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大地》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改变

    1938年，也就是整整八十年前，美国小说家赛珍珠（PearlS.Buck）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因描写中国而获此殊荣的西方作家。她的代表作《大地》（TheGoodEarth）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更在改变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进入二十世纪，一系列的事件使中国受到美国的关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上海和广东的商业行会对美国商品和商号的抵制运动、清末的改革运动以及继之而来的共和革命。这些运动使部分美国人——包括政治家、外交官和驻华传教士、记者和观察家——意识到，中国已经开始“觉醒”，这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值得赞扬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美国人对中国“觉醒”的赞扬是与另一种心态相连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觉醒是美国“施恩”于中国的结果，是美国使中国免于列强的瓜分，而且提供了中国改革者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工具，换句话说，美国乃是中国的“保护人”。这样，中国的“觉醒”和中国作为美国的“被保护者”就构成了二十世纪初叶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但是，所谓中国的“觉醒”，只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的，所谓美国“保护”中国更是欺世之谈。但尽管如此，中国形象毕竟在部分美国人心目中起了变化。

    在将新的中国形象传递给更多美国人的过程中，传教士、记者、观察家们发现，他们能够有效地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对于广大民众却一筹莫展，因为普通美国人根本不读他们的文章和报道，通俗读物和电影是他们认识中国的主要来源，在那里，定型和恶劣的中国形象仍在继续。1910年代出现的傅满洲小说系列满足了美国人对“黄祸”的恐惧心理和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此同时，在电影这个出现不久的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虚构的中国人形象。陶乐赛·琼斯在研究了这一时期美国荧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后发现，“在早期的故事片中，美国荧幕上经常描写的是比较下流的中国人的生活——鸦片烟馆、赌窟、拷问室等等；而被描写的中国人物，主要是神秘和刁钻的坏蛋角色，经常把他们描写成想要消灭西方人或全部白种人。在二十年代里，出现了一系列以美国大城市的唐人街为背景的谋杀闹剧。可以说，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美国荧幕把中国描绘成罪恶渊薮，已达到了顶点。”（《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

    反者道之动。三十年代初期恶劣到极点的中国形象对于1931年出版的《大地》可能并不完全是件坏事。与传教士、记者、观察家不同，赛珍珠没有用一种西方的标准来看待和描写中国，但是她的代表作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哈罗德·伊萨克斯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喜爱中国人并试图描述、解释他们的美国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做得象赛珍珠那样卓有成效。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比她那著名的小说《大地》具有最强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她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制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贫民窟中的人们那样。”（《美国的中国形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地》出版后施展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出版过程并不顺利，这本身也很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语境。在《大地》之前，先是《东风·西风》被好几家出版社拒绝，最后好不容易才被约翰·戴公司接受。后来《大地》也被一个出版商退稿，理由是人们不愿意读关于中国的东西。这一判断在三十年代早期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没有人认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能够卖出去，直到赛珍珠做到了这一点。”（《〈大地〉的故事》）傅满洲小说系列的大受欢迎并不是一个反例，因为这些小说以及同一时期美国的其他中国题材小说，说到底都是关于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作者们关注的焦点是西方而非中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31年3月7日《星期日纽约论坛》一篇书评的结论：“一年前赛珍珠的《东风·西风》出版时，我曾说那是第一部成功地用英文写中国的小说。现在，由于《大地》的出版，她可以算作第一流的小说家了……这就是中国，以前从未有人在小说里描写中国。”确实，赛珍珠的作品开始真正关注中国，她所描写的是真正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生与死、爱与恨、贫穷与发达。

    不夸张地说，是赛珍珠使大多数西方人看到了真正的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大地》对于消除种族偏见和改变中国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新内容，才使它最终打破了出版界的坚冰并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一个值得同情并且让人钦佩的全新的中国形象。

