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的雨》：一场关于“求雨”的成长游戏

    求雨，原本是在大旱季节，由成人主持的一场宗教仪式。在彭学军新作《男孩的雨》中，却完全颠覆了求雨的主题类型和意义模式，求雨演化成一场去崇高化的儿童游戏。小说没有因求雨的意义重大而神化两个儿童，也没有因他们没找到人工降雨的工作队而矮化他们的形象，而是始终围绕着本真的童心展开情节，抒写了一个跌宕起伏又童趣盎然的故事。

    上马村的五龙亲身经历了大地龟裂、河流几乎干涸的大旱，亲眼目睹了巫师求雨的一次次失败。当老师说起必须借助人工降雨才能缓和旱情时，五龙犹如电石火花般灵光一现：为什么不去找人工降雨的工作队？说干就干，儿童从来都是行动派。五龙在全村人还在沉睡之际就上路求雨了。

    他和路上巧遇的下马村的树生分别站在自家立场上进行争执，饥渴之际他和树生合作偷西瓜，看起电影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求雨的使命，并且还在人家运输桔子的车里大快朵颐，然后沉沉睡去时更是忘了他们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两个小朋友最初求雨的壮志之所以没有演绎成生硬的教化典范，是因为他们的求雨从来都是一场游戏。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本质。他们为游戏倾情投入、乐此不疲。五龙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孩子让人工降雨工作队来自己村降雨是否合乎工作程序？其实五龙完全可以告诉村长，然后村长打电话或派人派车去找工作队。这样的儿童行为恰恰源于一种游戏的心态。五龙和路上结识的树生都互相打着埋伏,“假装”走亲戚，不告诉对方此行的目的。儿童的“假装”行为正是游戏虚拟结构、幻想功能的具体体现。

    细察两个小朋友的求雨过程,就是游戏精神的完美呈现。比如他们在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时,毫无心理负担地放弃了求雨。五龙和树生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路途的遥远和行程的艰难，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自不量力。游戏关注的是愿望的满足，游戏的满足感和力量感来自于过程。五龙和树生经历了一天的求雨历险，情感已经得到释放和满足。因而他们最后在观影中如痴如醉，根本不去考虑“接下来”会怎样，“好像他们翻山越岭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来这里看露天电影的”。

    五龙和树生的求雨故事蕴含着儿童文学中“离家——历险——归来”的经典叙事模式。这种游戏模式有很强的象征性。20世纪最伟大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曾把人的心灵成长隐喻为英雄的历险。他发现，尽管各民族神话中的英雄面貌和冒险经历各不相同，但英雄的历险总是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遭遇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儿童文学与神话的亲缘性，使其成长叙事也常包含离家——历险——归来这样一种原型结构。

    少年的“离家”常被称为成长的经典姿态。在这场命名为求雨的成长预演中，五龙和树生注定要经历种种磨难。第一重考验是友爱。树生主动地与五龙分享珍贵的水和食物等。但友情也遭遇危机。原来两家是仇家，在天旱之前的械斗中，两个人的哥哥都被对方打伤。两个小仇人相见，并没有分外眼红。因为按五龙和树生的理解：成人为宅基地大动干戈就是在课桌上画了一条分界线，有一方越界了，怎么办呢？用胳膊儿捅捅就是了。大人们也是这么办的，可“捅”得太厉害了。显然，两家不共戴天的仇恨被还原成小朋友间的打打闹闹的日常。于是两人斗气之后又嘻嘻哈哈地嘲弄起自家哥哥伤好后的滑稽表现。他们又重新结为患难与共的小盟友了，收获了友情。第二重考验是勇气，两人面对毒蛇冷静应对、默契配合，最后成功逃脱。两人还要面对暮色四合后山中闪烁的鬼火。两人用唱歌、用闷头快跑把恐惧甩到了后面。他们变得勇敢。第三重考验是责任。两人在饥渴难耐下偷吃了路边的西瓜。西瓜主人让身无分文的两人赔钱，两人为了抵债主动担水把西瓜地都浇遍，五龙还贡献出自己心爱的书包。继续走上求雨之路后，两人商量找到工作队让他们先到西瓜地这儿降雨。他们学会了担当。此外，还有酷热、饥渴和疲惫等等来自身体的重重考验。

    五龙和树生在“离家”历险中遭遇的一连串的事件既事出意外又合乎情理，情节巧妙又真实，结构紧凑不局促，而且完全吻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因而，求雨对五龙和树生而言，是一出儿童游戏，又绝非仅仅是一种消遣。虽然小说中五龙和树生的求雨没有达成目的，但他们是全村第一个向延续多年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并勇敢地把愿望付诸于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再造文明的冲动，同时又呈现出儿童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的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