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文献中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性图像

    清末民初，新旧社会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化在女性生活中亦有深切而鲜活的反映。笔者在清末民初图像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发现，西文文献中对于中国女性这一历史阶段的图像记录非常丰富，其中提供的史实不仅能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丰富和补充女性历史图像，而且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为研究界提供新的课题和新的角度。

    西文文献中清末民初女性图像数量增长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较为封闭，对于西方人来说有种神秘感，因此中国女性社会和家庭生活一直是来华西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早期西文汉学文献中亦有一些以此为主题的论著，这些论著在文字描述之外，附有纪实性绘画加以表现，但这种图像资料相当有限。1839年照相术发明后，文献中的图像数量大大增加了。照片成为精准反映史实的一个重要载体。拜照相术发明之赐，西方人利用技术优势较早地用相机记录了大量的历史图像。据可考资料，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长于勒·埃及尔（AlphonseEugèneJulesItier，1802－1877）访问中国，为时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的耆英拍摄了一张肖像照，成为第一张中国人的照片。该张照片现在看来较为模糊，细观之下发现，其清晰度不够可能更多是发明初期制作或使用技术不够成熟所致，而时间等物理条件导致的自然损耗倒在其次。需求促进技术进步。照相机技术成熟很快，且摄影技术易为使用者掌握。我们如今发现的绝大多数老照片，只要保存得当，都清晰如昨。照片能高保真地反映事物，因此其在史料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照相机的发明是图像资料激增的技术性因素，而西文文献中有关中国图像增多的历史原因应当归于1840年中国大门的被迫打开，这客观上为西方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性。清末以来，西方来华各色人等较之此前不仅在人数上激增，而且职业范围也扩大了。他们中间不仅有早期常见的职业身份，如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还有汉学家、艺术家、记者、探险家、旅行家、考古学家、教师和学生、军事侵略者等。在这些人及其家属中，不少人携带相机，走遍中国内地边疆，他们摄下的历史瞬间成为永恒的图像记录。在这些图像中，女性主题图像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很大的拓展。

    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和武力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习俗也同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正是在清末民初这个历史阶段中逐步摆脱了封建桎梏，踏上了现代化的历程。自清末始，女性受教育、自由婚恋、外出工作等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为进一步改变愚昧落后的生活习俗，颁布了剪发辫、易服装和废止缠足的法律。女子缠足的陋习逐步消亡，女性服饰也发生较大变化，高领服装盛行。这种服装吸取了西洋服装的特点，在满族女子的旗袍的基础上改良而成。这一阶段女性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新事物，女性思想上也有诸多新感悟。因此，女性图像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历史阶段女性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中国女性发展史中显现的重要价值。

    西文文献中清末民初女性图像的特点及样例

    西文文献中清末民初女性图像特点，一言以蔽之，有着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首先，人物身份非常丰富多样。既有慈禧太后、皇亲国戚、官员女眷，也有民间富裕人家的夫人小姐、市井人家的家庭妇女；既有满族妇女，也有汉族妇女及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有缠足的小脚妇女，也有天足的劳动妇女；有在家塾里念书识字的闺阁小姐，也有接受西式学校教育以及留洋归国的新女性，还有来华的外国女性。由于文献中的图像多为书籍中穿插的照片或绘画，书中有关图像的说明文字对于了解图像内容诸如人物及背景故事等极有帮助。