    二

    《大地》原来的题目是《王龙》，后来赛珍珠接受编辑的建议才改用此名。编辑的确切意图现在已无法得知，但很可能他意识到，“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凶恶可怕的动物，用这样的名字来做题目很可能引起读者的反感。但在小说中，王“龙”绝不象他的名字那么可怕。实际上，他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被描写成一个诚实、勤奋并且对土地有着无限执着的人。小说的开篇，通过王龙简朴的婚姻、破旧的房屋以及全家寒酸的衣食，凸现了他的贫困。但是贫困并没有压垮他，更没有泯灭他对土地的渴望。为了要拥有自己的土地，王龙忍受贫穷、饥饿和屈辱，与天灾人祸搏斗，逐渐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记录了王龙与土地的种种联系：为买地付出的艰辛、逃荒进城后土地之梦的不灭、买到土地后的兴奋、耕耘时的满足、丰收时的喜悦、遇灾后的悲哀……王龙对土地的执着源自这样一个信念：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土地。所以，当有人想利用饥荒低价收购他的土地时，王龙的愤怒是“他这辈子还从未有过的”，他喊道，“我要把地一点一点地挖起来，把泥土喂给孩子吃，他们死了我要把他们埋在地里，还有我、我老婆和我的老爹，都宁愿死在这块生养我们的土地上！”正是这样一种与土地的密切联系造就了王龙一生吃苦耐劳、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美好品质。

    但是，当王龙发财成为地主后，他人性中的某些弱点也暴露出来。他很快娶了小妾并开始冷落糟糠之妻（虽然也让她衣食无忧），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小说结束时，王龙已经奄奄一息。综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远大的目标，同样他也没有邪恶的目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人的七情六欲。王龙是赛珍珠笔下性格组合面最多的一个人物，而在这众多的面向当中，他对土地的热爱这一面又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所以从艺术上可以说，王龙是赛珍珠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王龙的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相比之下，他的妻子阿兰则更加受人尊重和同情。阿兰原是大户人家的丫头，自嫁给王龙那天起，便成为他的好帮手——白天种地、晚上照顾老人。每次生孩子，阿兰总是临产时才离开干活的田地，并且生完后很快又下地干活，整个生育过程都是一个人完成，从不要人帮忙。她只是干活，很少讲话。然而当大灾之年不明真相的邻居来抢东西时，是她向他们讲明了情况，化解了矛盾。大灾之年，她想尽办法给家人弄食物，但自己总是最后一个吃。但阿兰也不是圣人，只是一个很实际的农村妇女。当全家逃荒到南方后，她教孩子们如何讨饭。当二儿子偷来的一块猪肉被王龙发现后怒气冲冲地扔掉时，阿兰一边将它拾起来一边说：“肉毕竟是肉”。她同样也加入了饥民“抢大户”的行列并得到了一小袋珠宝。

    象所有中国传统妇女一样，阿兰对丈夫言听计从。当王龙决定卖了那些珠宝买地时，她除了留下两颗外，全部给了王龙，使家庭迅速致富。甚至当王龙索要那两颗珍珠给他相好的妓女时，她也完全妥协。阿兰确实表现得比较软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个人意志。虽然她阻止不了王龙娶荷花为妾，但是她坚决不许荷花的丫头杜鹃进门，因为杜鹃曾在那个大户人家虐待过她。阿兰对荷花的消极抵抗维持了家庭的体面，同时她用一如既往每天默默的工作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王龙最终重新发现了这一价值，从而也部分找回了失去的自我。阿兰在看到大儿子结婚成家后幸福地死去。

    在《大地》中，赛珍珠除了塑造了王龙和阿兰这两个传统农民形象之外，还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各种民俗。民俗是民间文化的主体。作为一种模式化和仪式化的行为，它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其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民俗进行描写，无疑有助于展示一个民族物质及精神生活的特征。

