经常得在节假回家时得做一项“特殊”的任务，为一些教辅书签名寄言，这些带“状元”签名的书本被家里人、老师、同学当作送礼馈赠的“爆款礼品”，得到当地许多家长的追捧。

    笔者在进行资料探查的时候，还意外发现其家乡还流传着一篇《Z君列传》，以《史记》的列传形式为Z君立传。《Z君列传》涵盖Z君的家庭成长经历、履历、学习方法，并称其“不染于俗，卓尔不群”，Z君摘得省“状元”乃“家族之幸，地方之幸也。”这篇《Z君列传》是Z君家乡的一位语文老师所写，目的在于激励当地的学生奋发学习，Z君却觉得这篇文章过于“拔高”了自己，有些“失真”，他也不认同这种“立传”的形式：“列传是‘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我还达不到这种高度。”

    二、F君——逃不开的“表彰”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F君也是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不同于其他学生，他们的沉重截止于六月的8号，而F君却延续得更为漫长，他成为了当地的“状元”。

    F君，是真正“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他没上过幼儿园，6岁开始在村里学校读小学，8岁转到乡镇小学读三年级，12岁考入市初中，15岁进入省重点中学，三年后凭着高考一举进入北京大学。F君性格执拗，有自己的想法，常常“一条道走到黑”。

    F君的高中班主任S老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个说话带着一丝乡音、平时沉默寡言,需要班主任经常做思想工作的孩子,竟是2011年市高考状元。S老师连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S老师是F君的高三语文老师。“他并不是单纯靠平常的水平,他的临场爆发力很强。”在老师眼里,F君也是个“什么事都憋在心里”的孩子，“他很早就明白事理,看什么都看得清,就因为看得清所以整个人显得有些悲观、压抑。”S老师谈了个事例，F君高三那年省里要评省“三好学生”，F君所在的学校可以推举一名，其中最后备选有F君和另外一名学生，F君一直都在认真地准备相应的申报材料。直到出结果前三天，学校副校长找到了F君谈话，F君之后便主动放弃了那次申报。S老师也不清楚谈话的内容，只能依据F君回来后更加沉默、刻苦的表现推测一二，“我很心疼这个孩子，他给自己身上扛的东西很多”，在得知F君摘得市文科状元后，她也由衷地为F君感到高兴，“他完全值得这个荣誉”。

    对于拿到“状元”，F君也是非常激动的，F在获得确切消息之前可以说经历了一场“从大悲到大喜”的转折。在得知“状元”消息之前，F君是通过电话查询高考分数的，F所在的考区最终高考成绩只计算三门语数外，其他课程评定等级，因为是文科，语文分数最重，为200分。F君五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能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是晚上，家里都忙着做晚饭，我在旁边查询成绩，当电子音报出我语文只有131时，我整个人都坐地上了，把家人都吓了一跳。”131的成绩的确不如预期，因为F君语文非常好，也是自己的夺分倚仗，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虚惊，原来语文还有附加的40分是最后报出来的，并不是计算在一起的，最终F君的分数很高，语文单科成绩更是在省内名列前茅。查询完成绩后，一家人才开始吃饭，吃到一半，F君父亲的手机响了，是S老师打过来的，一家人都停了筷子，S老师在电话里说高考成绩条已经到校了，名次也都统合好了，F君是市状元，并要求F君第二天到学校去，北大招生组的老师已经到了。等打完电话，饭菜已经凉了，但这不阻挡F君一家的心情，F君的爷爷得知这一消息后甚至翻出了久不骑的脚踏车去挨家挨户给村里相熟的人家“报喜”。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F君成了北大预录取的新生，之后F君面临的是一系列的表彰会，从市里、学校甚至到乡镇村委都给F君送来了表彰。状元的头衔并未给F君带来更多的快乐,莫大的压力接踵而至。分数出来后,他被当地媒体争相采访，但无一不是以“寒门”来做噱头，“人身上有很多个标签符号，我被选择性地作为一个符号描写放大了，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是以带怜悯的高位者态度来看的。”F君在之后没有再接受过任何采访，但这个“寒门”的励志标签被媒体打出去之后，F君的生活开始变得愈加不平静起来。许多补习班开始收购F君的笔记，一些家长也希望聘请F君去帮孩子们辅导功课，甚至有些人开始给F君捐钱捐物，F君很是抗拒，他将汇到的捐款都返还了回去，实在返还不了的他都捐给了村里那所残破的小学。“寒门”的符号被大众直接与“缺钱”对等，F君对此也很是无奈，但驳斥却并非能轻易“说出口”，毕竟“人家也是好意”。随即在7月，F君受邀参加了一场表彰活动，这场活动是由F所在市的龙头企业所组织的，是该企业基金会专门出资为当地大学生“助学圆梦”，F君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该企业透过学校和当地乡镇政府多次要求F君出席，“没办法，说拒绝也不容易”，F君最终参加了这次“表彰大会”。大会一共邀请了近23名当地大学生及其家长参加，大会在市体育馆举行，还邀请了一些媒体拍摄。F君因为是“状元”，安排的位置比较靠前，大会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第一是企业领导和教育部门领导讲话；第二是学生及家长发言；第三是表彰和捐助、合影留念。F君在之前就已经被负责接洽的人提点过，要求他在讲话中要尽量表达家庭生活不易以及对市政府、企业助学的感谢，更要突出活动的价值和意义。F君对此很是反感，“比惨哭穷”的意义何在，大会现场的气氛也很是令他尴尬、“坐立难安”，一些贫困学生的家长甚至在现场哭诉起生活的艰辛，场面一度失控。“我不明白，生活是要靠自己打拼才会好起来的，并不是靠眼泪和歇斯底里的哭诉”，F君在他的环节就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此外并没有多言。在表彰近结尾时，该企业负责人出人意表地拿出了优先就业单位选择的承诺书要求受到表彰的23名学生签字，承诺书中希望这些受捐助学生在完成大学学业后会优先将该企业纳入就业选择单位进行考虑。F君觉得很荒谬，“这种承诺说到底不具备实际约束力，仅仅是作秀而已”，F君最终没在承诺书上签字，即使那张承诺书并不算什么，并不能“买断”他的未来。半个月后，F君收到了那家龙头企业的助学金汇票，为二等，3000元。