    其次，反映女性的角度多维，人物形象较此前丰满了。一向高高在上、面容阴郁肃穆的晚清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在清末西洋镜下也有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影像。例如多种西文书中附有的慈禧太后对镜梳妆的摆拍照，展示了老佛爷女性的一面；颐和园中慈禧装扮成观音菩萨、大太监李莲英扮作韦陀护法的戏装照，则揭示了慈禧生活中玩乐嬉戏的生活场景，这类戏装照和如今所谓Cosplay非常相似。这些照片原为清朝驻法使臣裕庚之子勋龄所摄，通过其曾在宫中担任慈禧女官的妹妹德龄的英文著述《清宫两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Moffat,Yardand Company,1914）在西方得以传播，且为多部西文图书转载。例如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且兼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PercyBland，1863－1945）在与巴克斯（Sir Edmund Backhouse）合著的《慈禧统治下的中国》（Chinaunderthe Empress Dowager,William Heinemann,1910）一书中即用了多幅勋龄摄慈禧照片，该书大肆渲染的慈禧私人生活其实多为虚构，问世后争议不断，唯其书中所附照片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第三，清末民初来华西人中女性的人数也增多了，其中有不少留下了在华生活的游记或回忆录，这些著述中附有不少女性图像，其反映角度有着女性的独特性。这些作者中比较著名的有立德夫人（AliciaBewickeLit⁃tle，1845－1926），为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她与在华经商的丈夫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0年，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主要著作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T.Fisher Unwin,1901）、《熟悉的中国》（Intimate China: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Hutchinson&Co., 1899）、《我的北京花园》（Roundabout My Peking Garden,T.Fisher Unwin,1905）等。立德夫人为了呼吁废除裹脚陋习，发起天足运动，不遗余力地在湖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大城市演讲，并争取张之洞、李鸿章的支持，为中国妇女解除封建束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1843－1932）曾于1909年出版过《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Hodder and Stoughton,1909）一书，记述了她在中国的见闻，尤其是关于与慈禧太后及王公贵族女眷的交往，其中附有80幅相关照片。比较珍贵的有记录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清廷皇族公主们到美国公使馆作客等场景。美国新闻记者、作家西登夫人（GraceThompsonSeton，1872－1959）1922年来到中国，采访了众多当时中国所谓的上层社会女性，其中有清逊帝后婉容及前清皇族，也有民国时期的杰出女性，在她1924年的著作《中国灯笼》（ChineseLanterns,Dodd,MeadandCompany,1924）中留下了80余幅民国初期女性的珍贵图像。英国作家、旅行家毕晓普夫人（IsabellaLucyBirdBishop，1831－1904）19世纪末来到中国内地，1879年起，先后到达中国的广州、东北、中西部，穿过壮丽险峻的长江三峡，游历上海，著有《扬子江流域及其周边》（TheYangtzeValleyandBeyond,JohnMurray,1899），记录下了当地人们的服装式样、风俗和传统，其中也包括一些女性服饰，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图像。

    这些女性作者利用天然的性别优势，在了解女性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时更为深入细致，且感同身受。她们有机会进入深宅大院内，近距离观察了解旧式贵族女性，也有机会在社交场合结交清末民初追求女性解放的新女性。正是由于这些来华西方女性作者不同角度的著述，西洋镜下中国女性的形象也逐步丰满和完整起来。康格夫人清末书中的图片揭秘了深居简出的王公大臣女眷的形象，她们打扮得花团锦簇，但面部表情呆板，木讷，缺乏生气和活力。到了民初西登夫人书中，则更多地揭示出她们的内在品质。如书中介绍采访过的毓朗贝勒福晋，西登夫人对她和其女儿印象极佳：“她们穿着华丽，外表谦和，但做事稳重，办事有力，体现着一种尊严。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得她们的内心与外在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令人敬佩。福晋是位伟大的女性，在她身上体现了对古老文化的传承，对现代知识的主动学习，以及非凡的管理才能。”她的描述是建立在与其采访对象交流和了解之上的，这样的赞美一改外界对旧式贵族妇女狭隘封闭的偏见。附图上的福晋轻松自然，面带微笑，与此前康格夫人的书中脸谱式的人物图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登夫人笔下上层社会女性中的新一辈则更加开放和西化。受西方影响，锦衣玉食的她们走出家门，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做慈善兴教育，奉献社会。图像中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周自齐第二任夫人周顺勤，在天津上过女子学校，是女子慈善协会的成员，英文名为Shirley。从其衣着和化妆看，时尚感很强。另有一张前清庆亲王第五子载抡的夫人抡倩如的照片，其服装和装饰十分有模特风范。

    第四，如果说女子不缠足是身体上的解放，兴女学即女子教育就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清末民初的女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甚至大学教育是此阶段历史进步性的重要体现，西文文献中对此多有揭示。康格夫人书中有张上海清江女子学校上代数课的图片，教室中可见黑板上方缩起的世界地图。有意思的是，将代数公式里的A和B替换成了汉字天和地。右边站着的代数教师是一男性，左边学生排成一列，轮流到教室后面的黑板前，在老师的监督下朗读算式。另有一张美国传教士布朗（ArthurJudsonBrown，1856－1963）在其《中国革命》（TheChineseRevo⁃lution,StudentVolunteerMovement,1912）一书中附的广州夏葛女子医学堂女学生课间在操场上休息的照片。这个女子医学堂是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支持下，由美国女医生富马利（MaryFulton，1854－1927）在1899年创办，原名为广东女子医学校，1909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夏葛（E.A.K.Hackett）的捐助，更名为夏葛女医学堂。民国后由岭南大学接办。

