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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转盘”中的“通衢”或绣花之眼

    ——现代译诗摭谈

    陈仲义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1月28日   03 版)

        一

     

        新诗的发生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不能不承认西洋诗是中国白话诗——不是唯一却是不可或缺的催生婆。但细究一下,西洋诗和中国白话诗之间实际还隔着一层翻译诗。准确地说,“夹层”的译诗才是新诗发生的双重主要源头之一。

     

        奇怪的是,小说、戏剧、散文的翻译从不被涂上“舶来”色彩,唯独诗歌?盖因译诗的权重太大,直接影响深,接受时更需要付出“拐弯”的痛苦。广为流行的说辞是:诗歌是翻译流失的部分——最不易掌控。诗歌的本体属性居然与翻译紧紧捆绑在一起,甚或某种程度被“左右”。那么反过来说,岂不衬托出翻译“任重道远”的难度与“举足轻重”的奥妙?难度与奥妙,都集中在各路指挥家们的指尖上,面对乐谱进行的“演绎”,每翻阅一页,便可能“变奏”一次。

     

        但说到底,译诗的整个过程脱不了“交互”的对话,是翻译主体(兼具高级原读者和隐含原作者双重身份)经由文本中介与原作者通话,再通过二次文本与未来读者对话,从而构建一种不断完善的循环。其本质,是一种基于互文关系的转换性“再造”作业,于多元“转盘”(渠道、方法)中,坚持属于自己“这一个”翻译个性,最终在“通衢”中胜任、纾解多元接受压力。

     

        任何译本都无法一统天下,因为译者和受众心理都希望有下一个好球。通常情况下,是少数领跑译本做“捷足先登”,多数译本“紧随其后”;他们都或多或少留下这样那样的“漏洞”,好让后来者“弥补”。永远处于扬弃中的“循环”,这,或许是译诗的最大魅力,也在不断的“翻供”中,赢得一批批受众。

     

        应该承认,译诗的耗损特别巨大:语言、形式、节奏、韵律,难以言传的神韵、意味,经过“二传手”有意或无意的“疏忽”,有时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也应该肯定,不少优秀的“二传”能巧妙摆脱困局,以高起高跳的主攻面目出现,打出意想不到的好球——译本超越原著的案例难道还少吗?

     

        于今许多人还在抱怨,译诗大多并没有反映出原作的节律样貌,通常是在“走了样”的格律中完成的。在不同格式转换中,究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成功“歪曲”,还是不太负责任的“偷懒”。反过来,百分之百忠实于原籍格律,就一定是上乘的吗?貌似最严格的,依然受限于不同语系之间在语性、习惯、口味等方面的摩擦而不出现偏差。在咀嚼各种酸甜苦辣之后,人们应该会重新回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预告:“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从而大大敞开“同情之理解”。

     

        二

     

        翻译在严复手里最早是打出“信达雅”旗号,它以忠实为圭臬、畅达与美形式为两翼。后来许渊冲提出“三似”(意似、形似、神似)和“三化”(浅化、等化、深化),再后来提出《译诗六论》“一、异、依、艺、易、怡”6个字。但激进的论者与诗人不太满足这种稳妥的辩证法,他们更愿意追求“尖新”的东西。埃斯卡皮主张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温伯格主张原作与译作“不是克隆,而是父子关系”;余光中主张“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汪剑钊主张译诗是一次冒险的恋爱;王家新主张“通过背叛达到忠实”,且化为三条标准:灵犀性、精确性、创造性。杨炼继承瓦尔特·本雅明关于翻译为“第三种语言”的说法,借此打了个比喻:两国语言的转换好像铜与锡混合成青铜,避开了铜之脆和锡之软,却变得既硬且韧,像另一种元素。

     