    赛珍珠没有把王龙、阿兰写成完美的人，同样，中国也没有被赛珍珠描绘成一个完美的世界。她没有回避大地上的痛苦：洪水、旱灾、瘟疫所造成的饥饿和贫穷，以及土匪和军阀的骚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常常被迫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如杀死自己的孩子。过去一些西方作者常常拿这件事来说明中国人的残忍和邪恶，赛珍珠则完全不同，她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这件事情上的万般无奈。小说第八、九章提供了阿兰杀死第四个孩子的具体背景：长期的干旱造成谷物歉收，王龙一家一连数月没有粮食吃，在树皮草根都吃完的情况下，王龙决定举家逃荒到南方，而阿兰却在这个时候要生育。在这样的时刻，她唯一的抉择只有杀死孩子，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只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而不是谴责。赛珍珠的描述使读者明白，是贫困杀死了婴儿，而不是因为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残忍。总的来说，贫困和痛苦不是赛珍珠表现的重点，在更多的时候，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村生活是富有田园风情的：“田里的麦种发芽了，在湿润的褐色土地上拱出了柔嫩的新绿。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就互相串门，因为每个农民都觉得，只要老天爷下雨，他们的庄稼就能得到灌溉，他们就不必用扁担挑水，一趟趟来来去去把腰累弯。他们上午聚在这家或那家，在这里或那里吃茶，光着脚，打着油纸伞，穿过田间小路，一家家走来串去。勤俭的女人们就待在家里，做鞋或缝补衣服，考虑为过年做些准备。”

    总之，《大地》所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耕作，他们过着传统的大家庭的生活。赛珍珠的笔调基本上是肯定和赞美的。

    三

    《大地》于1931年在美国纽约出版。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5年获得豪威尔斯优秀小说奖。尽管赛珍珠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是基于她的多部作品，但是一般认为《大地》对瑞典文学院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地》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承认，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美国连续畅销。根据出版商约翰·戴公司的估计，《大地》的众多版本和重印本累计起来超过了二百万册。

    1932年，《大地》被改编成戏剧在百老汇上演。1936年，它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并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该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路易丝·雷纳因成功扮演阿兰而荣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根据制片商的统计，大约二千三百万美国人观看了此片。

    哈罗德·伊萨克斯在调查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后指出：“包括小说和电影，《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更加实际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确，《大地》取得了为面目不清的中国人提供清晰面目的伟大功绩。”（《美国的中国形象》）

    这样由于《大地》的出现，从1931年起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不再是廉价和肮脏的苦力，不再是“异教”的野蛮人，不再是威胁西方文明的“黄祸”。他们也不是一群由傅满洲带领的恶棍，而是象王龙、阿兰那样诚实、勤劳的农民。像美国的农夫一样，他们热爱土地，并且同样具有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好客友善的美好品格。跟美国农夫相比，中国农民可能要多一些迷信而少一点宗教信仰，但绝不邪恶和愚蠢。或许美国读者不能理解，为什么王龙在饥荒时会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老人而不是孩子；或许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阿兰能够忍受王龙的另寻新欢而不坚决反抗。但是他们明白：中国人没有什么神秘或特殊的地方，他们同样梦想着美好的生活，同样对厄运和死亡感到恐惧，他们和自己是差不多的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这就是《大地》向美国人展现的中国形象。为什么这一形象能够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呢？

    首先，王龙和阿兰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一位美国读者这样描述阅读体验：“读了几页之后，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读一个中国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好象我和这些男男女女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我们不同的仅仅是穿的衣服和居住的土地。”《每月书刊新闻》的评论这样写道：“这个令人非常激动的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古怪’和充满‘异国情调’的。他们自然得象他们的土地。他们如此富于人性以至于第一章之后我们便对他们的人性而不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更感兴趣。”（西奥多·哈里斯《赛珍珠传》）上文中提到，赛珍珠在《大地》对中国农民的“信仰和习俗”投入了大量的笔墨，也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是读者们对此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上。这固然是由于小说描写的生动性，使读者们很快忘却了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读者接触到一个陌生的文化文本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寻找和关注自己以往熟悉的东西。在这方面《大地》并不缺乏。