    三、H君——意外被“捉榜”

    2011年的夏天，H君正像往常那样到驾校报道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H君爸爸打过来的，“我正挤公交上呢，我爸火急火燎地打了个电话过来”。公交上比较吵闹，H君便打算等下车后再回个电话。谁知手机响了一遍过后，没几秒停顿，又响了起来，“我以为家里出啥急事了”，H君不知道，家里的确出了件大事，H君成为市“状元”了。

    笔者与H君相识很早，但从没听过他提及过自己曾是“状元”，“就跟幼儿园得到的小红花一样，‘状元’的名号也终究不能写进人生履历”。H君是一个内敛低调的人，身边的同学大多都是他的朋友，“性格温和，相处起来无压力”是大家对H君的印象。这也就不难理解H君在接到父亲“报喜”的电话后，依然选择去了驾校报到。“要说不激动也是骗人的，但也没觉得（得了状元）会怎么样，还不是该干啥干啥。”这时距离全省公布成绩还有一周，因为省前100名会提前通知，H君的班主任L老师在得到消息后便立即去了H君家，“L老师比我紧张得多，他压力比我大，高考前逮住机会，他就给我做思想工作，其实我倒没啥压力，他其实是给自己减压。”并没有太多心理负担的H君高考发挥得很稳，因此拿到“状元”也并非多令他惊讶。

    H君明确拒绝了学校安排的相应庆祝活动，他觉得自己有自己的计划，这些活动对H君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并无太多的意义。H君其实与学校之间有一些龃龉，这里就不得不提H君所在省份的高考加分政策，除国家规定的全国性加分项目外，还存在“烈士子女”“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加分”“省级优秀学生”等鼓励性高考加分项目，一条项目的分值可达10分，这就滋生了一些非公正追求高考加分的行为。高三那年省里评选“省优秀学生”，H君所在的学校可以报送4名，其中分配到文科只有1个名额，H君意外被刷下去，名额给了另外一个同学。H君虽然现在表示不在意，但笔者设身处地想一想，10分的加分的确是非常重的砝码，这件事横亘在H君和学校之间，至今H君也很少回母校。