    西文文献中对国内最早出国留学、学成归国的女性也颇多记录。石美玉大夫便是杰出的一例，布朗书中也有记录和照片。石美玉（MaryStone，1873－1954），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年幼时为一美国传教士收养并带回美国读书。石美玉天资聪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1896年在故乡九江创办但福德医院（又名九江妇幼医院）及护士学校，由于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在九江获得广泛爱戴和尊敬。1915年与同道组办中华医学会，一度任副会长。1920年，她将九江医院事务交其妹石非比管理后，到上海创办伯特利医院。八一三事变后，伯特利医院遭到严重破坏。翌年，石美玉在法租界另设分院及诊所。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逐步复兴伯特利医院。1951年5月，石美玉要求上海市政府接办医院。1952年12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1954年，石美玉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逝世。

    第五，除了上层社会及知识女性，这些图像资料对于普通劳动妇女也有更多的聚焦。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家庭妇女在家中的个体劳动图景，亦可看到近代化工厂中的女工集体劳动的场面。毕晓普夫人书中的图片上，家庭妇女正在进行传统蚕丝加工，图片清晰地展示出蚕茧上的丝是如何抽绕出来：先将蚕茧放在加热了的容器中，待蚕丝松开后，抽出丝头，绕在正方形的架子上。西登夫人书中的图像则展现了无锡缫丝厂缫丝车间的情景，以前的手工操作已为机器化的大生产代替。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文文献中少数民族妇女图像也较为丰富，蒙古、回、藏、苗、畲、哈尼、瑶、维吾尔等民族的女性图像在这一时期的西文书中都有反映。毕晓普夫人书中有一张当时福建少数民族畲族部落带节庆头饰的女性照片，头饰模仿狗的形状——该族自古保留下崇狗习俗，认为狗和他们的祖先有关，因此至今不打狗食狗。

    纪实性绘画中的女性图像

    除了老照片，文献中的绘画（或称插图）也值得重视：一是由于1839年前的图像完全是靠绘画记录的；二是照相术发明后绘画仍然是图像记录的一个方式；三是较之照相术，绘画在记录事实时更多地融进人为的因素，因此在应用时须研究分析。英国人乔治·史密斯（GeorgeB.Smyth）在1900年出版的《中国危机》（TheCrisisinChina,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00）一书中附上了原发表在Harper’sBazar（Harper’sBazaar的旧式写法，中译名为《时尚芭莎》）杂志上一张慈禧的画像，据图片说明此为慈禧年轻时候的画像。但这张照片与慈禧年轻时的真实形象相去远矣，绘画者似凭借想象画出，其中人物的姿势等明显有西方女明星风范，应为西方流行时尚杂志吸引眼球的噱头之作。

    比较写实的慈禧画像应为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A.Carl，1858－1938）的作品。因其弟柯尔乐（FrancisAugustaCarl）时任中国海关税务司，与当时的美国公使夫人康格相熟，在其推荐下，凯瑟琳·卡尔入颐和园为慈禧画像。她的著述《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With the Empress DowagerofChina,2nded.SociétéFrançaisedeLibrairieetd’édition,1926.）即是以自己在清宫为慈禧画像的经历为内容。书中提及为慈禧画像时，慈禧多次要求把自己画得年轻些，她也听从了慈禧的建议。她的《慈禧太后画像》曾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展览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遵慈禧太后旨意将画像作为礼物赠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卡尔书中另有一幅慈禧逗鸟图，描绘了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中逗弄小鸟的情景：似用其手上的一只鸟引逗树上的另一只小鸟，随伺宫女太监甚众，远处玉泉山塔也揽入画面，图像在布局、内容表达、场景选择上都颇具匠心。美国人格瑞（JohnHenryGray，1828－1890）著《中国：法律、生活方式和风俗的历史》（China:AHistoryoftheLaws,Manners,andCustomsofthePeople,MacmillanandCo.,1878）书中的一幅广东佛山官府的桶枷刑罚也值得记述。一位少妇身背幼儿，正给自己受桶枷刑罚中的婆母或母亲喂饭。刑罚中的老妇人仅有头和双手露出桶外，自己无法进食。且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图片不仅形象地表现了用刑的方法，而且有情节有故事。

    综上，清末国门打开之后西风东渐，中国女性的思想意识及生活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前刻板、封闭的形象不同，西文文献中对清末民初女性的个性、个人经历、性格特征等都有了一定的揭示，女性图像的丰富性增强了。由此可见，女性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解放自己，才能有机会更多地为世界所了解，从而在历史上留下多角度、全方位和立体化的形象。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文古籍中清代北京老照片及图片的整理及研究”12LSB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