        近年出现王家新、黄灿然与北岛之争;李笠与马悦然之争,反映了译诗观念、路径、技术、方法策略的不同。以后者为例。2011年围绕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版翻译,马悦然与李笠发生“火拼”。马坚称: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而其译作必须近似原文,据此挑出李的错误多达130条。李笠是第一位用瑞典语创作的优秀中国诗人,他嘲笑一个人对一门外语无论掌握到多么精深的地步,如果他骨子里不是诗人,他没法译诗。这样的巨大分歧再次回到原点:翻译是同步式呼唤原文语词间的对应,还是对原文本土化的二度书写?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在逻辑和想象中达成统一?有论者比较老鹰崖/马悦然译、鹰崖/李笠译两个译文,说李笠保持住了特翁原诗的平淡中升华的特色,马悦然以沉默中开篇,过分煽情,不是特翁的风格。

     

        三

     

        应该说,采用“比较”,是译诗标准具体操作的有效方法,在比较中容易检出高低。保罗·策兰的《花冠》(Corona)是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作品,先后有黄灿然、孟明、北岛、王家新四人译本。也有人通过比较大致分出四种译本的长处短板“我们能够看出:王译相对雅致准确,但节奏感逊色;北译语气、节奏感非常好,但有些地方缺少精准;黄译舒展自然,可圈可点,可惜失之散淡,显然将原诗紧张的节奏放缓了;孟译口语用词和书面用词交错得混乱,节奏感匮乏,总体上不如前三种译本,但他的译本主要来自德文,在某些用词上也总结了前译的经验,所以更为准确精炼,仍有可取之处”。(王凯梅)

     

        这里,涉及到译诗的标准取舍与风格问题,由于标准的复杂带来标准的悖论,故有人吁请那些还不能把握汉语诗歌最高水准的译者,应放弃译诗。因为不少国际诗人的译作,不如国内一般诗人的作品的水准,一流的原作译成了二、三流的东西。有不少译者在汉语诗的水平没有跟上来的状态里去翻译诗,企图以“含混”蒙蔽过关,结果导致大量的语言垃圾。

     

        在某种意义上,诗译更容易发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人们的确无法强制性推行某种“规范”,但需要注意的是,译诗中容易失却的东西主要是肌质:意蕴、节奏、形式、语感、口气等文化积淀,(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学翻译,其实最容易丢失也最难译出的是“语境”,即被汉语古典诗学称之为“气韵”的那部分。)而不容易丢掉的东西往往是构架:思路、情节、事实、细节,以及部分关系确定的词语。那些流失的东西正是诗歌中更重要、美妙、特殊的所在。正是这一内在矛盾与困扰,激励一切有志译诗的人们,前仆后继,也锱铢必较。

     

        面对新诗翻译的多元“转盘”(渠道、方法),人们希望有一辆出色的跑车,一劳永逸、应付裕如地驰向理想的终极目标。这样的跑车永远无法找到,但多年积累的经验,从目的论到方法论,人们已有足够的策略应对多元译本的考验。据说当年上帝为了禁止人类抵达上天的通道,用不同语言隔绝人类的交流,导致人类的巴别塔计划落空。现今信息大爆炸、咨询大畅通的新形势下,虽然通往诗的巴别塔依然困难重重,但凭着西西弗斯的苦力,人们该越来越接近向往中的“天光”。

     

        我个人倾向于译诗的“天光”如同创作一样,从层层堆积的云层里透露出来,即讲究精准基础上的“新见”——那是高级阶段精细与“变造”的产物。比如王家新翻译策兰的“晚词”“晚脸”,晚是稍后、迟到、姗姗来迟,与“脸”组合,有陌生化惊奇,不止突破表面字意,还触及诗歌神秘隐秘部分。比如题目《死亡赋格》与《死亡的赋格》,只差一个“的”字的微妙区别,前者做并置结构翻译,是为突出四个字的专有术语;后者是偏正结构,是为突出复调这一音乐体裁。如何取舍,都需具备绣花之眼。

     

        所以,译诗之道,一旁看宏观,“转盘”之际,当多方促成“通衢”;一旁做微观:译诗有如绣花走针,丝丝缕缕,南经北纬,千姿百态,见微知著。粗疏之材、浮动之心、僵硬之指,最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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