    H君就这样相对于平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招商银行给H君送来了5000元的奖助学金，H君拒绝了相应的奖助仪式；“好视力”邀请他去拍摄产品广告，他以“没用过”回绝。尽管依靠拒绝，H君获得了其他“状元”们难求的清静，但也招致了一些认为他“自傲、不通世务”的批评，“我也没啥好回应的，我做决定的时候就做好了承受批评的准备”。但H君千躲万躲，却没料到一桩“闹剧”已经即将闹到眼前。H君获得“状元”后，再三嘱咐家里人低调，不要平白惹来关注和麻烦事，“我奶奶那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说到这儿，H君叹了口气。得知自己大孙子成为“状元”后，H君奶奶一直很是兴奋，但碍于大孙子三令五申不要和旁人谈这件事，H奶奶虽然憋闷但也还是这么照做了。直到一天，H君奶奶去小区附近的超市买菜时，意外听到有位家长在说自己闺女这次高考考得多么多么好，H君奶奶便凑上去细听，原来这位家长家的女儿这次高考考了他们班前十，可以上某一本大学了，周围围了几个买菜的家长们也纷纷驻足围观询问。H君奶奶听到这儿，有些不以为然，她挤进人群中说：“我大孙子这次考得也不错，前几天他们学校打电话过来说他是市高考状元呢！”周围人听的这句话都纷纷恭贺她，顺便再问得细一些，H君奶奶一时便也都说了，连地址都说了出去。唠完嗑、买完菜，H君奶奶便回了家，哪知道第二天竟然有人一大早便上了门，应门的H君妈妈不认识，还是H君奶奶过来了才发现来的竟然是昨天在超市遇到的那位正夸耀自己闺女的家长，来的还不仅仅是他自己，还带着他的闺女。这下连H君奶奶都有点犯嘀咕，让他们进门一聊才知道，那位家长想让自己闺女和H君多聊聊，多相处，话里话外夸赞自己女儿，希望两个年轻人多处处。H君妈妈略微听明白来龙去脉，但H君这个时候早就出门去驾校学车了，故而并没遇到，而且想到H君的脾性便婉拒了那位有意撮合的家长。H君晚上回来才知道这件事，“第一反应很荒谬，这种事儿怎么都能发生？”H君也不好出面，便让H君妈妈如果下次再被提及的话直接回绝人家。在H君坚决的态度下，这场可能的风波才湮灭。现在再提及这件事，H君依然表示太出人意表了，“这太戏剧了，这事儿放别人身上可以看戏，到自己身上真的难以招架。”

    古代在科考成绩出来的发榜之日，各地高官豪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抢夺登第士子做女婿，被抢的举子既无可奈何，又有高兴的成分，因为可以有攀上富贵的机会，所以当时“中东床者十之九”。千百年后，竟然能听闻与之相似的事情，不光H君，笔者也颇有“不知今夕何夕”的错乱感。

    四、再见吧，“状元”

    面对成名，尤其以一种相较于其他途径更为清贵的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而Z君、H君、F君，笔者在与他们多年的接触中，从未听到其有过一句提及自己的“状元”身份，甚至若非笔者因为这一研究联系上他们，他们自己都已经快忘记自己曾顶着的“状元”身份，不管是否刻意，笔者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有因“状元”身份而作自矜的言行出现。为什么“状元”被他们避而不谈，“状元”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

    Z君认为,任何一个群体,拔尖的总是少部分，况且一个“状元”也不能决定人生轨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选择,有的人在学习上很有方法,这很正常。每个人的人生都在冥冥中有很大天意。”对于高考“状元”的头衔,Z君觉得“很平常”,“我本是普通的一粒石子,如今到了人才济济的燕园，就更不算什么了。”F君则表示，面对“状元”的头衔，自己“很尴尬”，“我身边省状元就十几个，我这一个‘状元’的份量又到哪里呢？”而面对现代社会上对“热炒状元闹剧”的意见，三位都表示“不要过分炒作”，“状元”参与到这些所谓的“闹剧”中并非都是自愿的，这背后可能也有着他们难以向外界诉说的一些因素，有些“闹剧”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涵上，处处都有资本、权力的痕迹，比起来，“状元”也是弱势一方。如今，再提及“状元”，H君甚至隐隐有些排斥，“会担心达不到大家的期望,过了多少年,我仍是普通人。状元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我不想再接触这个词了。”

    采用国家级大规模考试来实现人才的筛选和社会的分层,既是一种有历史支撑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实践。而“状元”这一考试的衍生品，其实也实现着对学生教育身份、教育位置和社会预期的社会位置的建构与控制。正是这一种位置的期待，吸引着商业资本、市民社会和权力的靠近，形成了现时社会包括研究样本中的“热炒状元”的一个个“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