    赛珍珠在《大地》中极度渲染的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这首先满足了读者对“相似性”的要求。保罗·多伊尔指出，《大地》所描绘的人物“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全世界农民的代表。他们的奋斗、喜悦和失望是一致的。这一特点被读者立刻发现了。”（《赛珍珠传》）其次，对美国读者而言，王龙和阿兰简朴的生活态度很可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从清教徒开始，经过杰斐逊、梭罗直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生活简朴，把它当作民主的象征，以反衬炫耀铺张的欧洲贵族生活。《大地》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生活态度。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王龙的力量是和纯朴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的；后来他的堕落正是因为背弃了这一生活态度。从这个道德模式来看，王龙非常贴近美国人喜闻乐见的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从1867到1899年，阿尔杰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大都描写贫穷但诚实的小伙子从衣衫褴褛到富贵尊荣的故事。它们在二十世纪初更加受到欢迎，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这些小说都强调人要辛勤劳动，要有决心和毅力，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财富的怀疑态度。《大地》在这些方面与之相似。发迹固然是好事，但财富过多往往意味着道德败坏，阿尔杰和赛珍珠的小说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将读者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使本来陌生的东西显得熟悉，赛珍珠在《大地》中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她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

    第三，时间为《大地》的广受欢迎做好了准备。1931年《大地》的出版恰好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同步。战争把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受害者──中国一方。当日本的零星进攻扩展为全面侵略，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也随之升级时，由《大地》改编的电影出现了。尽管电影内容没有涉及战争本身，但美国人明白，日本人侵略的是王龙、阿兰的土地。

    《大地》的出版也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代。1930年代美国面临经济危机，又赶上干旱和沙暴，在交互逼迫之下，百万户农民家庭只得背井离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苦难和坚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小说的题材，最著名的如《烟草路》《飘》《愤怒的葡萄》等。在《大地》中，王龙一家是从北往南，躲避灾荒。在《愤怒的葡萄》中，约德一家是从东往西，寻找新的机会。所以，《大地》虽然讲的是中国农民的故事，但说到底，它讲的是土地，对此美国人并不陌生。王龙和阿兰在土地上挣扎，与天灾人祸做斗争的故事不难引起大萧条年代美国人的共鸣。

    四

    《大地》的成功使勤劳、坚韧的中国农民形象深入人心，这首先带来了一个“实际的影响”。胡仲持在1933年《大地》中译本“序”中写道：“《大地》这小说多少转变了欧美人对于我国的观感，那实际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三一年秋，正是《大地》在美国风行的时候，我国发生了严重的大水灾。在政府所收到的从国外汇来的赈款中，美国人所募捐的占着大部分。那原因，据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写给作者的信中说，就由于王龙一家人遭遇旱荒的故事，深切地感动了美国人的缘故。”其次，当抗战爆发后，美国人认为日本是在侵略王龙和阿兰的家园，杀死他们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中国人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具体的形象。与赛珍珠为中国抗战募捐、发表演讲、写文章等工作相比，《大地》的认识和美学功能对中国的帮助显然更为重要。

    《大地》不仅改变了美国人的中国观，也改变了中国人在其他国家和人民中的形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赛珍珠的作品曾被译为145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与文字作品相比，同名电影的影响力还要巨大。根据陶乐赛·琼斯1955年的研究，“影片《大地》从十八年前首次发行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循环映出。在这段时期中，影片曾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计有四千二百万观众人次和将近二千三百万美国观众人次。”作者由此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部影片不仅在我国，也在全世界，比其他任何一本书、一个文件或一部影片，说得上是比较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的思想和形象。”（《美国荧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上述的两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生认为，赛珍珠是“自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赛珍珠的多重世界》）这并非过誉之辞。

    《大地》对赛珍珠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地》的成功使她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妇女成为了名声显赫的“中国通”，此后她的每一本关于中国的作品都受到公众的关注。如果赛珍珠只是在1931年出版的《大地》中隐约地表明了龙与中国人的关系，那么，在十年之后的《龙子》中这种关系就非常明确了。赛珍珠此时可以将“龙”放在题目上而用不着担心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因为通过阅读《大地》，读者们对“龙”早已有了新的和善意的理解。《大地》也给赛珍珠以后的作品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每当她有新作问世时，人们总是拿《大地》与之相比，而且每每认为不如《大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